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克隆抗体和多克隆抗体有很多区别
单克隆抗体和多克隆抗体有很多区别 首先
1.制备上的区别 经过特定抗原处理过的B淋巴细胞与骨髓瘤细胞通过细胞融合的方法得到杂交瘤细胞，经HAT培养基筛选、ELISA检测效价后就得到阳性克隆株，最后进行细胞培养或将细胞注入到动物（一般为balb/c小鼠）腹腔中用腹水培养，收集上清/腹水纯化后就能得到单克隆抗体。而制备多克隆抗体就没有单克隆抗体繁琐，只需将抗原（纯度越高越好）直接注入到动物体内进行免疫，经过3~4次免疫，ELISA测其效价合格后，收集血液离心得到上清，纯化后即能得到多克隆抗体。因此制备多抗的周期就比单抗的短，首次制备价格也比单抗要低。
2.应用上的区别 单抗和多抗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与优势。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高，一旦制备成功就可以永续的生产完全一致的抗体，因此可以对其特异性进行全面、系统地验证。但如果所识别的抗原表位被破坏，实验的结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单抗的缺点之一。而多克隆抗体的特异性较差，即使是使用相同的抗原制备多抗，不同批次间也会存在差异，因而在特异性、一致性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所以在用多抗做免疫检测时，更容易造成背景，例如在WB中有杂带，在IHC中背景较深等等。虽然还存在着交叉反应*的问题，但由于多抗识别多个抗原表位，即使是有少数几个抗原表位被破坏或者抗原构象改变，实验的结果也不会受到影响。在相同条件下，使用多抗可以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对于丰度偏低的蛋白也更容易检出。
曾经掀起强烈舆论风暴的“黄金大米”事件，终于被证实了——孩子确实被用来作为转基因大米的试验对象。“黄金大米”3名幕后当事人已被相关单位撤职，中国疾控中心等几家责任单位也公开道歉。在道歉问责之外，这起事件留下的深刻教训，值得长久反思。 首先，对于有些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站在科研的最前端但是却没有最起码的科学精神，他们做出这种无视规章制度、无视伦理道德，仅仅在利益的驱使下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就将无辜的孩子作为实验对象的行为，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污职失职行为。即使那些孩子吃下的“黄金大米”，是“无害”的，这种行为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科研的学术道德，同时伤害了人们的情感伦理，触犯了公共责任的底线。
其次，对孩子和家长[微博]来说，“黄金大米”试验，剥夺了他们最起码的知情权，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转基因产品，这种做法，极大地威胁到人的健康和安全，侵犯到公众的人格与尊严，最终只会给受害者留下长久难以祛除的阴影。
造成这起恶劣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 利益的驱使。“转基因水稻”本身包含着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这种“黄金大米”一
旦试验成功被大规模生产，整个世界粮食行业与产业都会发生改变，牵动的利益难以估量。而“黄金大米”试验，相关政府单位和科学机构也可能从中获得利益。那些从事此项科研的执行人员，目标指向则是学术利益，目前在国内，发表论文的级别和数量依然是评定职称等的重要标准，许多国外机构或以巨额项目资金，或以国际权威的知名杂志共同署名发表论文，对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利诱，使他们在这些项目面前丧失了理性，为了名和利铤而走险。此外，这项试验相关的当地政府部门和学校，也都可能存在着特定的利益诉求。
第二， 第二，监管的缺失。伦理审查是保护受试者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保障科学研究
不违背伦理的基本屏障。但是在我国，到2007年，才有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这个试行办法既不完善，同时也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现实中，不管是伦理审查还是监督，大多流于形式。科学伦理审查的程序没有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的责任没有尽到位，那么出现“当事人私盖的公章就可以轻易骗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金大米”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是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严格遵守科学伦理，认真履行相关程序，那么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点。 一方面，科研人员的利益诉求急需肃清。追求学术创新无可厚非，但遵守科学精神是开展试验必须恪守的前提，它不仅要求科研人员严守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还意味开展每一项试验都要尊重科学、遵守程序、服从规则。只有从源头上肃清科研人员的利益诉求，人体试验也就变成了无根之木。 另一方面，审查制度尚待规范。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开展时间较短，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审查出现漏洞的原因，更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只有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并加强对科研的监管才能为更多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科研项目提供保障，也才能为更多的人民大众分享到安全、有效的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