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运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新农村建设依赖于农民，成败的关键在于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首先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失衡状况考察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必要性，接着从中国农民素养角度探讨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性及其经济学价值，并进一步剖析了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关键制约因素，分析认为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应从动力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自律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运行机制的培植。 　　� 　　关键词：新农村；新型农民；主体作用；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109-05� 　　 　　1.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但是，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导致城乡居民在社会、文化、管理及环境等方面均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断裂”，致使在经济增长差异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加剧。� 　　毋庸置疑，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与改革初衷相背离，并通过传导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出严禁挑战。可以认为，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失衡状况的一个积极回应，并试图“一揽子”解决“三农”问题。但问题是：由谁以何种方式驱动新农村建设的完善，这涉及建设主体和推进机制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解析新农村建设一系列问题的基点。考虑到市场化开放及农民在农村经济社会事业中的作用地位，政府的外推作用不容忽视，但这并不能取代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即农民才是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承担者和建设者。邓小平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完成的。”正如胡锦涛指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的确，人是生产力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生产工具的发明者、创造者和使用者，是科技进步的推动者，是社会资源的利用者。如果没有人或人的素质低下，再好的生产工具、再好的原材料也难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再好的发展机会也会失之交臂。虽然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但这并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就可以以生产力的姿态发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作用，只有通过掌握相关技术的劳动者才能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才能发挥其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社会生产力的高效发展实质上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先进科学技术完美结合的结果。因此，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其持续发展的基点是培养和造就出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潜力，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否则，无论各级政府有多好的政策和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也只能起到暂时的“输血”功能。而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力作用，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 　　可见，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培育新型农民，落脚于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也即要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这也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农村全面发展之最深刻的内涵――人的全面发展。� 　　 　　2.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性及其经济学价值［1］�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的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高达38%，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另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科学素养水平仅达到0.7%。这种缺文化、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与“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素质要求相差甚远，可见，培养新型农民的任务之紧迫。培养新型农民的价值之关键在于人的现代素质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培养新型农民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培养农民如何有效而积极地将社会物质资料充分运用于生产和再生产中以及其自身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上。从古典到现代的经济学多有论及，在各种资本投入中， 对人自身的投入是最具有经济价值的。如被称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一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歇尔也十分敏锐地看到“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舒尔茨从探索经济增长和社会丰裕的秘密而逐步踏上人力资本研究道路发现：“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不能作为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而需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即人力便是发展中最主要的因素，提高人的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确，在传统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比较直观的是资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投入和产生的价值，往往被人们忽视甚至看不到资本对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效益。而恰恰就是这一种投入对经济增长才具有决定性、长效性和自衍性的作用，才是产生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广大农民需要直接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培养新型农村的过程中，需要推广、普及当地实用的先进生产技术，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快速发展。培养新型农民所创造的这类经济价值是人们所能直觉而共知的。但是，培养新型农民经济学价值的主要体现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凝集劳动者本人所具有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上的基本素质，是在培养新型农民过程中形成的。� 　　 　　3.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因素分析� 　　 　　3.1 农民收入与现阶段农业增产的悖论� 　　“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太多”、“农民太穷”，也即农民收入问题。现阶段中国政府试图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农村建设蓝图以解决“三农”问题，但这个具有深刻科学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也需要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给予支撑，否则将严重制约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然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尤其是种植业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收入占家庭经营种植业的70%左右）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遗憾的是现阶段农业增产并没有持续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如图1所示，1990年至2007年农业总产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变动趋势［2］：从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基本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相吻合或是稍有波动，说明这段时期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是趋于一致的；从2003年至2007年，农业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基本低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并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说明现阶段农业增产而农民实际收入却是下滑的。这种状况的农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作用小、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农民主体作用的培植。� 　　 　　3.2 农民与政府观念转变� 　　农民与政府的观念直接制约着新农村建设及其持续发展。可以说，毫无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导致的行为必然是短期的。短期行为的结果，必然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使农村的生态、资源与环境不断恶化。生活与生产条件的恶化又直接造成农民生活成本的上升，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民的短期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农民与政府要树立“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善待自然环境。但困难在于，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几亩农田，经营一生；一年到头，为稻梁谋。”祖祖辈辈固守一方，生息繁衍，人们似乎已习惯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淳朴农村生活，也心安理得乐个“本分”。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农民们骨子里又多了一种力量、一剂强心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念。观念一变路子宽，外去务工“淘金”大军的涌动并成为大多农民就业、增加收入的主渠道，有效消化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农民的思想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观念转变，依然存在农民个人主义增强、集体意识淡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共同参与相矛盾，农民散漫的日常行为与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标准相矛盾，农民与基层组织及其相互间的不相信与完善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相矛盾，等等诸多不和谐的多元思想。这便需要政府对新农村的建设加大宣传、积极合理引导的同时转变为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职能，使其在增收致富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在诸多事实面前，转变农民对政府的看法，让其深刻体会到“新农村发展建设是政府为民着想和服务的”。�

　　3.3 劳动者能力建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转移，“转”就是转换农民身份，由农民变市民；“移”就是要农民换地方，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创业、扎根。 “转移”就是既要转身份，又要移地方。而农民素质的高低则是直接制约其转移成败的关键。“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文化素质越高的农民群体，在从事农业产业和二、三产业中取得高收益的可能就越大”［3］。因为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决定着农民对农村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意识与态度。可以说，没有农民素质的提升，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健康、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也即农民的素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与持续发展。目前，农民转移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尤其是技术人才短缺；二是企业招工用人难。，一方面，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即劳动适龄人口持续增加而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不平衡矛盾异常突出，“有人没事干”与“有事没人干”的现象并存。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和职业能力与企业用工需求不匹配。这就需要依据农村剩余劳动力未来流向的趋势实施有针对性的公民职业化培训工程，强化创业理念，优化创业环境，掀起创业热潮，在不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的同时，促使劳动力和岗位有效对接，实现人职匹配，推进农民职业化、市民化。� 　　3.4 政策法制建设与调整［3］� 　　“制度因素是与政府行为、体制有关的观念或行为的集合体。政府行为、体制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目的，是解决资源的利用和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三农”制度变迁的一个动态过程，政策法制建设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实践证明，顺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政策法制的建设与调整对新农村的建设及其持续发展有着强大的推动、支撑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莫过于资源、环保、人口与教育等四大方面。一是土地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是新农村生产发展最基本的要素，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土地政策法规的制订与调整必须十分慎重考虑的基点。特别是在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尖锐的现实情况，必须依靠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手”加快合理地变革土地管理制度、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等；二是生态环境是新农村村容整洁的根本前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方面的教训不谓不深刻。所以，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快环保政策的确立，加强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环保意识及其自觉性，有效推行环保工作；三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新农村生活宽裕的一大决定因素。我国人口由1978年的96 259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31 448万人，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1.132%［2］，人口的快速增长，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有效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首先，人口增长使人地矛盾加剧，衣食压力加大，其次，是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教育滞后直接造成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此外，还给交通、医疗、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毋庸讳言，农村依然存有高达3至4个孩子的现象，人口控制依然严峻，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加大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四是，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是决定新农村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关键因素。因此，教育政策必须加大向农村倾斜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普通教育、抓好职业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3.5 技术创新及其应用�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主要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农村的建设也不例外，要发展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及其现代化发展是关键。面对新农村的建设技术创新始终应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农业科技应摆在突出位置，即科教兴农应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及其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农业育种技术突飞猛进、农业栽培技术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也取得了飞跃发展。农业总产值由1989年的4 100.5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1 549.1亿元，年均增长8.8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9年的601.5元增长到2006年的4 140元，年均增长10.99%［2］。随着技术进步，未来农业将愈来愈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份额将不断提高，根据徐逢贤等同志测算，科技在我国农业增产中到2010年可达50%左右，到2030年可达65%左右，2050年将达到75%左右。可见，农业技术的创新是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撑，是新农村建设与持续发展的支柱。根据我国的国情及农业发展的现状，未来农业科技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在争取高产的基础上，突破优质、高效、低耗；二是农业科技与市场的“联姻”；三是农业科研系统与其他学科及本系统各层次的横向、纵向联合，形成互相支持而共赢的局面；四是农业技术发展的信息化。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实行农业科研制度的创新，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改革农技推广体制，提高农科成果应用，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增收，强化科技对新农村的支撑。� 　　 　　4.培植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运行机制� 　　 　　4.1 动力机制� 　　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剂，是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催奋剂，没有动力新农村就难以发展、农民的作用就难以施展。在建设中，任何资源都不会自发地组合和运动，新农村的概貌及其村容等也不会自发产生，总是需要某种动力机制支配。对人们来说，摆在首位的是对动力机制的识别及其价值判断，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利益。利益驱动原则是动力机制的基础和核心。利益驱动有双向效果，既可以强化某种行为，也可以弱化某种行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动力机制是指新农村建设本身具有的、自我激发的、满足农民需要的、推动农民以某种利益为目标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自发性的有机体。这种机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供求驱动。在任何体制下、任何事物运行的原动力均来自于自身经济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农民觉得新农村的发展能够提供某种经济利益且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时，他们就会为了获得这一利益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需求，推动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关键，不是政府单纯的资金投入，也不是社会精英们的道德呼吁，而是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是新型农民的形成。当前，我国新型农民存在“供给不足”，在市场化背景下，农民应该自然分化、自主决策、自我发展、自发扩展，依赖政府强制性地“塑造新型农民”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也不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政府调整政策、拓展空间，通过利益的驱动在供求状况下自发地形成一种动力，推动各种资源的配置趋为有效；二是竞争驱动。竞争广泛存在于经济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无法回避。因为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就产生动力，有动力就能提高效率，才能实现目标。新农村建设及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在各个农民主体、各个村落之间树立竞争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提高竞争实力，激励自我发展，充分体现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保持动力机制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三是创新驱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在培植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机制中，创新是核心环节，是保持农民主体生命力旺盛的精髓。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生产发展、村容建设、民主管理和资源配置以及土地与户籍等各项制度方面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路，从而改变农村内部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以维持其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4.2 激励机制� 　　在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过程中建立激励机制，目的是使新型农民具有充分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创新开拓精神，使新农村建设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使新农村发展保持高效运转的活力。激励机制的反面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腐蚀剂。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励机制不是靠行政手段去推动，而是经济人事先可以预期的，凡是积极地行为就能得到社会或管理者的认可和利益的补偿，凡是消极地行为肯定会受到反对和惩罚。面对平均受教育仅为7.6年的文化程度农村居民，新型农民的培育及其主体作用的发挥相当艰难，迫使管理过程中必须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寻求新的管理方法，强化激励因素，实施科学管理，最大限度地激活其内在驱动力。无疑，运用激励机制来提高农民的主体作用效率已是必然选择。激励方式则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的核心环节。激励方法运用得体，则能提高效率，否则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就需要政府如何运用不同的激励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最大限度地开发农民主体作用至关重要。� 　　激励方式通常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大类。物质激励是一种关于物质利益的激励，主要是通过经济利益的定向调整，达到一定管理目标的各种措施的总称，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激励机制中的最主要的激励手段。这一激励手段的运作就是把经济利益与绩效挂钩给予一定的物质利益奖励或惩罚，但要注意激励的及时性，防止把物质激励变成福利待遇。正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指，在低能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能级的激励才能激发人们的动力。也即物质是基础，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加强精神激励的运用。具体可以运用：一是引导激励，政府提出一定时期影响全局或某一局部工作的指导原则、建设与管理思路。这一方法不仅规定了新农村发展战略取向，也有效地指导了新型农民的主体思想和行为，积极地引导和凝聚了所有农民的行为取向和向心力。二是榜样激励，是指以先进的新农村和优秀新型农民的业绩为典范，在新农村建设中加以广泛宣传，引导、带动、提升全体农民主体作用能力水平，即扶正抑邪的激励方法。运用这一方法，要依据新农村发展目标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挖掘、塑造先进典型，并配合物质利益激励重心，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带动中间，抨击邪气。三是文化激励，通过新农村道德文化与培育新型农民积极发挥主体作用的文化建设的相互交织与影响，潜移默化地向着激励目标逐步贴近的激励方法。四是目标激励，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新型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工作方向与完成任务的标志。科学合理的目标，能催人奋进。实施目标激励既要立足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又要着眼于新型农民主体的目标，还要注意目标的科学性，切实统筹考虑，既体现可行性又体现竞争性。� 　　4.3 约束机制� 　　充分发挥新型农民主体作用的约束机制缘于新农村建设及其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农民本身内在素质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相互统一的结果，是新型农民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受内外环境制约而规范自我行为的一种机制。它始终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制约着新型农民的一切行为――始终遵守、贯彻并积极落实国家对新农村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规避风险，努力发挥自己的最大效能为新农村发展服务。没有约束机制，农民的行为就无法控制，新型农民的主体作用就难以充分展现，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就不可能持续。首先，政府约束。政府对新型农民主体行为的约束，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这种约束缘于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用制度去约束每个人比凭“自觉”更有效，因为自觉适用于部分人，而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人。政府一旦明确了新型农民的职业道德规范及其作用范围，没有人愿意冒险去“以身试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也即另一种约束就是社会道德。社会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它一旦凝聚为公众舆论，或形成为风俗习惯势力，就具有强大的社会道德强制力，其作用有时甚至强过法律的功能，并时刻环绕于人的四周，提醒人自爱自尊而间接地制约主体的行为，正如中国古代的“清议”、现代传媒的“曝光”，都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社会道德强制力。建立约束机制的关键是要明确是非观念及其主体行为的权限，即什么样的行为得到鼓励，什么样的行为受到批评；其次建立信息平台，达到信息共享，即每个人都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信息与他人分享，避免少数人把持信息，变信息为个人财富；第三是相互制约的人际关系，即新型农民之间、新型农民与农民之间有制约关系，没有谁的作用力或权力至高无上。� 　　4.4 自律机制� 　　律，本意是法则、规章，引申为约束。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受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其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从外因来看，属于他律的社会道德与法律环境在相当程度上人能够克制约束人们的行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制度好，坏人也会干好事”。从内因来看，自律依赖于其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要注重自身修养，修身进德，养吾浩然之气。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诱惑，而手中有权者更甚，在诱惑面前“千人千面”而最终选择何种态度全靠自己，此时自律――自我约束显得尤为重要。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力量，也属于一个自然经济人，在他律的基础上，仍然需要自律来构建一个完整的他律与自律相统一管理体系。� 　　构建本着农民自愿、自主，确保农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体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的自律组织，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对新型农民的管理职能无疑是最好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不断地对新型农民进行自律能力的培养，重点是培植“五慎”原则：①慎权。新型农民一定不能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及其能力，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②慎欲。人都有七情六欲，本无可厚非，但不能放纵欲望；③慎微。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求新型农民必须注意从点滴小事上开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④慎独。要求一个人在单独处事的时候要非常谨慎，能够做到自我约束和规范行为，审慎地对待欲望和诱惑；⑤慎友。“交友不慎，铸成大错”，这告诫新型农民交往要有原则，要慎重，不能良莠不分，始终坚持亲而不俗。不仅如此，新型农民在对自身“五慎”能力进行修炼、坚持以身作则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传、帮、带”的效能，给予身边农民帮助和感化，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和新型农民的主体能动效用。� 　　4.5 宏观调控机制� 　　当前新农村发展问题诸多、新型农民主体作用发挥困难重重、政府转变并加强调控思路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宏观调控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指导方针，这要求调控应集成资源，科学规划，一切从鼓励新型农民发挥其主体作用及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完善宏观调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结合广大农民的经济条件，兼顾医疗机构承受能力和发展问题，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直接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完善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各种人才流向农村的宏观政策，特别是通过待遇这根杠杆来调控人才流向农村，构筑农村人才洼地，诸如让所有到农村去工作的“村官”、教师、医生、企业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等各方面人才的各种待遇远远高于在城市相同岗位就业的待遇，也可以建设、解决引进人才住房问题；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新型农民创办农业示范基地、开展农业科技承包、领办农村龙头企业和乡镇企业，大力扶持新型农民在电力、煤炭、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并注意总结发现典型，以点带面、点面互动，发挥好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改变教育观念，调整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对走上工作岗位的劳动者进行专门的、系统的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逐步形成“工职→工专→工业技术学院→硕士班→博士班”这样一套完整、一贯的使教育不再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培育造就更多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农民素质。�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为SKL―2008―18。 　　� 　　参考文献： 　　［1］于禄娟，常素巧，刘宁.新型农民之“新”探索――兼论新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前沿，2007，（1）.� 　　［2］中国统计年鉴，2007.� 　　［3］邱国锋，张正栋等.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1.� 　　［4］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卢福财.人力资源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陈斌（1978-），男，河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工程院，主要研究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