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灭亡探因_向一尊

荆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社会科学版)

　　楚从商未周初,鬻熊“为文王师”,熊绎事(周)成王起,“居国南乡”,荜路蓝缕,艰苦创业,到熊渠时已“甚得江汉间民和”,占有“江上楚蛮之地”。降及春秋,熊通“乃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

之”,楚文王迁都于郢(江陵),“楚人都郢而强”,远伐申、吕,打通楚国灭亡探因

一尊

千里”,前656年与齐桓公所率八国联军较量弄成平局,终结“召陵之盟”。前643年齐桓公死,诸子争立,国势顿衰。楚成王乘机进入晋师于必阝,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将楚国势推向极盛。“楚在春秋吞并诸侯四十有二”①,“丈地计众,中分天下”。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国能比。总之,长时间内,楚在列国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楚为什么不能荡平六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反而逐渐由盛转衰,由对后人来说,总结历史的教训,与总结历史的经验,价值是同等的。

楚被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之大凡有以下诸点。

春秋未及到战国时代,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随着土地所们要加强对农民的统治,要摆脱奴隶主旧贵族势力的干扰,同时还要“合小攻大以图王”。在这种天地玄黄、风云际会的年代里,陈旧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了。”于是,凡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主导地位的诸侯国里,大都出现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变法。楚悼王以前,魏有李悝变法、赵有公仲连改革;悼王后,韩有申不害、齐有邹忌的改革,秦有商鞅变法。变法此起彼伏,形成了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通过变法,有的国家封建制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

楚国没有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明显标志。楚康王时虽有

为掩“庀赋”,但它既不是查实土地面积,也不是制定发展农业司马艹

③

②

生产的措施,而只是“量入修赋”“井衍沃”,根据土地肥瘠级差数量收赋,是改订以前按户、口计征的旧规,而参照井田制作的一种调适,顶多也只能说有封建土地制因素的萌芽,而楚国奴隶制并未因此而有根本变化。自此,在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统治下,楚政治日益黑暗腐朽,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为贵族势力所占有。

公元前402年楚国发生“盗杀声王”事件④,

“国人立其子悼

王”,虽可理解为民众杀死了楚声王,但这也只是一时的自发行动,

仍然说不上是农民起义。况且杀其父立其子,汤也没换,药也没换。前383年悼王上台后用吴启变法,也很难说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已处于决定地位,只显示出在旧奴隶制母体内孕育着封建性胚胎。所以楚国封建土地制究竟确立没有,很难找到突出的标志。旧的政治体制沉重地拖着社会前进的后腿,这一矛盾比当时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更为严重。一方面楚国的冶炼铸造业、农田水利建设、丝织刺绣业、髹漆工艺等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不难看出楚国生产力的巨大潜能,但是另一方面,楚国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体制却又极端保守落后,政权被宗室大臣所控制,封君越来越多,“上逼主、下虐民”,国贫兵弱民穷,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如楚虽远在春秋早期楚武王灭权时,就始创县制,含有封建制的因素,但这种县制直到楚亡,终没有向封建性的地方政权过渡,没有普遍建置,而只设在边防地区。

楚国落后的政治制度,突出地体现在王位和政府官职世袭上。统治集团为了不使王权旁落和下移,“同姓执国政”就成了楚的组织原则和政权基础。

官分文武,将相分设,是封建集权政治的标志之一。战国七雄中,唯独楚始终没设“将”“相”,只是莫敖或令尹统兼。楚官职除个别外,一直恪守“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宗法原则⑥。地方和中央的主要官吏绝大多数都是王室和近亲世族担任。如从鬻熊到楚昭王共历23世、33王,其中有22王为长子,7王为幼子,“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制在楚国占主导地位。又如有“传”的28名令尹中,只有彭仲爽来自申俘,“余皆王族”。用人唯亲,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准则,就连地方县尹也几乎全在同姓手中。县尹实际上也是封君,并非选贤任能。这些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反对任何革新,特别是反对任贤使能政策。

正因为如此,吴起一来到楚国,就感到楚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在保守落后的政治制度中,他向楚悼王指出,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灭百吏之禄秩,捐不急之技官,以奉练选之士”⑦,向世卿世禄制挑战。在吴起看来,当时楚国最严重、最关键、亟待解决的问

⑤

题,是旧贵官僚太多,权太大。冗官、庸官是社会剥削者、财富的拥有者,是恶性肿瘤。他们盘根错节,享有特权,使国贫兵弱。一个国家不改革图强而固守旧制度是难以应付局势的。所以他辅悼王变法,首先着力于政治体制、吏制的改革: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练兵,破驰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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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纵横者。

吴为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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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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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楚张减爵禄之令,而功臣畔矣。吴起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吏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诸侯皆患楚之强”,但直接触犯了旧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所以悼王一死,旧势力立即疯狂地猛扑过来。不需蓄势准备,一下就把吴起射死且车裂了。所以楚悼王用吴起变法,貌似新兴地主阶级占领了政治舞台,但实际上根本没站稳脚跟。在这场新旧政治势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中,变法以悲剧形式结束是逻辑的必然。这悲剧不是吴起的措施“刻暴少恩”,不是不切时弊,不中要害,而是对旧贵族势力估计过低了,又忽略了军事配合。

这次变法的失败,可说楚的丧钟自此敲响。它不仅是吴起个人的悲剧,更是楚国命运的悲剧。悲就悲在变法并未治好楚国政治制度保守落后这一痼疾沉疴,从而失去了可能扭转楚国衰亡厄运的历史时机。自此以后至楚灭,其间150年,楚国政治犹如一潭死水,乞终不见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性政治革新。仅怀王时,有过屈原向楚王提出“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主张,希望楚王“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算是于井底扬起一点波澜,但同样遭到贵族的陷害。严格说来屈原的改革并未付诸实施。而屈原想改革的不也正是吴起当年要解决而未解决的老问题吗?屈原距吴起半个世纪,楚政治腐败日益严重。怀王以后,国步多艰,江河日下,往后的国君更是一代不如一代。襄王“专淫侈糜,不顾国政”;无节制的封君、掌权者几乎尽为奸佞庸禄之徒。从一定意义上讲,灭楚国者,楚国也,非秦也。前278年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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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郢,事后,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之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

不夸自己如何高明,而直言对手———楚国政治是如何腐朽,军事是如何颓败,句句道着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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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后的浪费,就足惊人了:

　　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食必多,文秀必繁,丘陇必巨,

……虚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车马藏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梗壶鉴,戈剑羽旄齿革,(挟)而埋之。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椁中棺,……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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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

这只是当时各国一般情况。楚贵族的墓葬远非止于此等水平。1978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观发掘的一座楚封君墓,尽管还是一座曾被盗过的墓,仍出土文物七百余件,单是铜剑就有三十二把。有的一座侯墓,仅随葬青铜器就达10吨之多。至于楚王墓葬那就更可想而知了。楚王公贵族的墓葬吞筮了人民大量物资。楚国先进科技工艺,除了服务于军事外,也埋没在王公贵族们生前死后的豪华生活中。

楚昭王的令尹子常和别人谈话,首先就问人家聚了多少财富,蓄养了多少马匹。他掠夺人民的财富“蓄聚不厌”、“如饿豺狠焉”。

宗法的世卿世禄制,腐朽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受到破坏。成王、庄王以后,社会财富在增多,可是并没有用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而是被统治集团挥霍浪费。

总之,成王、庄王时,楚国土日广,生产的财富日多,可此后的守成之君,追求享受,骄奢淫逸,国势江河日下,至惠、简、声、悼时就出现了“国贫兵弱”的严重局面。

二、统治者的侈靡贪婪

楚国早期统治者,为了创立大业,从熊绎到若敖、虫分冒数君一直保持荜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即或是武王、文王、成王、庄王四朝开发江汉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仍不求奢华,能发扬勤俭持国的优良传统。楚庄王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深知艰苦奋斗的重要。楚早期一些有作为的君臣能贫身约己,廉洁自律,如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但是随着统治基础的稳定,社会财富的增加,后期的统治者生活就越来越奢侈了。“楚子(灵王)成章华之台”,举行落成典礼,邀请各国诸侯参加,以夸耀其豪华的生活。灵王与伍举登章华台时,得意地说:“美哉”。伍举则说: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也,崇之以土木,饰之以丹缕……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且乎私欲弘侈,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拒违。……若君谓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先君比较简朴,注重实用,珍惜民力,不碍农时。到了灵王时,恰恰相反,一味追求豪华、享乐,“厚作歙于百姓,夺民衣食之财”。平王时,宫室无量,民人日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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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疲转死,忘寝与食” ,这只是台榭、宫室而已。其实统治者的侈靡何止于此,生前不说,单41 31

三、阶级矛盾激化,内部争夺加剧

由于统治阶级的侈靡,消耗大量社会物力人力,一切灾难都落到人民头上,逼得他们走投无

路。楚昭王的大臣斗且批评子常时说:

　　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嬴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

当时的云梦泽成了楚国人民起义的根据地,前506年,吴师破郢,楚昭王逃到云梦泽避难,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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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那里的起义群众剌死。前402年楚声王为“盗”(起义人民)所杀。楚怀王时更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庄足乔起义。“庄足乔起,楚分而为三四”,摧垮了楚国统治基础。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也日益加剧。

任何时候统治集团内部总是有矛盾斗争的,但是矛盾的深度和斗争性质,却不完全一样,楚国早期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互相残杀的事件,但大多是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很少牵动全局。到了春秋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的是争权夺利,有的明显带有革新与保守的性质。斗争起来,往往牵动全局。“楚子(灵王)

为掩而取其室,……及之为令尹也,杀大夫司马艹

为掩居田……又夺成然邑。即位,夺艹”杀其侄夹阝

经出现,强盛里已潜伏着致衰的因素。只是成、庄王同时也重用客卿和疏族中的贤才,使损失无意中得到某些弥补。如文王用申俘彭仲爽为令

尹,庄王用疏族孙叔敖为令尹。但史载,从楚文王十三年(前667年)至昭王十年(前506年)止,楚臣出奔的就有申侯、子哲(公子黑肱)、蔡朝吴、囊王奔郑;王孙启、析公、贲皇、申公巫臣、子干(王子比)奔晋;伍员、伯壹否奔吴……前后170余年发生12起著名人物出奔事件,给楚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楚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劫难,都与外流楚人害楚有关。《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楚人才外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淫刑”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王孙启奔晋,使晋败楚于城濮;贲皇奔晋,使晋败楚于鄢陵;子灵奔晋通吴,使楚“疲于奔命”;析公奔晋,在晋楚绕角之役为晋谋主;雍子奔晋,在晋楚彭城之役为晋害楚。

以上只是粗举楚才晋用的几例。至于楚才秦用、吴用、他用而害楚的事,也不泛其例。李斯相秦而灭楚是明显不过的。再者楚君昏庸,宠信奸佞,逼杀忠良,造成人才外流,而给楚国带来危害的事实,更是屡见不鲜。如楚平王重用佞人费无极谗蔡大夫朝吴,使其出奔郑国,连续又谗太子建、谗正直忠厚的左尹谷阝宛,尤其是陷害伍奢父子,迫使伍子胥奔吴借吴兵伐楚,楚国几乎因此而灭亡。这些贻误国家的闹剧,出场主演的昏君是楚平王,而编导则是佞臣费无极。昏君佞臣,残害人才。

除上述外,在楚国被排斥、遭残害的人才还有不少。如屈原,本是爱国志士,卓越的政治家,立志改革,但终遭迫害,不得已成了诗人,由于对朝廷的绝望,最后忧愤而沉江汩罗。再如春申君黄歇,在楚国政治舞台上活动达34年之久,在楚国后期也可算是个人才,对“楚复强”起过一定作用。但终遭小人暗算,正反映楚国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容不得人才。

敖而篡位,杀太宰伯州犁于郊。灵王之乱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的开始。

白公胜之乱,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规模最大的一次争夺王权的斗争。楚自康王以后,争夺王位事件迭起,国内政治混乱。吴起变法,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革新与守旧的矛盾。这次斗争,保守势力获胜,楚的颓势已无法挽回,从根本上标志楚国走向衰亡。

屈原被黜,是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斗争,反动势力太大,无法动其根基。屈原失败被疏放,无力回天,只好以死抗议。春申君被害,是楚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最后一次表演,也是楚政治腐败的突出反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大大削弱了楚之国力。

四、人才外流,以资敌国

楚之逐渐衰亡,与人才外流以害楚国极有关系。可以说楚之兴“犹能用贤故也”,,而楚之亡,一个重要原因,“不能用贤故也”。

春秋战国时代,兼并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贤才兴邦,奸人误国。故国有强弱之别,邦有兴衰之时。春秋战国,“唯楚多材”,活动在当时舞台上的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是楚人,如百里溪、伍子胥、范蠡、文种、李斯以及老聃、许行等等都出生在楚,但皆不见用于故国而纷纷出仕他国。

楚国人才外流,于文王、成王、庄王时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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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迷信泛滥,民俗不正

楚是以迷信著称的。《列子·说符》说:“楚人鬼、越人礻几”;《汉书·地理志》说:“楚地

……信巫鬼,重淫祀”;《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迷信作为一种精神麻醉剂,作用是有限的,它不但不能消除矛盾,反而造成严重后果,成为加速衰亡的一种因素。韩非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左传》上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楚国不但一般人信迷信,事鬼神;不少最高统治者如灵王、共王、怀王等都笃信巫鬼之祀。灵王本身就是大巫师,简贤务鬼,信巫觋,祀群神,甚至“躬执羽,舞坛下。吴师来攻,国人先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佑,不敢赴救。'吴兵遂至,获太子、后妃已(以)下。”昭王向巫师观射父询问巫祀(《楚语》下)。楚怀王信巫更笃,并兼司巫祝,《汉书·郊祀志》记“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大敌当前,不务防御,欲靠神助却敌,荒唐得可以。《吕氏春秋·侈乐篇》指出:“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侣;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在诸夏看来,巫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衰亡之音。楚文化的“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原始民俗信仰,虽然应历史地看待,但其迷信落后也是显而易见的。故吴起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一风俗”。

输。楚依违于秦、齐之间,处处被动,不知所措。

前301年,秦又与齐、韩、魏联军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而去。此后,楚就成了秦掌上的玩物,任其摆布,受尽屈辱欺凌。前278年白起拔郢,至此,楚的覆亡,就只待时日了。

楚的败亡,首先当然是内政腐败、国力虚耗、矛盾交集、变法失败的结果。但邻国的强大国际形势的变化,楚从鬻熊立基到负刍败亡,历45君,800多年,算是先秦诸侯之中运祚最长的文明古国。但它和历史上的任何王朝一样,遵循历史的规律和逻辑,走到了它的尽头。

楚国在地球上消失两千多年了,楚亡的教训没有秦亡的教训那么引人关注。实际上秦以后的诸多王朝政权,大致都在重蹈楚亡的覆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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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外在因素。

　①《春秋大事表》　②《管子霸言》　③《矛盾论》　④《史记·楚世家》

　⑤卢昌法《从吴起变法失败看楚国的衰亡》(征求意见稿)　⑥《左传》宣公十二年　⑦《史记·吴起传》　⑧《史记·吴起传》　⑨《史记·蔡泽刘传》　⑩《吕氏春秋·贵卒》　 1《淮南子·说山训》　 2《战国策·中山策》1

　 3《左传·昭公七年》1

　 4《国语·楚语》1

　 5《左传·昭公十九年》1　 6《墨子》1

　 7《国语·楚语》1

　 8崔东壁《丰镐考信录》1

　 9查瑞玲《楚国兴亡初探》1

六、国际形势的变化

春秋时代列国的政治形势,虽然呈不平衡状态,但悬殊不很明显。进入战国时期,变法运动已成为时代潮流。变则强,不变则弱。变得越彻

底,强得越持久。魏变魏强;齐变齐强。后起之秦,因“行商君之法而始强,楚不用吴起而削乱”。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再也没有赶上历史崛起的步伐。而西有强秦,东有齐敌,北防魏韩,东有吴患。周边诸国都强大。列国形势变化力量消长,以秦、楚最为突出:秦由弱而强,楚由强而衰,落在历史的后面。一个向上坡走,一个往下坡滑,差距愈拉愈大。这差距最明显地反映在军事上。

前312年,怀王受骗于张仪,恼羞成怒,遂与秦战于丹阳,楚军大败,损兵八万,大将屈及卑将七十余人被俘,还丢了汉中郡。怀王不服气,就在当年悉发全国之兵,与秦战,又大败亏责任编辑徐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