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风纪事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著名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以家风严格而著称。谢觉哉在湖南老家的原配妻子何敦秀育有四男三女，参加革命后和女红军战士王定国育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谢觉哉处理家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家风，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理智处理与老家妻子和家庭的关系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是清朝的末代秀才。1899年，15岁的谢觉哉结婚了。原配夫人何敦秀长谢觉哉5岁。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当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谢觉哉参加革命后，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家里生活就完全靠30亩水田。从1921年致何敦秀的书信之后，除一封给岳父的祝寿信外，谢觉哉未再给家乡写信。尽管家里遭到敌人的多次迫害，但何敦秀仍旧顽强支撑着。 　　1937年春，谢觉哉到延安后，十年来首次给何敦秀写信，赞她是位“不平凡的女子”。谢觉哉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外参加革命、无法照顾妻子的愧疚之情：“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副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谢觉哉坦言：“……可惜得很，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 　　在信中，谢觉哉用一首五言长诗表现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家乡时入梦，风景依稀中。园韭绿如褥，庭松苍似龙。稚子已逾冠，雏孙正应门。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童。偶因朔风便，一纸当告存。”这些诗句表现了谢觉哉舍小家为大家、不忘初心方始终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何敦秀完整地保留这谢觉哉的这些家书。 　　一个月之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王定国在兰州举行了婚礼。1939年何敦秀六十大寿之际，谢觉哉写信给她祝寿，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满了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 　　新中国成立后，何敦秀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谢老难以答应这个要求。在谢老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已经使得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在何敦秀提出进京要求后，他先是不予回答，待她由生气转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她。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针对她提出要来北京的要求，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谢觉哉理智、平和地处理了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谢老给儿子的十二字勉励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湖南老家的二儿子谢放，带上大哥卖掉一只母猪换来的盘缠，只身离开了老家。经过一段艰难的行程，谢放终于来到了延水河边的宝塔山下。谢老见我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感到特别高兴，并且告诫谢放说：“来延安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要下定决心干一辈子革命，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谢放是个从小在南方农村长大的青年，过惯了散漫的生活，刚开始不但适应不了陕北的生活习惯，而且对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工作要求也都缺乏认识。一次，谢放到父亲的住处去谈思想。谢放说：“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如我想象的，怎么办？谁知真正干革命有这么难。”谢老严肃地对谢放说：“你要经常保持积极性，阻力、不谅解、碰钉子是对你的磨练。革命没有顺利的事，很顺利又何必要你呢？”谢老又说：“宴安、享乐，没有人来责备，环境顺利是消蚀积极性的，这在无远见与无修养之人，容易被卷进去。”谢老还说：“革命是考验人的。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主要不是看嘴上的表白，而要看实际行动。你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考验。并且还不能只考验一次，革命天天都在考验人。”接着，谢老回忆起长征时的战斗生活，告诉谢放要向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同志学习，要向那些经过长征考验、现在还在继续流血流汗的同志学习。 　　1944年10月，党中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三五九旅一部和中央机关部分于部，从延安出发南下开辟湖湘革命根据地。谢放感到这是父亲常说的“到生死关头去考验”的极好机会，便一面向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同时又请父亲写推荐信。谢老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上级也批准了谢放的请求。临行前，谢放去向父亲告别。谢老满怀深情地在谢放的手册上题了十二个字：“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并语重心长地说：“江南千千万万群众在盼望着去解放他们，我们曾经在那些地方战斗过。这回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部队去建立根据地，任务很艰巨，付出的代价也将会是相当大的。” 　　南下大军由延安出发后，战斗频繁，艰险备尝，而谢放也经受了实际斗争的考验。1945年国共“双十”协定后，谢老从一个领导同志的口中知道了谢放的情况，高兴地给谢放写来了信和诗。诗说：“念尔征途远，经年未得书。初投班子笔，曾绝太真据。饥病一呼起，枪囊万里俱。这番经历后，甘苦竟何如。” 　　1946年初夏，当南下大军从中原突围返回延安时，几乎每天都要作战，还得爬过六月尚有积雪的太白山。谢放和战友们一道凭着红心铁脚板，夜行昼伏，终于在9月回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总结会上，王震司令员说：“谢老的儿子始终没有退缩。”谢老听了，知道谢放真正有进步，欣慰之中赋诗作勉：“历时二十二个月，走路一万几千里。喜你过家没通信，亦未中途离战营。险阻备尝识真伪，真理跟前看死生。这番经历应珍视，困学同时更勉行。”这首诗，实际上是谢老对儿子这段经历的检查总结。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 　　1962年，谢老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有这样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诗中的第一句倒有点像我的现在了。人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夫人王定国总想让谢老吃穿得好一点，谢老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 　　谢老有次出外视察，被安排住在一个高级招待所里。他很是不安，心中挂念着许多衣食住行尚有困难的群众，并很感慨地写了两句诗：“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女尽欢颜。”谢老说：“因为住在这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还是住的破烂房子、甚至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我们与群众比，不能走的太远；忘记过去，走得太远，是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是会妨碍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的。” 　　谢觉哉有句名言：“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这在他的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62年3月8日《致儿女》的家书中，谢觉哉以自己和王定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他谆谆教导子女：“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教育子女在学会知足的同时，要把精力放到服务群众上来。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谢觉哉的拳拳情怀，以及谢氏家风的养成与传承。 　　谢老教育子女一定要艰苦朴素，想到人民。有一次，谢老的一个儿子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到家里便埋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谢老在家信说：‘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谢老还说：“我们是艰苦中来的，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一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农村中老百姓有的吃不到油，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三五两油。我们要多想想他们，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才行。” 　　还有一次，谢觉哉的一个女儿请人代买火车票，由于没有沟通好而买重了。谢老批评女儿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小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谢老每次都付了车费。为了防止子女产生特殊感，公家配给谢老亲的小汽车，他是从不让他们使用的。有一次，他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谢老对王定国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 　　为使子女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谢老多次提醒子女要向本单位领导争取多下基层锻炼。谢老听说要组织人下农村，就特地把50多岁的谢放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虽是农村长大，又经过了战争环境的考验，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你常住城市、机关，这样不好，况且也五十多了，今后下去的机会可能更少了。这次需要人下去，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去干一年，要同战争年代一样，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对保持革命晚节有好处。”谢放遵照父亲的叮嘱，到河北省衡水地区锻炼了一年。 　　1963年，谢老湖南宁乡的一个儿媳带着小孙女来北京看望谢老。一天早上，小孙女昏迷不醒，送到儿童医院诊断，是急性脑膜炎。谢老只说了句“送进医院就是了”后，仍然继续埋头修改他的一个救灾报告。谢老的秘书吉世霖见谢老这样不动声色，有点急了。他没有惊动服务人员和负责生活保卫的秘书同志，独自一人到儿童医院，向医生们叮嘱：“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孙女总算保住了命，母女安全地回湖南家乡去了。 　　还有一次，谢老在北戴河避暑，参加一个中央会议。一天，细雨蒙蒙，海面和沙滩上仍有不少游泳的人。忽然，远处传来了呼救声。原来是谢老家的一个八岁小男孩溺水了。当大家把生命垂危的孩子抢救上岸时，谢老却还坐在一块大海石上思考着什么。医生紧张抢救，大家都忘记了饥饿与疲劳。就在此刻，谢老要大师傅给他提前开饭，说七点钟要去参加中央会议的小组讨论。谢老那从容自若的神情，使人感到这个海滩上、这个家庭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平淡。对别人的骨肉，别人的疾苦，谢老是那样的关切，那样的爱护；而对于自己的骨肉，却是那样坦然处之，那样的沉静淡漠。看不出他有什么冲动，更没有为自己家属而用领导干部的特权，甚至连机关人员也不惊动与打扰。 　　谢老在北京当部长，儿子在老家务农 　　谢老一生造福于人民，对大众却毫无奢求。他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坚决地抵制资产阶级特权思想，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公仆。 　　谢老要求自己极其严格。他第一次去旧居，湖南宁乡县委考虑他家里客人多，计划安排一个厨师帮助照顾生活。谢老当即婉言拒绝，并说饭菜要像平日一样，要家里人自己办。那时农村里供应油、肉已有一些紧张，谢老嘱咐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没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盐就行了”，“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要求宁县县委对他不要有任何特殊。 　　建国伊始，谢老担任了第一任内务部长。对于托请办事、找工作的家人，谢老也总是回绝。1949年10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的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于是家里人也都想着去北京找个好差事。谢觉哉回信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危为安。谢觉哉还在信中写下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谢觉哉同村的雇农），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其子女和亲属，谢老同样是极其严格的。当时在湖南宁乡的二儿子谢子谷到了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在新政权刚成立、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的条件下，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并非难事。但谢老却说：“全国刚刚解放，上头下头，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去工作好。”谢子谷遵照谢老的嘱咐，回到县里便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以后，谢老在家务农的大儿子谢廉伯也提到过工作要求，谢老给他的答复是：“作田人还是要的。”他有很多亲戚在家务农，但从没有出面为他们安排过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老的一个妹夫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老一直没有应允。妹夫后来又当面提出，谢老幽默地答复说：“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来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63年冬，谢老旧居附近一块山上的树木很快就要被人乱砍光了。谢老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媳也砍了几株。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出于有气砍树，又是偶犯，经过批评教育以后，决定不按乱砍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老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指出：“我的儿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土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他们栽的树长到一两丈高，群众不要他们检讨时，才不检讨。”为了这事，谢老又把在家乡工作的儿子、孙子叫到北京，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罚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谢老的儿子和孙子，完全按谢老的要求做了。事情传开后，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敬佩，成了一次潜移默化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