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中三桩誓愿的美学透视
《窦娥冤》中三桩誓愿的美学透视
作者：杨韦萍 周远雄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06年第10期
《窦娥冤》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把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关汉卿在作品里塑造了一位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下层妇女的典型——窦娥。
最能表现窦娥反抗精神的情节是她在刑场上发下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是让旁观之人马上明白她蒙冤；“六月飞雪”是希望上天能感应到她的冤屈，昭显“异象”表明她受冤。“亢旱三年”是希望自己能像东海孝妇一样，苍天能来惩罚“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官吏。三桩誓愿一桩比一桩强烈、深刻，表达了窦娥这一封建社会里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在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屠刀时，心中激荡着的野火一般的怨愤，也激发了读者对窦娥的同情和怜悯。但也有人提出疑问：“亢旱三年”的誓愿在惩罚官吏的同时，不也会让土地干裂，百姓颗粒无收吗? 窦娥岂不是太无情了? 作者这样构思岂不太无情了?
这是没有把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同对现实生活的审视活动区分开，而以实用的善恶评判标准来审视文学作品美丑。
朱光潜先生在《读美》中提到“我们对于一颗杏松的三种态度”，通俗地诠释了人对待世界有三种价值观念。木材商人从实用价值的角度出发来评价事物的善恶，即求“善”。植物学家从科学价值的角度出发来判断事物的真伪，即求“真”；画家则从审美价值的角度出发鉴赏事物的美丑，即求“美”。审美是独特的审美情感，是超越了实际功利目的精神愉快。在审美体验中，人们要暂时超越周围熙熙攘攘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艺术境界。
在审美活动中，即在阅读文学欣赏艺术时，我们是与作者创作的形象进行心灵的交流，为他们的悲欢离合而喜怒哀乐，获得一种精神的释放、感动、愉悦。审美欣赏同样要克服日常实用的态度，有的文学作品中审美之“美”与理性的“真”和道德伦理的“善”是统一的，如《白蛇传》中前期白素珍行医治病，在她身上就集中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但后来白素珍反抗法海，施法水漫金山，美与善就错位了。但这不也正表现她对爱的忠贞与捍卫，对强权的反抗吗? 窦娥发下如此强烈的誓愿，正是她冤屈之深的折射，也正反映出关汉卿对她深切的同情。这看似对百姓无情的誓愿，正是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无限深情之笔啊。
再则，在窦娥身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人格的美学追求。
窦娥的冤能感天动地，是因为她身上凝聚了太多的痛苦、悲伤和无奈。她是那么忠孝善良，却又命运多舛。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卖掉抵债，孤苦无依如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小草。刚成亲却又成了寡妇，只能婆媳相依为命。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17岁的窦娥默默承受着，她感叹自己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只希望“忍受今生修来世”。她遵从社会伦理(在家从父，卖身
抵债；夫死守寡，孝养婆婆) ，屈从命运，只是想求得今生做人的尊严、权利，哪怕做泡在苦水里的可怜人! 但这种卑微的期盼也变成了奢望，突出其来的灾祸把她从个人、家庭悲剧打入到奸人横行，吏治腐败的社会悲剧中。
在与张驴儿的反抗中，她从善良本性出发，对官府抱有幻想，她毅然绝然地选择“官休”。这不只是改嫁不改嫁的问题，而是屈从不屈从张驴儿这类恶势力的问题，她本想通过“明镜高悬”的官府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但太守桃杌的审案信条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根本无视她的尊严。那“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肉都飞，血淋漓”的残酷刑罚，都没使她屈招。柔弱的窦娥显示出了柔弱下的刚烈顽强。但官府要打婆婆，却触动了她心灵中最软弱的一面，她与婆婆相依为命，情同母女，她不忍年迈的婆婆受刑。她对官府彻底绝望了，对人生、生存也彻底绝望了。在自诩为百姓的父母官的衙门里找不到公理、公道；朗朗乾坤，哪里还有公理呢? 窦娥无奈地屈招了，无奈地放弃了做人的尊严。
去刑场的路上，善良的窦娥提出走前街，怕婆婆见了伤心。她始终不变的善良、细心、孝顺的美德随着情节发展而逐渐强化。越写她善良时，越显出她悲剧命运的感人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悲剧是将那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在指天骂地时，她压抑的满腔怨愤如地下的烈焰喷涌而出，她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基础——天地，指天骂地，不就是骂天地在人间的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层，整个封建国家机器吗? 整个国家机器已腐朽不堪，人世间已无处诉冤，无人洗冤，无奈之下，她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她骂过恨过的天地啊。作者以极具浪漫主义风格的笔法，让窦娥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驱遣天地，驱使鬼神，让自然规律颠倒，人间变色。这时，窦娥已不再是一株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小草，而是怒目的金刚，古希腊的战神。
在窦娥的身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人格的美学追求：刚烈而又善良，崇高而又优美，阳刚阴柔兼济。
最后，让天地感动，化为鬼魂让父亲为自己伸冤的结局，体现出作者、读者对窦娥这类弱势人群的同情和怜悯。
总之，站在适当的距离观照文学作品，我们就能从作者貌似无情的情节构思看到作者的无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