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的成才之道与历史责任

郑强谈当代大学生的成才之道与历史责任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怨气很重，总是埋怨自己的国家不够先进、不够开放、不够民主。在过去的一年，我率浙江大学两个博士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日本和台湾。访问日本的是浙江大学医学代表团，访问一共7天时间，有两件事情想说给你们听。第一，日本的宾馆开关房门时都是采用老式的铁钥匙，几乎没有一家宾馆像中国的宾馆那样采用时髦的磁卡钥匙；洗澡间同样采用老式的水龙头，这恐怕是中国人装修时绝对不会买的；宾馆里看不到壁挂式电视，全是老式的台式机；全日本的电视频道加起来都比不过杭州一个城市的电视频道多；第二，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一个电台——NHK的报道中看不到国际新闻，更看不到有关中国人民三十年来巨大变化的丝毫消息。同样地，日本民众也绝不会知道巩俐、张艺谋等所谓的中国明星。访问台湾的是浙江大学艺术代表团。同样的现象，整个台湾的电视频道也不及杭州一个城市的电视频道多。由此来看，中国在信息开放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这也或多或少带来了某些弊端。

我要批评一下中国电视台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联播，有时大篇幅地报道一些极为无聊的国际新闻或是花边新闻。这些报道对国民而言是有害无利的，尤其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教育人生》是中国教育界非常推崇的一个栏目，但这么好的教育节目在杭州、合肥又有几个孩子的妈妈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观看呢？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就是通过电视报道让自己的国民知道自己的国家是最好的，而极少提及其他国家的优势。与此对比，也反映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败。

现在我已获得了很多荣誉，比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浙江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这一称号。之所以这样说，就要讲到我80年代做学生、现在当教授的角色转换中产生的一种深切感受了。我想大家都已看过《高考1977》这部电影，当时这部电影在浙江大学举行首映式时我作为主要嘉宾进行致辞。这部电影拍得很好，轻而易举地激起了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也让我重温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的艰辛。但除此之外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个年代的老师，他们都单纯地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一生追逐的理想，而不是像现在的名教授一样天天忙着跑项目、搞科研，把学生放到一边不予理会。现在很多关注学风的老教师对当今大学的教育捶胸顿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教风、学风不满意。恕我直言，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中最失败的一点便是放弃了“把培养人作为大学的根本”这一信条。

之所以会被选为“浙江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真才实学”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学得扎实，学到家。这也是我拥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诸多荣誉的原因。第二，要有爱生之心。这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大牌教授都在忙着搞“863”、“973”等项目而乐此不疲，却忽略了作为一名老师最起码的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说轻一点是丧失了职业操守，说重一点就是没有良心。相反地，我可能就是比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精力要多一些，会主动去关爱学生。比如当得知某个学生的妈妈得了重病而在黑龙江找不到好医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妈妈接到杭州来，找院士、医学家给她会诊；西部的同学春节买不到票时，我会给他买卧铺票；包括我的女博士的婚姻大事我都会竭力帮她解决。同时如若学生犯了错误，我会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以此来点拨学生的成长。第三，要有沟通的本领。恕我直言，现在有一些大学教授在沟通能力方面甚至比不上幼儿园的老师。“教授”一词，我认为一是教，二是传道。现在全国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让大学教授上课”。这种提法听起来很好，但却不一定科学，因为现在很多大学评定教授的首要条件是做了什么项目、拿了教育部的什么课题或是发表了多少篇文章，但把教书育人特别是课堂授课的效果作为评定教授的条件的大学则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不上课便当了教授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很多大学教授的授课水平、与学生的沟通能力都或多或少地下降了，比不过上课上得好的副教授，甚至比不过上课上得好的讲师。因此“让大学教授上课”的科学提法应该是：大学应该回归“本源”，把上课效果的好坏作为评选教授的最重要条件；要让上课上得好的老师讲课，当然如果是教授的话就更好了。

同学们，送你们一句话：要如热爱自己的生命一般去热爱自己的专业。不要认为法律、金融、贸易才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值得追求的职业方向，其实专业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在大学里应该努力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我现在已经是全国二十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也包括厦门大学。最近当厦门大学再次恳请我去做一个演讲的同时，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易中天教授请出来和我同台演讲。当时我开玩笑地说要他们爱护自己的易中天教授。玩笑之余我也把自己和易中天教授的优缺点进行了一下比较，用来阐释我的“非对称思想”。所谓的“非对称思想”即取博弈双方的优势依次进行比较，追求非对称的发展成才之路。

先由书法讲起。我曾应邀为杭州移动公司总裁写过一幅书法，想到当下很多企业赚了学生诸多昧心钱，于是便写了“悟道”二字，不过那位总裁还是若有所思地接受了。这些老板在我面前之所以恭敬得像我的学生一般，是因为我在有钱人

及当官的人面前从不说钱说官，而说知识。由此我联想到当今很多大学生不懂得“非对称优势”，在求职时面对企业缺乏自信，不清楚自己走向社会要依靠什么生存。作为中国创业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我认为大学生找工作不需要所谓的培训，关键在于树立自信心，要懂得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社会上立足。

书法之后，再谈艺术。我现在一切的成功都来源于“非对称思想”和《动物世界》的启发。我总觉得一个男人必定在经历过诸多的痛苦乃至不幸之后才会真正变得成熟。拿我自己来说，由于之前跳舞受挫，我精心学习了声乐。在浙江大学“宝来杯”歌咏比赛中，我以高分子学教授的身份在众多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了桂冠。无独有偶，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使我萌生了为当代大学生写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军训之歌的想法，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我真的写成了这首以“谁说我们不像当兵的模样，谁说我们没有当兵的形象。我们就像当兵的模样，我们就有当兵的形象”为灵魂的军训之歌。

讲完艺术，再谈谈体育吧。我是“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的新任主席，同时我也很喜欢兵乓球，是浙江大学的乒协主席。

当然，我也懂得在“品三国”等诸多文科知识方面我还是与易中天教授有很大差距的，毕竟我的研究领域不在文科方面。我在书法、文艺等多方面与易中天教授的比较并不是想证明谁更加强大，更无意贬低或是伤害易中天老师，而只是为了更好地阐释我的“非对称思想”，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天性是当代大学生创新的源泉。去年我在杭州做报告时曾讲到“孩子的天性需要被保护”。最近社会上大力倡导人们去关注并加强学前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口号也大为流传，从而促使整个学习过程的向前推移，但诸如学生择校已从幼儿园开始、强调胎教等社会现象在我看来是不科学的。学前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孩子在“学”之前不能“学”，不然就无所谓“学前”了。

在浙大，男女生比例接近7：3，但去年学校评选“十佳大学生”，十个候选人中只有1个男生，而且还是我力荐的。现在大学生谈恋爱分手时要死要活的很多都是男生，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80%是女生······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严重伤害了中国男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男生的天性。女孩要学会爱护身边的男孩，不要让他们丧失作为男人的自尊与自信，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男孩的不自信、不勇敢，造成了难以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悲剧，最后伤害的还是女孩。而女孩越纯洁、越保持本性则越自然，保持美丽的时间也越长，过早经历复杂的情感、丧失自己的天性就意味着性早熟。

其实很多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高考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要因未能进入名校而沮丧，而要为能够进入安徽大学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因为我觉

得学生高考分数越高则意味着进入大学之前遭受的摧残越深。每年浙江大学新生入学的时候，5000多名本科生就有约16000至18000位家长陪同参加开学典礼，而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却不足500人。中国家长如此关注孩子的入学，却很少在乎他们的毕业典礼。而在国外连总统都要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推迟召开国务会议。经商的老板都知道生产的产品在即将出厂时要进行严格的检验，而中国的家长却不关心孩子大学毕业以后的道路，以为把孩子送进大学就万事大吉了，这反映出中国一种不正确的文化取向。去年美国杂志《Science》刊登了一篇文章，以浙江大学为例专门描述了中国大学豪华而先进的研究设备，好比黄浦江边、长安街上行驶着的奔驰和宝马。由此来看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并非因为中国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应该更多地去思考中国教育本身存在的诸多弊端。

中国大学前的教育情况是：很多中国学生几乎拿遍了世界上数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等多种科目的冠军，尤以数学突出。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进入大学后就变得默默无闻、消逝在欢呼声和掌声中了。当下中国在数学领域只居世界二流，国内从未产生过“菲尔兹奖（The International Medals for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in Mathematics）”。另外，中国人在得不到“诺贝尔奖”的同时，却频频宣传一些美籍、英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对中国的教育和民众毫无用处，因为中国的民众对这般苍白的宣传已经缺乏了判断力。再看邻国日本，与钱永健（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有4位，且其中两位都是华裔，从而使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达到16位。据说其中一位80岁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的前50年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步，这让我联想到当今中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潮流——国际交流。

在中国，似乎国际交流已成为评价大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似乎只有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才算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我觉得中国的外语教育已走向歧途，把外语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更有甚者说不会外语就是文盲，我看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的文盲。在中国过分强调一个人的外语口语水平，而把阅读和理解水平放在其次，这在日本正好相反。我并非认为外语教育不重要，而只是想强调外语只是学习的一种工具，不是体现个人水平的标志。美国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做调查研究了，很少学习外语；而中国学生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语，在实践中就落后于人了。

与中国相比，日本无论是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体育领域都更为优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对此进行了诸多思考。我当年留学日本时，看到幼儿园中的小朋友们脱掉鞋袜在冰冷的雪地里走，却没有一位妈妈因此而责怪幼儿园，这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让我们再来看一种现象：在中国，每天城市中很多著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门口一到放学时间就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了；而在日本却很

少看到家长接送孩子的现象，因为在日本小孩子的心中这样做是要被人嘲笑的。我想说的是家长接送本不是孩子的需求，而是中国民众历来自私情感诉求的充分体现。这是教育的非正常状态，需要我们思考中国文化教育的弊端，但与体制无关。

再看中国高校的大学生。现在很多毕业的大学生既无知又无良知地抱怨国家没给自己提供机会，但我要告诉这些人大连有太多的日本人，北京、青岛有太多的韩国人，杭州、义乌有太多的中东人……全世界都来中国寻找机会，我们没有理由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事实上找不到工作是假象，艰苦的工作不愿做、享受的工作找不到才是真相。我要告诫当代的大学生，只有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离开大学后才会收获美丽的人生。

中国现在出现了号称“2+5+2”的“教育垄断同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旨在建立所谓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我在浙江大学高分子系做了十年系主任，每年考入高分子系前3名、前5名甚至前8名的研究生都来自很普通的大学，而很少有这些名校的学生。在高考到考研3年半的时间里，当人与人之间再次进行博弈时，昔日的赢家却赢不了对方。我觉得非一流大学的学生以后的发展并不一定比名校的学生差，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大学有能力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坚定自己的信念，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

最近网上在传播我的一个语录：让孩子学钢琴、学外语、学画画、学计算机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当今世界上单位密度和绝对密度学钢琴最多的国家都是中国，相反地，中国的钢琴音乐会听众却最少。有些家长认为逼孩子学这些就是在贯彻素质教育，岂不知一个人是否诚实、是否能够承受苦难才是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独立人格的最重要标准。由此看来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值得国人深思，并且我认为在当下中国有必要重新树立教育的精神。

萨科齐的善变体现了法国文化的特点和法国人自由浪漫的个性。法国人对豪华别墅、奔驰、宝马等话题没有任何兴趣，而只是喜欢品着葡萄酒与你谈论是否去过卢浮宫，是否看过巴黎圣母院。这说明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文化传承要远高于物质享受。我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东方明珠塔只是一堆水泥的堆砌而没有文化底蕴在里面，农民工上去之前是农民工，下来之后依然是农民工，文化修养丝毫没有增加。同样地，我认为杭州西湖也是没有文化底蕴的，这也是杭州人申请渴望将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终不如愿的原因所在。中国人对于自然风光的享受是十分贪婪的，许多农民企业家在门前搞花园、草坪等人造自然风景，而不是像丰田公司那样建设一个企业发展的博物馆，这是我们民族缺乏文化修养的典型标志之一。

杭州有一座以大学命名的天桥——浙江工商大学大桥，是由于一对博士情侣在此处被撞伤后，政府迫于学生游行的压力而修建的。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撞到农门工时没有大学生组织游行呢？原因就在于当今大学生自以为是，没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一个人只有把家庭、把社会、把整个民族的利益提高到比自己的利益更高的位置时才算真的有良知、有责任感、有品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炼成功。只有当中国大学生开始关心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对他人的尊重达到甚至超过对自己的尊重时，中国才有可能步入真正文明的社会。同时，中国人在面对“付出艰辛的劳动去做事”和“简单且舒服地去做事”两种选择时，一般都会选择后者。由此看出当代的中国需要有知识的人站出来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教育学生在年轻的时候要多奋斗，而不是一味地索取。

超市里许多家长怕孩子累着而把他们习惯性地放在手推车上；中国的研究生做论文时要考察实验路线，以此来避免麻烦，选择捷径；街上开奔驰、宝马的人随意抢道；大学生排队打饭时，看到外班同学插队就口出恶语，看到同班同学插队就把饭盒递过去……这些文化现象反映出国人品格的根本变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的中国人缺少一种信仰。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员只有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才能称其为国民。面对我们的先人及历史，我们应当心怀感激之情和敬畏之心，任何轻慢的言论都是浅薄和无耻的。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可知，清朝的覆灭不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财政匮乏，而恰恰是因为太过富庶。1840年，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将近三分之一，远超过美、英、日等国，但奢侈糜烂的生活使得清政府不堪一击，主权与领土相继丧失，民不聊生。近代中国的屈辱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主爱国思想于一体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很快就覆灭了。蒋介石上台后，推翻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对共产党赶尽杀绝。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进而醒悟后，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起义并不顺利，陈毅、朱德相继败逃广东，毛泽东也辗转上了井冈山。革命女英雄伍若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仍旧坚贞不屈；瑞金一个村子的百姓为了保护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章，全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折磨致死的村长最后用鲜血写下“革命万岁”这几个气壮山河的血字。由此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信仰是多么重要！同样地，在《动物世界》中仍旧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非洲野牛在迁徙的过程中，总要有几十头公牛为了种族的繁衍，在队伍的最后与前来觅食的食肉动物拼死抵抗，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大马哈鱼为了种族的繁衍，可以冒着被吃掉的危险逆流而上，产完卵后就死去了。连动物都知道为了种族的繁衍要挺身而出，当下我们中华民族多么需要先人那种

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惧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

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游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集体行动，这不是我们浅薄的思想可以理解的。其实他们道个歉就可以得到邻国的宽容以及宽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但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得到的利益远远不能弥补一个岛国民族的忧患意识，一旦妥协是要灭国的，他们需要延续自己的民族精神。我要告诉当代的大学生，“不尊重自己的先人而去指责对手尊敬自己的祖宗”的行为是浅薄的。日本人不怕我们游行，他们最怕看到的是中国的大学生真正从内心深处崇敬并缅怀自己的先人，到那时日本民族才会真正敬畏我们当代的中国后生。

振兴中华，从我做起。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失望之余应该懂得，一个民族是一点一点进步起来的，如若我们每个人不能为民族的复兴承担一点责任，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无望。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很浮躁，这是中国民族教育的失败导致的，我们只看到了其他民族的优点而过分夸大了本民族的缺点，这一点与日本民族截然不同。振兴中华需要我们去学习先人“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这是金钱所无法取代的，在我看来金钱绝不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希望。

当代中国人某些方面的不足是中国民众思维和文化的不成熟导致的，很多年轻人遭受一点挫折就无法承受了。我要告诫当代的大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丢掉自己做人的准则，不应丢掉自己肩负的责任，更不应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不要以为绚丽的风光就是我们民族强盛的标志，不要以为高楼大厦就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富有，也不要以为此刻的奢靡就是我们大学生应当追求的生活。只有把目光放到西部那些贫困的地方，生活在东部富裕地区的大学生们才知道还有如此多的责任要去担当。此刻我们有责任与中国的老百姓共同抵抗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没有理由向人民索取什么，而只有理由多为人民分担些苦难。

当前世界上的很多乱象都是有内幕的，因此我要告诫当下中国的大学生不应被外国媒体的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所迷惑，能够保证中国不断发展的体制就是当代大学生应当支持和选择的，要知道中国的安定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共识是极为重要的，韩国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汉城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给他们留下的强大的精神文化遗产，如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手牵手》至今仍旧在韩国民众中广为流传，展现了韩国精神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反观中国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过去还不

到三年，可谁还会去饶有兴趣地哼唱《我和你》呢？济南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冯思广2010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出现故障，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地面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错过了跳伞的最佳时机，最后壮烈牺牲。英雄感人，其妻亦感人。他的未婚妻田文君，在追悼会上两次长时间的行礼，第一次是请司令员见证他们的婚礼，第二次则是向已逝的英雄保证替他照顾好年迈多病的父母。一个民族需要田文君这样伟大的情感，需要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不仅塑造了你我个体，更塑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文化和精神上的孤魂野鬼，而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一定要和中国广大人民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也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自己的国家，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

同学们爱戴什么样的教师也应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作为指导，除了崇拜学术造诣高的名教授外，更应当崇敬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爱国家、爱民族、爱学生的教师。真正一流的大学绝不在于豪华的建筑，而在于其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于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树立。浙江大学的创始人、浙江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浙江大学“求是”校训的倡导者、伟大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教育家竺可桢是蒋氏父子极为尊敬的，1949年竺可桢并没有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而只是说了一句话：“我要跟新的中国在一起！”因此我想说的是大学教授做官让人羡慕，校长进入国家的领导层地位固然显赫，但我们更不应该忘却、更应该崇敬的是，大学的创立者和大学精神的倡导者对一个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功绩及其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想对同学们以后的生活提两点建议：一是不要畏惧磨难。我现在的成功得益于在大学毕业后那三年不能唱歌、不能跳舞、不能逛商场的艰辛的山沟生活。每天晚上去实验室，把大学期间做的笔记重新整理一遍，发现其中的错误与不足。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奠定了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到如今在专业知识上能超越我的人没有多少。因此，我要用自己亲身的成长经历告诉大家，人生的成功在于后天的不断努力，不要过早断定谁是人才。有没有前途在于自身能不能不断努力，在于遇到困难能不能扛得住；二是要孝敬父母。凡是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说爱党、爱国都是虚伪的，连报答养育之恩的本能都做不到的人绝对不值得信任。我告诫大家当父母还在世的时候要多尽孝心，要学会感恩。

在大学，要学会自省，要多去领悟不同的精神和思想；要有成长中的理想，应不断思考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毕业后可以为自己、为父母做些什么；要有充沛的情感，体现在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今天特别强调情感，所以我想以一幅感情饱满的画结束今天的演讲。这就是感动中国20年的、罗中立

老师的名作——“父亲”。这幅画之所以感动人，在于其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生命的动情。当年罗中立老师去阿坝采风时，看见一个蹲在大粪旁边的老农，虽然这位老农在喝一碗很不干净的水，但罗中立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反而被老农饱经沧桑的脸所吸引，于是成就了这幅伟大的作品。我想这画中的人物就是中国伟大的男人形象，是中国伟大的父亲形象，是中华民族扛得住的缩影。

今天是即兴演讲，里面肯定有很多瑕疵甚至偏颇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当我们期盼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施琅”号即将下水时，当我们得知“歼20”再次飞向蓝天时，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应该以身处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此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们：“做一名安徽大学的学生,做一名当代的中国人，是极为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