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探析

作者：陈宗章颜素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1年05期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32－04

　　“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的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统治阶级思想所要求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1]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个体接受一定阶级和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与政治价值观念，养成一定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任何国家和政党的主观诉求。瑞士联邦作为一个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十分注重国民的思想道德素养、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能力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及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瑞士本身就具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斯齐就明确提出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整个教育体系的首要地位，甚至把个体道德的完善与否作为评价人生幸福的重要尺度。从政治环境来看，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即通过全民公决或公民创议实现直接民主。比如，公民获得一定数量的签名后就可以要求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或决定等进行全民公决。[2]因此，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民众对资产阶级政治价值理念的认同和政治决策的支持，一直重视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形成了自身的诸多特色。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目标设定

　　瑞士联邦是一个由多个语言区组成的、多宗教信仰的多元文化融合体。在多元文化背景和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之下，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如何培养？是政府极力关心的重大问题。由于各个州“独立自主地管理各自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事业”[3]，根据地方文化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教育法规和政策，没有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计划。但是各州教育体制的制定必须考虑瑞士联邦发展教育的总体目标和标准。一方面以较大的包容性尊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在多元的文化差异中积极培育公民跨文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对于文化差异的认可，最终还是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为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瑞士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有效的教育认知和实践活动，促使国民接受资产阶级根本的政治、思想、道德等价值理念，养成良好的政治自觉性和思想道德情操，统一国民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以及国家、民族的稳定、团结与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人”开展的实践活动，而人是文化的现实存在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定沉浸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并按照一定的文化运作，实现价值与规范在受众中的普遍接受与认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以政治取向来汲取文化资源，以政治需要来规导育人规格，以文化教化来实现政治目的，”[4]这是政治性对于文化性的制约。瑞士联邦正是从自身的政治体制和多元文化背景出发，制定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从而彰显了文化差异性与政治统一性的有机结合。我国也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费孝通就曾指出，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自身特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赋之以强烈的民族感情，进而把它升华为代表本民族的标志。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过程中，要以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为前提，使之与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乃至信仰结合起来。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念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务必把这些文化元素及其影响纳入到自身的考量范围之内，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定应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实践以及主体道德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摆脱目标虚化的定向，构建一个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的目标体系，增强其可操作性、可接受性和可预见性。

　　二、坚持实用、理性的原则

　　中世纪瑞士的教育完全由教会掌管，学校是教会为了培育宗教人士、贵族子弟和宣传教义而办，隶属于教堂或修道院，各教区的神甫或修士即为教师。因此，宗教道德教育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经历几次大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之后，瑞士的教育逐渐由宗教向世俗、理性转变，政府和社会办学的风气也逐渐盛行，教育的普遍性、世俗性和实用性不断得到加强，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不断得到渗透。卢梭积极关注人的自由与尊严，极力主张权利的平等，这些宝贵的思想精华对瑞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裴斯泰洛齐立足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现实，提出教育要注重头脑、心灵和双手三个部分，其心灵指的即是道德教育。面对社会形势的改变，瑞士的教育最终摆脱了宗教神权的控制，平民教育取而代之，注重实用性和理性成为瑞士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一方面，通过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理性审慎和思考，不断把握人的道德、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它不再囿于宗教教义的学习、个体对神权的绝对依附，而是积极关注人的主体价值，即育人、育德的价值，培养个体的道德选择、判断能力和政治行为能力，提升个体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增强瑞士国民的思想独立性，推进了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肯定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观，它不再局限于宗教式的抽象思辨，而是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出来，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能力被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多种教育手段和教育资源，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一是通过道德的法律化来推进德育的实施。比如，瑞士是一个信誉度很好的国家，国家便通过立法的形式把这种诚信固定下来。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人行使任何权利，或履行义务，均应以诚实信用为之”，从而使诚信原则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5]二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着尊重历史的精神，积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教育资源。瑞士有着浓厚的宗教传统，这种宗教情结也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出来，并借助宗教教育的形式使“宽容、互助、节俭、尊老、爱幼”等良好传统得到传承、发扬和践履。三是利用现代传媒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拿选举活动来说，瑞士会巧妙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对公民政治自觉性的培育。比如知名的“明智选举网”，就为公民表达政治意见、开展投票活动、收集各种政治信息建立了一个互动的平台。借助网络媒介，公民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一方面不断接受来自政府、政党的政治宣传，从而在互动参与中强化“民主意识”，增强人们对国家政权和共同体的支持度。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而且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环境资源。瑞士思想政治教育所坚持的“实用”、“理性”原则使我们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要进一步突出“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价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现实解释力和引导力。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体现人的主体性，塑造其批判性道德思维和实践精神。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即是其质的规定性，是人的自主自觉、能动创造特性在人与客观世界之间作用关系的体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过于强调个体对于群体和社会的依存性，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而忽视培养个体的本体价值和独立人格。因此，加强主体建构思想道德意义的主动精神，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真正做到“知而有信”、“信而能行”、“知行合一”的理想效果，是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重要任务。

　　三、突出“六个意识”的培养

　　一是国家意识。瑞士十分重视国家意识教育，加强民众对联邦的认同和归属感。但其方式并非依靠统一性的价值理念灌输，而是奉行文化、政治、教育等多元化发展的路线，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框架内，在尊重各个民族的基础上，使之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意愿，打造一个团结的民族共同体，使得不同语言区的居民，尽管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却认为自己都是“瑞士人”，代表的都是瑞士文化。二是民主意识。瑞士联邦采用直接民主模式，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对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的表决权、创制权与否决权等。这种尊崇和践履自由民主、公平公正的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极力的展现，使得民主意识深入人心，以致于“民主”构成了瑞士人以自己是瑞士人而骄傲和自豪的重要因素。[6]三是法律意识。瑞士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其完备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守法传统使得瑞士联邦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教育公民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规范，并鼓励公民对一切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积极的举报。这种较高的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反过来又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四是责任意识。瑞士十分重视个体责任意识的培养，教育个体勇于承担社会道德责任。责任意识的加强促使瑞士国民充满了包容性和正义感，这可以通过瑞士政府及其国民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等体现出来。五是公德意识。在瑞士，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把公德教育摆在道德教育的首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遵纪守法、善良正直、有公德心的人，而不是事业有成的个体。从实践来看，这种公德意识、道德自觉和自律意识的养成关键不在于法律的硬性约束，而是社会、学校和家庭长期教育的结果。六是职业道德意识。瑞士实行教育分流制度，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在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瑞士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这促使职业道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显得十分突出，爱国、虔诚、效忠企业等职业道德理念和企业价值观在职业实践中不断得到渗透和加强。

　　瑞士从自身的国情出发，通过加强“六个意识”的培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强化公民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维护了国家的安定与统一。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和培育人们的自立、效率、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又容易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容易损害我们所依赖的道德生存环境。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显得紧迫而至关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应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指涉上的局限，强化公民的公德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相对薄弱的环节，使教育内容适时反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道德价值观念更新。

　　针对公共道德被抽象化、形式化、功利化的现实境遇，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制度化的方式推进公德建设，密切关注社会公共生活与秩序的伦理规范；针对人们法律意识不够成熟，传统法律意识不适应现代法制观念，人们对法律信任不足等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应强化法律意识教育，推进人们法律认知的理性化，树立对法律的正确态度和信念；针对社会责任感的不断萎缩，思想政治教育要致力于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正确处理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针对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观念淡薄的现象，要把这些时代元素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中来，并通过促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民主管理、决策等渠道，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针对职业道德教育落后、职业道德危机频发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勇敢承担起职业道德教育的重任，加强职业规范、法规的宣讲和践履，提高公众的职业道德素质。

　　四、生活化、隐性化的教育方法

　　“民主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它为自己的公民提供能够清楚地意识自己的角色和推动其政治积极性与自觉性的多种可能性，以保证公民参与政治的条件和维持参与社会的兴趣。”[7]瑞士重视社会在公民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公民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权利与义务，才会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养成良好的政治自觉性。瑞士人认为政治直接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政府的一切政务活动应在“阳光”下操作，这种政治理念致使瑞士的思想政治教育突出的表现为生活化和隐性化的特点。换言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很少采用自上而下式的灌输方法，而是把教育活动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据悉，瑞士居民每年都能够收到当地环卫所印制的年历，年历上就详细的说明了垃圾的分类方法，积极引导居民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来实施，比如，让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调查和分析环境状况，通过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引导学生树立保护自然的意识，并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瑞士没有所谓的政治课，教育者也没有空洞的大道理，他们会通过生活化、隐性化的方式，把道德、政治理念融入到一定的教育场所和环境中去，在实际行动中教会人们如何举止文明、如何保护环境、如何遵守规则……

　　生活化和隐性化的教育方法，从受教育者不设防的心理入手，有效的抓住了社会要求与个体需要的统一，并突出了实践环节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使之不再囿于空洞的说教和纯粹道德知识的学习，而是立足于人的社会生活世界，把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紧密结合起来，促使受教育者认真的体悟自身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践行其担负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扎实而有力，生动而自然，大大提高了教育的实效性。

　　应借鉴瑞士的成功做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和隐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是生活的主体又是生活的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植于人的生活，通过生动的生活体验生成人的思想道德。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就是要强化生活在教育中的原发性意义，在本体论层面从生活出发并回到生活；在价值论层面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实际的生活开展教育，[8]从而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摆脱传统的过于理想化、形式化和教条化的时弊。另外，要积极利用并开发隐性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人际交往、职业活动、文化娱乐、组织管理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意向、手段等在社会环境或其他特定形式中的隐性化。这样，受教育者就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受到启迪和教育，在感受、领悟中提升自我的思想道德境界。

　　五、“四位一体”的互动教育模式

　　皮亚杰认为，道德是通过主体与道德环境的交互作用形成和建构起来的，道德分为他律道德和自律道德而协作活动是形成更高层次的自律道德的根本动力。皮亚杰的这一思想给瑞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之十分重视集体协作活动。这种协作就是通过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的互动来完成的。

　　“四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多维界面，是瑞士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特征。一是注重家庭的作用。裴斯泰洛齐认为，个体天生就具有“爱的种子”，即孩子对母亲的爱。因此，用母爱的精神进行教育是最好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激活和培养“爱的种子”，进而扩及到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的爱。因此，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学校真正把德育放到了首位，认为道德素质的培育重于科学文化素质，它强调对他人、对法律的尊重，强调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学校的教师也应该像母亲一样，发扬母爱的精神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起到以身示范的感召作用。这种作用，显然不是靠纯粹的说教，而是靠亲切的语言与自身实际行动的感化，把道德教育渗透到日常社会行为之中。三是学校设有学校管理委员会作为学校的决策机构，由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组成。还设有教师会与学生会，促进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学校教育和管理过程中，家长会积极参与进来，帮助教师安排一些学生活动；学校所在的社区也积极参与到学校的管理活动中来，它们均设有各类活动中心，承担着指导学生课外活动的任务。此外，社会上的各类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都免费向学生开放，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总之，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个体正是通过这种复合途径广泛参与到各类教育实践中来，在亲身体验中提升和超越自我。

　　我国也一直强调要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个体等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但实施的力度还不够，尤其是社会、社区等要素的教育作用有待切实加强。实际上，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体在教育价值观上依然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导致了教育行动上的差别。比如，社会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从社会本位出发，注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社会整合力的加强；学校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在努力传播和践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而忽视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现实反应和需求；家庭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为个体的“成才、成功”服务，对思想道德素养重视不足。针对于此，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的多维界面，构建“四位一体”的互动教育模式和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势在必行。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团体（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等），无论是社区、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台。[9]其中要特别发挥社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可以通过社区调查、社区实践、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等形式，促使社区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地。同时还要发挥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改变家庭教育“重智轻德”、“重个人成功，轻公共关怀”等与学校教育“错位”的不良理念和行为，与社会、学校展开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总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树立一种“整体的、全局的观念”，用“统合”的方法达到对各类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收稿日期：2010－08－29

作者介绍：陈宗章，颜素珍，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陈宗章（1979－），男，山东临沂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颜素珍（1954－），女，江苏涟水人，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