我注六经的悲叹
我注六经的悲叹
2009年12月19日 00:00中国经营报
晚清的中国是有一个机会进行自我转型的，或许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机会让古老的中国走入现代化的时代，那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上层的主导人物自然是力求振作的光绪皇帝，其下的主导人物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这最后的机会被断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有无数的悲欢离合与黑色幽默，比如“六君子”中竟包括几乎算是被枉杀的康有为的弟弟，以及两位根本算不上激进改革派的人物。
现世回顾当时的变法过程，自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说是否过于激进、是否路径有问题等等。但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从这次变法的文化根基上着眼，进而说明这次变法本身就具有先天不足之处。
康有为，后世考证其与变法并无直接联系，他只是作为幕后推手或精神导师而存在。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康有为虽然在变法时被赏了六品顶戴以及可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但并未进入维新时期的政府机构核心，而他的作用倒是在1888年没有考取顺天乡试之后，于当年9月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国家危亡之祸就在眼前，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按照古今上书的通例，提出了自己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口号。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 此两部著作确实在当时的学界影响甚大。《新学伪经考》是把很多被奉为圣人所做的经书斥为“伪经”，完全颠覆前人的思考路径；而《孔子改制考》则直接把孔子弄成了一个改革家的模样。康有为如此做，其理路与他的前辈是有渊源的。自从中国的官方思维定于儒学一尊之后，应该说学术的创新并未完全停止，而是在一个大帽子之下各自发展。后世著名的理学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尊崇儒家的学说，但到底与原本的儒家有什么关系则不好说。尤其是程朱理学，到底是自说自话还是庸俗化实在难说得很。而王陆这一支的修为，更是透着一股禅宗的味道。顺便说一句，大儒王阳明甚至还是一个气功高手，他曾于军营中练气发声，长啸之音一起，一军皆惊。
儒学确实有其固定的价值观，但那是2000年前的价值观与社会理想，并非是直接放到各个朝代都能作为准则使用的，想要进行社会方面的改革，就必须提供新的理论与办法。但思想已然定于一尊，这个改变就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像宋朝的王安石那样直接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当然，他这种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的指望；另一种自然就是一直沿用的“我注六经”的方式，也就是康有为用的这种，而且康有为把其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孔孟毕竟离世多年，对其学说和文本进行解读的权力已不在他们手上，而是在后世所有有本事换一种方式解读的人手上。但这个重新诠释的手艺用到把孔子弄成改革家的程度，确
实也是罕见的，但在那个时代里这样还算正常。在其他时间段里重新注解孔孟学说以便于发展自己的思想，所面对的挑战与外在刺激不过是内部的压力与自我挑战、改革，而那个时代则内自思想、外则枪炮，统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康有为用如此激烈的手法来“我注六经”，从而达到文化升级与改变的目的，其实背后是有强大的求变意识在支撑的，这也是当时两书一出，马上得到巨大反响的原因。
但也正是如此，也就埋下了这次变法之祸根。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带来的冲击，依然只能用这种方式重新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未免在变革的时候马上就会感到先天不足。而在同一个语境中说话，必然会被那些锤炼了2000年的、已经近于炉火纯青而自洽的观点所驳斥，在皇帝与变革意识浓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固然可以一时风行，其理论的硬伤却也不可避免。一旦权力的中心进行了转移，所有新形成的理论基础也就灰飞烟灭了。变法、改革或许有成败，输可以输在权力斗争上，要是连这个理论基础都输掉的话，这变法即使表面有成，也很可能最终走入死胡同。
康有为个人最终退缩到了明君政治与拿着所谓衣带诏蒙事儿的地步，恐怕与其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我注六经的怪圈有关。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些学者依然还是在弄这个把戏，无论是新儒家还是某些国家主义者，或者是原本已经接受新思维的人，很多又退回到了康有为的原点上，良可慨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