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国培体会

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国培体会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有篇自读课《孤独之旅》，是曹文轩教授长篇童话小说《草房子》的节选。本来同行们都说初三课业紧张留给学生自读好了，我出于好奇，自己先读了一遍，感觉文章虽然没有巧妙的构思，也没有精美的语言，更没有灵活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还是很充实的，而且立意也比较积极，自己就破例讲读了。也就是通过这篇课文，我算知道了一点曹文轩教授的风采；第一感觉曹教授还是有一定艺术才华的，只是碍于各种原因我没机会拜读他的其他佳作。

最近在接受“国培”时，聆听了曹教授主讲的“培养学生的文学美感”讲座，再一次加深了对曹教授的影响，感觉曹教授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有修养，也不是我想像的那么才华横溢，更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为人地道；反倒觉得曹教授的言谈有点狂妄，曹教授的思想有点偏激，曹教授的为人有点自大。

或许有人会指责我胆大妄为不自量力，竟敢恶意中伤大名鼎鼎的曹教授。我不想争辩，只想用事实说话。

反复聆听了曹教授的讲座，愚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其一，培养学生的文学美感，共和国的教育有一大失误就是缺乏美学教育。

在这方面，曹教授拿蔡元培先生做挡箭牌，说蔡先生做文化总长时以为美学应该贯穿在整个教学中，哪个学科都得有美学教育，美学是基础教育。不能说德育教育就包括了美学教育，也不能用音乐课和美术课代替美学课。

对此，曹教授举了物理学家杨振宁的例子，说他在许多场合给大学生演讲时都阐明一个道理：自己喜欢物理学不是自然科学的奥妙而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性。虽然我们不排除物理学富有创造性，但物理学首先是自然科学，不倾心钻研学科知识就想当然创造美那是天方夜谭。我想，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杨振宁教授在演讲时绝不会只强调物理学的创造美。

众所周知，美学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以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美学是以对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为主题的学科。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

由此可见，美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深奥的道理，一个艺术的范畴，需要有一定涵养的人接受和探讨，而不能笼统的定义为一种基础学科，让什么人都具备。实际上，很多时候，中国人崇尚美德主要是从道德的范畴去理解的，主要是从思想教育方面去落实的。用孔融让梨教导孩子做人的原则或许能行得通；但从美学角度教育孩子那就有点费劲了。同样，一个宏大的建筑物，不懂得建筑学的人肯定是说不出其美学价值的。

但曹教授却说：“五十年共和国没有审美教育理念”。他到南方讲学时看到浙江有些农村建筑物“很奇怪很奇怪的”。屋子的墙壁用白瓷砖贴着，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厕所，因为现在的城市厕所墙壁就是白瓷砖贴的。屋顶上的那种伊斯兰风格的图案不知道要表现什么意思。“花那么多钱盖那么丑陋的房子，真是悲哀！”由房屋的建筑“我看到的不是前进，而是衰退”。因为盖房子要讲求审美，但我看到的却是丑陋不堪：“颜色不对，形体不对，空间不对，哪儿对不对，没办法为他们的富裕而高兴”。

说实在的，愚以为曹教授在建筑美学上是个门外汉。因为我去过嘉兴，那里的农村房屋建筑确实很特别：整体建筑西洋化，那是崇尚“发达”的意思；屋顶的坡度很陡，那是因为南方多下大雨流水利索；屋顶上有不同数量的圆球和标杆，那是“财源滚滚，奋发向上”的代名词；房屋的墙壁通用白瓷砖装潢，那是“晶莹剔透，高贵”的象征。曹教授却用皇城的建筑或者大红大紫的四合院风格来强求一律。悲哀的应该是他，而不是富裕起来的农民。

其二，中国人缺乏审美情趣。

我们知道，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统一上追求真理、追求发展。也就是说，懂得审美的人，首先得具备丰富的文化，成熟的思想，判断问题的能力。

而曹教授却笼统地说，中国人早在十几年前喝茶穿衣毫无情趣可言，“一人喝茶得其神，俩人喝茶得其趣，一群人喝茶糟蹋茶叶，简直像《红楼梦》中说的驴饮啊！一点不讲究，一点没斯文”。

应该说，品茶是一种雅趣，但用“喝”字，它的本意就是放开喉咙畅饮，曹教授却不懂得咬文嚼字就信口开河了；而且，就说喝茶也有讲究，那毕竟是个别人的闲情逸致，中国绝大多数人还奔命于生活劳作的第一线上，他们哪有曹教授说的那么斯文呢？

曹教授还说：十几年前中国人品茶不讲究，实际上工艺制作也是很粗糙。就说自己上大学时提水吧，“鹿”牌水壶提把锋利无比，自己提四把水壶从28号到32号楼，走一趟手痛的就像狗咬了一样。“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大手怎么就那么迟钝，怎么就能造出那样害人的水壶，你们真的麻木了吗？”

我们姑且不说水壶的质量问题，也不说曹教授缺乏劳动锻炼，单就他的上述言论判断，愚以为曹教授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缺乏了解，甚至不理解。用铁水壶是“大炼钢铁”的成果展示，而那时的工人阶级都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能创造出一些像样的产品来已经是破天荒了；在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时代，让那些只知道蛮干的工人追求精湛，让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讲求审美，就相当于把断臂的维纳斯拿给老农看，把《春江花月夜》弹给一个音盲听，那不是难为人家吗？

在审美这方面，曹教授还多次说：自己在日本的陶瓷店转悠时很难过，几乎是汗颜。日本的陶器工艺很精美，日本人的手感怎么就那么好？人家的工艺制作分寸感怎么就掌握的那么精准？而中国作为瓷器大国，工艺制作技术竟然衰败到无法形容的地步；他说自己在海淀区买十个碗，挑来挑去还是不规则，回家后使用了一段时间，却发现餐桌表面上满是疤痕，自己只好在磨刀石上磨平了碗底再用。“改革怎么就那么糟糕？如果说在日本陶瓷店看到的工艺是异邦人对祖国的汗颜，而在我家发生的事情就是后人对前人的汗颜。”

他还说，记得自己在装修阳台时请了三个湖北木匠，其中一个师傅拿着一把凿子什么空眼都用，完全不考虑大小粗细；而日本人干活什么工具都有。有位师傅给玻璃抹腻子时划破了手竟然没有感觉。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凶杀案呢。

有忧患意识，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是曹教授上述言论显然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汉奸嫌疑。而浙江大学的郑强教授也是一个学贯四海，才满天下的人。他到处讲学似乎没有赞美过西洋人的才华；而且，一个普通的民用瓷碗，你要那么精细美妙难道做摆设吗？日本人的工艺精湛，为什么世界人却看好中国的陶瓷器业呢？

其三，中国的作家很少像我一样讲美学，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没有几篇有审美感的，只能找鲁迅的作品。

我们知道，艺术美是指各种艺术作品所显现的美。艺术美作为美的一种形态，它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从本质上说，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定向化活动。因此，艺术美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艺术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性显现。是指存在于一切艺术作品中的美，是艺术家按照一定的审美目标、审美实践要求和审美理想的指引，根据美的规律所创造的一种综合美。

改革开放，我们兼容并收世界各种文化和精神财富，在这种大转型期文学作品自然要与时俱进，作品的审美情趣就不单是为一部分人而设立。愚以为不是中国当代没有审美文学作品出现，而是网络信息等便利条件打破了常规以书本为契机的阅读习惯；真正喜欢文学作品或者懂得鉴赏的人，谁会相信曹教授说中国当代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呢？

令人费解的是，曹教授以为中国新时期作品大都是厕所文学，“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观”。他说有部电影写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办事，被找的人尿急了去街头上厕所，等的人等急了也去陪着撒尿，那声音好响亮；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加斯也写过一个老人的尿尿，“但人家表现的是生命的衰老无法阻挡，我不知道中国的电影要表现什么？”难道这个电影表现的不是一种办事拖沓扯皮怪相吗？同一内容，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的电影怎么就不如人家了？

其四，美在中国文学界是非常矫情，非常做作的文字。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具备虚拟性。民俗不同，文化底蕴不同，欣赏水平和生活习惯不同，作品的审美情趣也不同。但曹教授却把审美和思想联系起来，说什么“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美在世界上最有杀伤力的。”他说，一个人想死，党支部派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无效，但是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美景，一位美女，一幅美画，他就有可能活下来，而这正是美的力量让他活下来的；记得《战争与和平》里面描写主人公安德烈受伤在战场上，万念俱灰，只有一死了，但他仰望天空又活下来了。“这不是祖国的概念，政治制度概念，而是天空丛林，也就是庄子说的天地之大的魅力。”

曹教授列举的这两个例子实在很荒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一个人从思想情感方面都感化不了，而让一种景观感动，那这种人起码神经不正常，起码缺乏分辨好坏的能力，起码缺乏人性。

其五，中国人喜欢附庸风雅，却没有自己的审美情调。

应该说，没有模仿就没有创新。附庸风雅本身就是一种模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们附庸了对方，吸其精华，除其糟粕。扬长避短，发展自己。有什么不对？曹教授一边说中国人喜欢附庸风雅，另一边又说中国人矫情做作。这种前茅后盾的语言，反映了曹教授的模糊逻辑。不信诸君请看：

“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真正风雅都是从附庸来的，如第一次穿西服就是附庸行为，日本大臣鼓励日本女人和西洋人睡觉改变人种就是一种附庸维新风雅。美在中国文学界是个矫情做作的字眼，谁讲风雅谁就附庸风雅，谁谈崇高谁虚伪，谁谈美学谁矫情。日本因为明治维新使自己的国家真正发达，而中国不附庸风雅险些丧国”

显而易见，别人可以附庸风雅，中国人不行；别人的文学可以虚情假意，中国的文学却不行。其实，我们只要懂得附庸风雅的真正含义，曹教授的上述言论就回不攻自破。但曹教授却还振振有词地说：

“审美和情调是有联系的，培养学生有情调，跟培养知识思想一样重要，作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情调是非常重要的，但今天的老师并不是有这样的意识的，教数学化学等都应该讲美学，我们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有思想，同样是有情调的人，在共和国教育领域里面，我们不能没有这个维度”

实际上，真、善、美理应成为审视学校教育的三个基本价值尺度。“真”使人具有智慧，“善”叫人享有幸福，“美”则让人拥有自由。然而，“智育重要，德育次要，美育不要”，却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不争事实。原因很简单：中小学学生身体、思想、知识等还都不成熟，专门设立美学课就有点大材小用无的放矢了，但我们把美学的意念贯穿于德育教育中，让未成年人在接受做人教育的同时接受审美熏陶，何罪之有？更何况，素质教育强调了教学不单是教书，还要育人。曹教授身在天子脚下，为北大教授，却说现在的教师没有审美情调，不注重教授美学。试问曹教授，中小学教师开展什么样教学才有审美情调呢？

难道是庄老的玄学？黑格尔的哲学？梵高的意象派？卡夫卡的意识流？抑或是物理学中的核聚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其六，中国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国家，现在变得很没有教养。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礼仪之邦。凡是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不懂得文质彬彬的。曹教授这样说，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洋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外来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冲击。我们提倡拿来主义，就免不了有良莠混杂，但我们挑选了精髓，形成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可曹教授却说：

“中国很多人把丑和脏混为一谈，文学作品写的不是丑而是脏，把虚伪和假混为一谈”。

他举例说，中国的餐厅总是很喧闹，外国人却很文雅；中国的很多人行为很粗鄙，外国人却很斯文；外国人签字文质彬彬，中国人却开怀敞胸。

实际上，民俗不同，意识观念也不同；国情不同，教育模式也不一样。如果说丑是一种行为表现，那么脏就是一种心灵反应。我们的文学作品如果不从人的心灵深处挖掘，单从表面形式上做文章，那还要文学干什么？要说虚伪就是假的代名词未尝不可，曹教授怎么就能把这两者严密地区分开来呢？

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中国人一贯崇尚虚怀若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曹教授的演讲那么目空一切，那么信口雌黄，那么夜郎自大，那么看不到生活的亮点，那么不从正面谈“培养学生的文学美感”；实在是有失北大教授的名分，实在是让有理智的人所不齿，实在是贻笑大方。索性曹教授认准了在中小学校不懂事的孩子跟前疯嘴；否则，在其他公开场合面对成人说这番话，恐怕激起的不刚是民怨，更多的应该是扔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