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大黄鸭"背后的人

　　童话中，“小王子”从遥远的星球穿越到地球。这是否与“大黄鸭”游历中国有些神似？ 　　大黄鸭来了，又走了，大家看了，欢呼了，又忘记了，仅仅留下一个是否给颐和园带来2亿元收入的结尾——小王子也说，大人们总是以数字，尤其是金钱论事物。 　　其实，大黄鸭还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尤其是站在它背后的那些人。

给黄鸭“看病”的姑娘

　　10月10日一早，天色刚刚泛白，北京西郊颐和园十七孔桥上已经站着数百人，满满当当地。对面昆明湖上，一只圆滚滚的黄色橡皮鸭在大风中瑟瑟发抖，呼呼作响。 　　在一片相机的“咔嚓”声中，几名工作人员划船进入大黄鸭的“肚子”，开始放气。十多分钟后，大黄鸭无力地趴在湖面上。“终于拍到‘鸭蛋黄’的照片了！”围观者兴奋异常。 　　李洋洋根本无心欣赏大黄鸭的萌态。一身白色运动衫、梳着高马尾的她正顶着风，仔细观察大黄鸭的表面有没有起皱和裂缝。“湖面的瞬时风达到八级，鸭子最怕这个了。”李洋洋十分担心，“风阻太大，放气的过程中，连接底盘的部分很容易破裂。” 　　如果说隔岸拍照是与大黄鸭的“亲密接触”，李洋洋几乎可以说是把大黄鸭“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她是北京国际设计周（下称设计周）组委会成员，也是大黄鸭在北京展出项目的负责人。今年年初起，她就开始与大黄鸭的设计者霍夫曼沟通，由他决定鸭子的身高、材质、生产厂家并给出设计图；然后带着结构设计师和工厂的设计人员一起，研究鸭子的弯曲变形、湖底的承重、展出期间的天气，进行精确计算。“单就制造这项，在大黄鸭之前，国内没有厂商做过这种项目。”李洋洋告诉本刊记者。 　　香港大黄鸭的生产方、广东中山某塑料制品厂的一位经理就透露，该厂前期准备用了5个月，还生产了四只约大黄鸭三分之一大小的中型样本进行破坏性测试。“耗用的人力物力很多，最后算下来还略亏了。” 　　尽管有十年大型活动策划经验，李洋洋还是觉得这次任务艰巨。“北京的这两只大黄鸭就像刚破壳的小鸡，十分幼嫩。”她每天都要安排两人24小时守候，检查外观，并随时调整气压，一旦风力超过四级还要主动放气。 　　一次在放气时，鸭子前部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裂口。她必须当即决定：是迅速现场缝补——有可能被人看出“补丁”，还是花三四天时间返厂维修，以保证完美？李洋洋只能选择前者。因为，在香港看大黄鸭是免费的，而颐和园和园博会的门票分别为30元、100元，“不能让大家经常看见鸭子趴在那儿了”。 　　11月1日，大黄鸭告别北京已经四天，李洋洋讲起给大黄鸭“看病”的故事，仍然神采飞扬，“其实回过头去看，北京的大黄鸭做到18米，并不为大。也许还可以更大一些。” 　　这时，她的同事拿着手机走了进来：“又有新闻了！”当天上午，正在台湾桃园县展出的大黄鸭意外爆裂，桃园县不得不向高雄紧急借调。“鸭皮的材质不能太厚，否则会增加重量，很难达到圆乎乎的效果。这也是大黄鸭容易爆掉或破裂的原因。”李洋洋说。 　　为什么人们会那么喜爱这个“脆弱”的“大家伙”呢？或许是因为“大”，超现实，或许更是因为“脆弱”，异乎寻常，有股“解构”的味道——李洋洋对后者的体会太深了。

吸金利器，还是完成任务？

　　时光回到9月26日，周四，大黄鸭在颐和园亮相的首日。颐和园工作人员张云杰有些激动，他那天发现，园子里多了许多“老北京”，“大家都说很多年没来颐和园了，现在因为大黄鸭又回到了颐和园。”此前，这个80后北京男孩已经在微博和微信上看过了太多朋友与大黄鸭的合影。根据颐和园的数据，当天接待购票游客2.51万人，同比增长约63%。 　　在掀起了“全民合影”的狂欢同时，大黄鸭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凭借大黄鸭和园内美景的号召力，5月份开园的丰台园博园超越故宫、八达岭，成为最热旅游区。”9月22日，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根据园博园统计，中秋小长假期间共接待19.6万人，其余15天平均每天也有3-5万的客流。而对比大黄鸭展出之前，园博园自开园以来日均客流始终只有约2.5万人。 　　“大黄鸭的到来拉动了游客增长，同时拉动了园区收入，总体盈利水平较去年有提高。”颐和园李林杰副园长说。有报道称，大黄鸭在京展出近两个月，两所公园仅门票等收入就超过两亿。另据设计周组委会的数字，大黄鸭衍生品售卖也至少带来700万进账。 　　“我真的不想花钱只为瞥一眼巨型橡皮鸭和人山人海。”这样的论调，在微博上并不少见。更多的质疑在于，“公共艺术应该放在公共空间，大黄鸭到了北京怎么变俗气了？” 　　不过，对于2亿元数字的准确性，很多人都存在疑虑。“颐和园在黄金周的游客量本来就很大，大黄鸭带来的额外增加量其实有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颐和园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另一方面，此前颐和园为了迎接大黄鸭也所费不菲。那些日子里，颐和园里有近400名安保人员全部加班巡逻，昆明湖东岸还安装了700米的临时护栏。加上救急艇、运输、活动以及因遇极端天气造成的部分支出，截至黄金周期间，颐和园已为大黄鸭投入两三百万。 　　上述工作人员说，“这次展出对颐和园来说，也就是顺利完成了政府任务。”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拿下”大黄鸭，各有各的招儿

　　其实，大黄鸭原本不会“驾到”北京。 　　设计者霍夫曼对展览地点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拥有开阔的水域；必须具有典型的城市景观。他还坚持大黄鸭必须免费开放。“他的要求和我们有出入。”李洋洋说。 　　时光继续倒流。9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市市政府大楼里，公安、工商、城管和交通等各部门负责人齐聚。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孙群告诉本刊记者，依照惯例，这是每年市政府为了设计周特别召开的跨部门协调会。大黄鸭正是今年设计周的项目之一。 　　孙群并不讳言设计周的“官方背景”，他笑称设计周有三个“老板”：政府、产业，还有公众。“有任何问题或要求，我们会直接向市政府提，由市政府出面协调解决。”而根据官网介绍，北京国际设计周的主办单位为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及北京市政府。 　　在“大老板”的助力之下，北京国际设计周成功地从国内9家希望与霍夫曼合作的机构中胜出。孙群透露，“阿姆斯特丹是北京的友好城市，也是本届设计周的主宾城市，大黄鸭是作为主宾城市献礼赠送的。” 　　比起北京的“举手之劳”，中国台湾高雄为了争取大黄鸭可谓大费周章。今年4月，高雄市政府新闻局给霍夫曼寄去爱河及光荣码头的照片，并附上市长陈菊的亲笔信。两个月后，副市长又率队前往香港，向霍夫曼赠送台湾凤梨酥和琉璃珠工艺品，新闻局一位科长更以德语与曾留学德国的霍夫曼对谈，才令高雄在台湾二十多个单位的竞争下拔得头筹。 　　不过，“官方背景”也给北京主办方增加了不少变数。孙群说，就在基本选定颐和园后，园博园也主动找上门来，并通过市政府表达了意愿。此前，园博园已与霍夫曼联系了近半年时间，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如果单纯从艺术装置的角度，他可能不会选择园博园。” 　　最终，组委会安排生产了两只规格相同、结构不完全相同的大黄鸭。偶然成行加上政府之手，北京上演了两只大黄鸭漂浮的景观。

香港故事

　　对比北京“两鸭同游”，之前香港大黄鸭创造的“业绩”才够耀眼——在香港展出的一个月，从特首到市民，从明星到公知，大黄鸭共吸引了800万游客。展览地附近的海港城购物中心当月零售额也大大超出同行的平均值。 　　“海港城”是香港大黄鸭展出的主办方，这是九龙仓置业公司旗下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从2007年开始与策展公司合作，多次邀请知名艺术家举行大型艺术展，例如草间弥生的奇幻波点王国、岳敏君的大笑雕塑展等。 　　2012年8月，海港城推广部门的近20人就开始为争取大黄鸭行动。该项目的负责人告诉媒体，“我们有一个创意团队，最近哪些艺术家、设计师比较热门，他们会告诉我们，有机会也会帮我们邀请。”此外，大黄鸭在香港展出的手续也十分简单：只需向海事处申请“浮动构筑物许可证”即可。 　　“申请人需提供个人及浮动构筑物的简单资料，并承诺未经海事处处长批准，浮动构筑物不会移往别处，也不会用作居住用途，在许可证失效后立刻离开香港水域。”香港海事处接受本刊记者书面采访时如是回复。 　　“一开始海事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香港大黄鸭的项目负责人表示，政府部门也担心安全问题，“担心它不知道会被风浪吹到哪里去，还担心它会砸到观众和建筑物。”经过不断沟通，两个月后海港城终于拿到“浮动构筑物许可证”，费用为160港元。 　　香港模式的成功，也让孙群“非常欣赏”。但他同时表示，“大陆不可能采用香港模式。这么一个大型活动如果没有政府的协调和疏导，它的弊端可能大于它的利益。”看来，大黄鸭出游也是入乡随俗，“一国两制”。

另类“鸭爸爸”

　　很多年前的某个下午，鹿特丹伯伊斯曼博物馆内，一位年轻人在一幅画作前停留了许久。画上是荷兰的全景，这个名叫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年轻人暗自想，“在这样的风景里，要是水面上有一个明亮的物体该多棒！” 　　2007年起，一只明黄色的胖鸭子从荷兰开始一路“漂流”，相继出现在全球16个城市的水面。在比利时展出时，胖鸭子曾被醉汉扎了40多道口子，当地人于是自发组织起来，从早6点至晚8点巡逻，最后连警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道义凝聚人心，哪怕只是对一只“鸭子”。 　　当年的那名年轻人，如今已成了人们口中的“鸭爸爸”。在他位于鹿特丹的工作室里，随处摆放着各种造型的动物雕塑，一只趴在桌子上的“狗”，一只躺在窗台上的“老鼠”。 　　在接受香港杂志《Lifestyle Asia》采访时，这位一脸胡茬、身高1.92米的荷兰艺术家坦言，自己小时候的偶像是卡雷尔·阿佩尔（荷兰当代画家、雕塑家，1948年欧洲先锋派运动发起人之一），因此长大后他就进入了荷兰坎彭的基督教美术学院。 　　霍夫曼远非“富二代”，他很差钱。大学期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家公司，在暑期为人画壁画挣钱。“那时我们只能挣很少的钱，但觉得挺值得的。”最夸张的一次工作是为一座核电冷凝塔创作壁画，最终他们画出了一幅面积达到15000平米的阿尔卑斯山。 　　对于大黄鸭的走红，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36岁的霍夫曼则说，“大黄鸭就是个成年人的玩具，让你想起你的童年，那时你没有经济压力、不用为房租发愁。” 　　有其子必有其父，在很多人眼中，“鸭爸爸”霍夫曼确实有些“另类”。今年5月，大黄鸭在香港展出后，亚洲三百多个机构都向霍夫曼发出了邀请，其中也包括国内的朝阳芳草地、蓝色港湾等。“我会仔细检查，有些机构的商业化目的很强。”霍夫曼说，“很多艺术品都被富人买走了，变成私人收藏和投资，但公共空间的艺术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还有很多商家将大黄鸭视作完美的广告牌，纷纷上门寻求合作，同样吃了闭门羹。 　　“你们给霍夫曼的版权费是多少呢？” 　　“没有外界认为的百万那么高，是一个很合理、让双方都觉得很舒服的数字。” 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孙群如是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 　　霍夫曼曾经告诉孙群，自己成名后有一些机构甚至开出了数百万欧元的版权费，都被他拒绝了。“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就是让付钱的人和收钱的人都觉得很合理。”

真鸭才有“家学渊源”

　　“远望大黄鸭，近瞅不像它。难辨真与假，山寨没办法。”这首打油诗，在最近的几个月随着大黄鸭的“亲戚”们一起，在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登录淘宝，近百个厂家都可以提供定制大黄鸭的服务。南京一家气模制品厂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厂生产的大黄鸭也采用PVC材料，18米的报价为6万，下单后三天就可发货，还提供一年保修。与正版不同的是，这些鸭子都没有拉链，也没有浮床。在该厂家的淘宝网店上，最近一个月大黄鸭有38笔成交记录，大多以2-5米为主。 　　与此同时，重庆、天津和上海等十多个城市的公共场所也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大型鸭子。“令人失望的是，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些很漠然，有些盗版做得很大，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设计周组委会副主任孙群表示。霍夫曼也觉得，山寨鸭“一点也不有趣”。他说：“它显示出中国缺乏信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种行为会毁掉社会文化。” 　　但更为尴尬的现实是，霍夫曼的大黄鸭在中国其实并不受版权保护。“他一开始想在中国申请版权保护，但申请需要两三个月，审批还要半年到一年。”李洋洋无奈地说，“版权还没申请下来呢，展出活动都早就做完了。” 　　山寨盛行的背后，为什么中国孵不出自己的大黄鸭？其实，这一看似偶然的艺术创意成功，离不开的是激发创意的土壤。 　　大黄鸭的故乡阿姆斯特丹，除了拥有郁金香、大风车、奶牛和著名的红灯区，也是名副其实的“创意之城”。在这个国家的1600多万人口中，有近5万名设计师，创业产业从业人员多达23万。现在阿姆斯特丹每新开的6家公司中，就有一家从事创意产业。 　　作为“荷兰创意”的代表作，大黄鸭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宽松的文化政策和完善的法律体系。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政府须向地方及各文化组织、团体、基金会等拨款用于文化建设外，该国的《失业保险法案》对艺术家“破例”，“艺术家可以在最长10年时间里得到最长48个月的临时基本收入”；《税法》有赞助文化活动的免税规定。 　　今年5月，在香港行政长官立法会答问大会上，一名议员向行政长官发问：特区政府有没有想过巨鸭风靡全城的原因何在？有没有值得政府参考的地方？梁振英回答说：“我太太在家里翻箱倒柜，找20年前儿女们玩的胶鸭仔……我们应该学习效仿，成功的创意可以带动很多的行业。” 　　设计者、工厂、政府、维护者以及商业公司，都是大黄鸭与千万观众背后的“人”，在中国人看过乐过就遗忘的背后，这些“人”丰富的经历、内心与价值观，还有他们之间的不同乃至冲突更值得人们玩味。毕竟，鸭子可以飞走，而你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