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历史中的几个重要片段
湘军历史中的几个重要片段
半壁江山“圣库”银
位极人臣却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曾国藩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清廷震恐。适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遂招募湘民号湘勇,任用儒生为将领,朝夕训练。到1854 年初时 ,湘军练成水陆师 1.7 万余人。
这段时间内安庆于1853年2月24日被太平军占领。同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天京。自此安庆成为天京的西大门。 1859年到1861年,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重镇安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为保卫安庆,率军多次救援,进行了两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咸丰十一年,围城二年的湘军终于靠在安庆马山城墙下掘地道、埋火药,炸开安庆城墙十几丈,攻克太平军拱卫天京的军事重镇安庆。
城将破之时,攻城主将曾国荃(曾九)下令任何府都可以进,惟独英王府不能进,违者杀头。后果然在内抄到相当多的珍宝。 据说曾国荃将英王府的财宝分了部分给自己的吉字营作军饷,其余运回荷叶塘,开始起大屋,买贵重东西。从那时起曾九就比老大家富。那时不光全湘乡在说、全湖南都在说,人参都让曾家买光了。
据说事后曾国藩很是责怪了老九一番,桀骜不训的曾九气哼哼地去了。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工业和军工制造,也算“洋务运动”的序幕开始。
安庆城破后,太平军抵抗也有,投降也不少,湘将领李臣典出了个杀降的馊主意,让曾九安排万余太平军,每一百人一批进一大屋“领路费”遣散,实进屋绑上拉出后门砍头,一日一夜砍了万余人头。当时停泊长江江心下锚的二艘英国船只,行到都为尸首所阻。 杀劫只是打下天京的预演。到三年后后来果然打下天京,太平天国卷江南半壁江山的财宝都“无影无踪”了。
1864年的七月(凡汉字历皆农历)底克服安庆,八月初一曾国藩收到捷报。而后再收到咸丰帝于七月十六崩殂热河的急报。国家一
时事事皆大。可怜的大行皇帝一生,一即位即遇上是年太平天国造反,好不容易攻下安庆,却无福得见克服天京即告驾崩,一生的十一年皇帝当得焦头烂额,真不容易。
其后湘军围攻天京,但欠饷已久,军心浮动,均出工不出力。但毕竟湘军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只是由地方出资的练勇,军资有一搭没一搭。虽然据左宗棠说,他在湖南任巡抚幕僚时,为湘军解款300余万两,而且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多次解款相助,但十数万将士前线用兵十余年,这点钱能顶多久?所以湘军军纪相对较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虽然曾九一再许诺鼓动打下天京美女金钱无数,但毕竟那是远期空头支票,目下却是要卖死力,就算是他的吉字营也鼓不起劲,天京之围渐渐松弛下来。本包得跟个铁桶也似的围城,太平军小股居然可以有隙渗入渗出小批量搬运城内急需的物资。
此时李泰国代大清向西洋买舰队不成,分二批退回50万两白银,第一批退回已入户部库,第二批21万恰到上海关。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立即截下这笔钱,解来发放饷银,吉字营人心才稍稳定,天京重新被包得跟铁桶也似。
曾国藩想弟弟独成大功,一直不放外围觊觎已久的各部兵马入内围。担任攻城主官的曾九也想抢得头功,分派鲍超的精兵霆字营去分守六门,这样克服天京的大功就无人可抢了。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对比湘军的悍勇:攻天京城的军力只得5万人左右(不包括外围参与围困的军队,总兵力约20万上下),而此时守天京的太平军力有十万,加上城中百姓青壮参与守城的约有二十万人,破城时除去分守六门的霆字营人马,真正参与一线攻的只有区区三两万人,但就是这区区三两万人,硬是攻进了天京。攻击还是曾九攻破安庆的老招,在太平门下掘地道,放炸药,一声炮响后吉字营人马狂暴般卷入城内„„
通观整个湘军与太平军战史记载,湘军最多时总兵力也只得20万,多数时候是以少敌多,当时太平军总兵力在百万上下,湘军与之对峙的只是十来万人。可以说,湘军是在“以一敌五”的基本数上,打赢了这场持续十来年的以少敌多持久战。
破城之后的情景,有曾国藩奏折句为证:“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等语。南京大屠杀。三
日三夜火光不绝。
湘军高层赵烈文记载:妇女四十以下一人俱无。其中湘军李臣典之死可为注解,李服春药,没日没夜享受天京城内的美女,而至精尽人亡。可见得权了就腐败,不只是当上了天王的洪秀全和今天的官员们。
谭嗣同在天京陷落30年后到南京走访后的记载:顷来金陵, 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指太平军, 按清方称谓) 据城时, 并未焚杀, 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 故日盼官军之至, 不料官军一破城, 见人即杀, 见屋即烧, 子女玉帛, 扫数悉入于湘军, 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 犹深愤恨。”
城破之后,天平天国重要的“圣库银”朝庭没见着一两,全被湘军一抢而空。(圣库是太平天国重要的经济制度,也是强迫性地制度,即人民不得拥有五两以上的财产,此数上全部充入圣库,违者死罪。圣库名义上为全民所有,人民需用悉从中开支,实为少数天父天兄私用,多象我们那个产权不明的全民公有?)涤帅曾国藩也没法清查了。只好对上奏报二事:一是就地处决李秀成洪仁达,二是金陵城内并无金银。据说曾国藩曾删改李秀成供状,将内里“天京城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通通删去。后曾九建议而就地处决李、洪二人,以灭口,以上辩解天京城内财宝被发逆焚烧而空,并焚了天王宫残余(大部为太平军最后抵抗自焚而毁)。
当时鄂省官员有奏本称:自城破之日起,金陵到武昌到岳阳入洞庭三湘达于湘、资、沅、澧四水的船队,船头接船尾,首尾三千里不断线,皆是湘军打下天京后在向湖南搬运财物妇女„„这笔钱,后来造就了湖湘兴学,人才倍出,并因湘军的成功而开一时之风气。 当时清庭国库穷得只几百万银,入不敷出,也眼巴巴指望着打下天京的这笔“圣库”银救急呢,没曾想打下天京后居然报上来银子全无的消息,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包括短命儿皇帝后来被称之为“同治中兴”的同治)和朝庭大员一时瞠目无语——国家内乱初定,
湘军骄悍尾大难掉,若果曾涤生有意,北向问政甚至颠覆天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而放眼此时天下,能对付湘军的势力还真找不出。只好吃个哑巴亏忍忍算了。
后来派出马新贻取代曾国潘任两江总督,本是想弹压湘军气焰,不曾想弄出了个背后一定有湘军势力高级策划的刺马案,两江四省的军政不得不重归湘军序列。再而后老佛爷总算找到机会扮演了回“明君”,借平反“小白菜”案,一举裁撤了100多名因军功而在江浙任大员的湘军将领。老佛爷难得当了回清官包公,目的主要不是为民作主,而是清算打击涉此案的湘军序列,总算小小地清算了把旧账。
要说湘军没有搬运太平天国搜刮的江南半壁财产,是任谁都不信的。比如100多年后,身为湘人的我在云南昆明一个叫朱丹的文物收藏家的家中,亲眼见到了他花了数万元从湘乡曾氏后人手里买来的一对明代圈椅,一个书画案几。这几件古家俱材料用的是历400百年仍木有香味的黄花藜,细细的枋条,简约明快的线条造型,我80公斤体重坐上那纤巧的书画案几全力摇晃全无动静,这是400年了的东西啊,不得不叹服明式家俱的用材考究、做工精良。这几件家当据朱丹说是曾氏从南京的王府里搬回家乡的,太平天国的王府可见也是从满清的王府里抄来的,满清王府的明式古家俱,当然是从明王府里抄来的。
攻天京血战长江的场景
曾左失和劝进疑
平定太平天国后,有“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之说,湘军一时权势达到了鼎盛。如王闿运《湘军志》所说“湘军则南止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
那时各省总督共八缺,湖南人占了五个,另有三个巡抚刘蓉、曾国荃、郭嵩焘,也都是湖南人(尚未计打下天京前病逝任上的湖产巡抚胡林翼以及由他手治的楚勇,也未计出于湘军系列的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有清一代从未有哪一个势力集团有如此大的控制力。
强大的湘军没能趁势推翻满清,建立属于汉人的新政权,这是当时和其后几十年间的时人之叹!章太炎后来就曾说:“有其时者无其志,有其志者阻其年。”有识之士谁都看出大清国的虚弱与执政的非正当性,驱除鞑虏恢复汉室的想法,并非几十年后的孙中山才想到。
传言左宗棠、胡林翼在攻克天京前曾暗示曾国藩兴汉。
战胜后对曾国藩劝进的,有名姓的就有王闿运和曾九。曾国藩当着众将的面,取纸笔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表示自己绝没有想当赵匡胤的心思,曾九诸人黯然离去。
当是时,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十数年间非正常死亡了5000万人,全国人口锐减了约1/6,曾国藩不愿因个人私欲而驱国家人民于水火,正是他个人道德修养的写照,也是他的聪明之处呢。
君不见三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终其一生也不肯代汉,而留给他的儿子曹丕来完成。司马懿、司马昭父子二代,虽完全执掌曹魏政权,也是将“政归司马氏”的光荣任务,留给第三代的司马炎来完成呢。后来的袁氏(世凯)当国,搞仿日本君主立宪的洪宪帝制,垮台垮得何其神速?
在中国新旧体制转轨之时,想温和地变革改良,怎么可能架得住外来思想的侵入和外来势力插手的暴力革命?最后的结果是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却建不起一个新中国。何况曾氏想反,湘军也未必全跟他走呢。
当是时,湘军极强的凝聚力、战斗力,一方面使清王朝统治者欢喜,另一方面也十分猜疑。如曾国藩组建湘军很久,只以侍郎身份保持着“不官不绅”办团练的尴尬地位,在诸多事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牵制,极不顺利。直到后来军功实在太大,才得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实权。朝庭也不是没有防范。况且就算曾国藩起事,湘军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此时的湘军,骄悍之气横生,袍哥帮会暗藏,军纪极差,曾国藩也认为湘军无复再用,否则即为国家之祸,那又会是太平之乱后的一场“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的乱世惨祸啊!
关于湘军军纪之差,《湘军志》里有详尽记载。这本书是湘军不少将领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到光绪元年(1875年) ,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和曾国荃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部著作。后世则有学者更是拼命抬举它,说它“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但《湘军志》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因里面大量记录了湘军的败战,哗变、抢粮和烧杀等丑恶,而没有从历史的角度与为什么产生此等现象入手分析,曾国荃等人见书后暴跳如雷,扬言要杀了王闿运以解心头之恨,当时的湘籍将领和
湘籍士绅看了也都认为不当之处太多。当时的舆论都指向王闿运的,王不得不于光绪八年将原版交给郭嵩焘毁掉,曾国荃也大力搜寻流出世面的印本,收回销毁,这才平息众怒。
但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后王闿运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又在四川重刻再版。曾国荃等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如果不是后来在贵州黎平县图书馆发现一本孤本《湘军志》,那此书距今虽然不过百余年,可能就真的就“与世长辞”了。
此书还是从某个角度真实记录了湘军片面的真实。王闿运记录的事实和后来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湘军将领相继解甲归田可能有某种关系。这跟历史上地方势力壮大后导致地方割据、军阀争霸的一般规律大不相同。湘军统帅在掌握大权没有进一步的野心,反而益加谦恭谨慎,自剪羽翼,从而避免了地域性势力坐大对中央政权的离心现象,也直接成了“同治中兴”和后来的洋务维新,清帝国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可以说,曾选择了避免国家暴力动荡的改良之途,但湘军中派生出来的淮军和北洋军,最后灭亡了清朝。
事实上曾国藩等湘军名臣,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家,都是对天下大势有过清醒分析和判断的。平定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曾就清朝气数的问题,和机要幕僚赵烈文数次密谈。赵烈文在同治六年时就指出过:“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某次谈话,时为是年7月21日晚。)也就是说他们分析满清还能“有国半纪”,同治六年为1867年,1911年清帝溥仪退位,恰过44年,历史已一一印证。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相期无负平生的曾左,为鸡毛小事“失和”,就成了历史一大悬疑。据说嫌隙由攻克天京后曾奏报“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而左宗棠奏报说“福瑱未死”而生。在天京破城一片战乱,偶尔走失了一两个重要人物不足为奇,到后来很快
捕杀幼天王和李秀成,此事又于曾国藩又有何大碍?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左宗棠的嗣婿梁赐龙先生撰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也说左宗棠“原本只想寻件小事与曾国藩闹点纠纷以解除朝廷的顾忌,借此为曾国藩摆脱困境助一臂之力,这也是胡林翼和他最后一面时的托”。
据胡林翼后人透露:当年胡在湖北巡抚任上时,曾主持过曾左胡的三人密会,订下了湘军同盟,虽胡公早逝,但曾左不太可能因小政见而大动肝火,政治家的眼里,这不过小儿科的政治涂污,他们的“失和”,说穿了只是自保的策略。
左宗棠的曾孙左景清在台北《湖南文献》(1982年第十卷第二期)上发表过《曾左失和内幕谈》。通篇没爆什么“内幕”,只谈曾、左失和的性质,认为“两公失和绝不是一般性的失和,而是政治需要的失和。”
另一曾孙左景伊在其所著《左宗棠传》(华夏出版社版,1997)列专章“曾左失和内幕: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足一哂耶”,认为“失和”之疑有三:
一是曾国藩、左宗棠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咸丰十年曾聘左为幕僚,后保举到浙江带兵,向来“情意孚洽,彼此提携”,为幼天王是否脱逃之事而互相攻讦,且“每次上奏(实际是是相互弹劾的奏本折子),必同时将奏折底稿互相抄送(也就是预先告知我要弹劾你什么,实际上也是商量好的对口径)”,这是不合常理的。
二是天京是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陷的,谎报军情(走失幼天王一事)一事曾国荃首当其冲。但左宗棠因此与曾国藩“失和”,但却一直与睚眦必报脾气暴躁的曾国荃交好,岂不怪哉?曾国藩去世以后,左宗棠也对曾国藩的亲属关怀备至;
三是胡林翼为曾、左挚友。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青年毛泽东研读《胡文忠公遗集》,非常佩服胡林翼的人品才华,胡林翼字润芝,毛泽东就将字改为润芝。天下先有胡润芝,后才有毛润芝。曾国藩当年推崇说:“润芝之才胜我十倍;”蒋介石一生最爱《曾胡治兵语录》。这个为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所共同推崇的“湘军智囊”胡林翼,生前嘱左宗棠保全曾国藩,又托曾国藩要绝对信任左宗棠,可不是件小事,这是关系到中国政治格局和保全湘军的大件事。若不是自我涂污,何以曾、左非要互相攻讦,弄得天下皆知,岂不怪哉?
所以说曾左失和,只是基于大政治策略下的一个机变。它保证了湘军集团在不揭竿而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甚至继续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出演了一幕改良的绝唱,也留下了左宗棠为中国平定西北开拓疆域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