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结算论文

滨江学院

课程论文

题 目 论中国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成因

课 程 国际贸易与结算

专 业 会计学

学生姓名 项玲玉

学 号 ２０１１２３１２０３４

任课教师 邹 文 燕

二Ｏ一三 年 十二 月 三十 日

论中国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成因

项玲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会计专业，南京 210044

摘要：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它是已过内部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而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而许多的研究表明，我国在超频分工体系之中所处的地位始终较低，专业层次也较低，在国际加工链之中多是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在加工链中处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也是我国经济始终追不上发达国家的脚步的原因之一。所以，深入分析当代的国际分工格局非常必要，不仅能找出我国地位低的原因，也能找到我国发展的瓶颈和突破的方法。

关键词：国际分工；分工新格局和形态；价值链；竞争力

一、新国际分工的基本背景

1. 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和创新机制等知识性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而这些要素具有高度的国际流动性。这些要素在不同产业、同一产业不同产品和同一产品不同工序间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形成了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和工序。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之间、同一部门不同产业之间、同一产业不同产品之间以及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分工的多层次国际分工体系。其中，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品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成果。 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传统分工的国家边界已经明显弱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分工的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而言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如研发、采购、制造、分销、服务等，形成了企业的“价值链”。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更加专业化，导致国际分工从最终产品的分工进一步向价值链中不同活动之间的分工发展，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各分支机构分别从事其中一项或几项活动。通过价值链的解构，跨国公司可以只控制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多的环节，并在这些环节上保持垄断优势，而把其他不具战略意义的、创造利润不多的环节分解出去，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灵活性。国际分工的实现方式也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的国际贸易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重。在内部市场上，国际分工既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非股权的分包方式进行，选择何种方式更多地由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决定。“相对于某一‘群组’或某一‘网络’的生产活动和贸易往来而言，跨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像是乐队指挥，指挥着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跨国关系。”[5]

在过去，尽管跨国公司的生产因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由于它们分散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据点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各地的生产过程之间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国际分工只发生在最终产品之间，国际贸易成为国际分工实现的唯一途径。而在当代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与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生产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的、独立的某个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乃至全球市场。由此，跨国公司体系内的产品、技术和人员等在遍布全球的各分子公司之间的流动性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跨国公司各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形成全球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

2.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早期的国际分工模式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包括工业品生产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以及高端工业品生产国和一般工业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体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各国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参与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品或初级产品并对外出口，同时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但在二次大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即发达国家在相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部进行分工，专业化于同一产业中某类或某几类产品的生产，并通过产业内贸易交换各自所需的多样化商品，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核心位置。在产业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分享国际分工利益的机会。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推动着资本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然而，“资本全球化既没有消除各民族国家的存在，也没有消除国家间政治上的统治与依附关系。全球化只不过改变了造成国家之间等级化的各种因素，同时重新划分了国家间等级关系格局并进一步加强了等级程度。”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或正在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2]：

①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同台竞技，形成了“三个中心”。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国家间的依存性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发展。各国逐渐认识到，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协调与合作。然而，由于全球利润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使不同国家之间在收入水平、国民福利、国际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与资本增值活动分不开的生产投资和金融投资的选择性，造就了全球化的‘群岛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三个中心”，它们是：已经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和加工中心；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拥有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在当代，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地位变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② 南北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依据科技、知识的不同含量而形成的当代国际分工，以及在当代世界经济中财富的分配与科技、知识的占有状况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仍然主要是传统的货物贸易，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却越来越趋向于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力资源流向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管理人员和熟练劳动力流向发展中国家；全球资本流动中风险资本向发达国家集中，而传统资本向发展中国家集中，等等。这些趋势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上述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全球利润分配中的格局。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在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人力资源方面，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则集中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传统领域。由于科技创新能力的落差及其所依托的经济资源的不同，使得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始终保持着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地位。

③ 世界经济体系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化结构。 在过去十多年里，资本主义由于失去了直接与之相对抗的力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更加加强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遥遥领先，居于主体地位。其中，美国一超独霸，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而与此同时，除少数发展较快的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越来越明显地“边缘化”了。特别是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长期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每年出口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迫用于还债，造成资本枯竭，经济前景暗淡。非洲的人均收入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还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15。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完全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热潮边缘的国家，不仅成为附属国、原料储备国，而且完全如同帝国主义“经典”时期一样：对处于世界经济垄断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来说，实际上已不再有任何经济或战略意义。[5]“它们纯粹是包袱，是20世纪末‘世界体系的死角”！

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国际分工地位进行科学的评判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就笔者所知，国内现有文献多是从产业或产品角度来评判中国的竞争力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但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这种评判方法很可能产生误导的结论。例如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不断提高，但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在其中占有较高比重，产品层面的分析将会夸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从具体的生产阶段或价值链环节来分析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为此，本文通过贸易数据的详细分析，比较了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个阶段的竞争力状况，从价值链角度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做出较为合理的评价。受数据所限，在此仅考虑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对研发、设计、营销等非生产环节的价值链并不涉及。

二、我国在当代国际分工及格局中的地位

1、我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首先是我国的实力地位显著上升。我国将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一实力的变化也将奠定我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一个国家若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推荐，国家的实力地位的上升是个大前提，只有国家的总体实力得到了提升才会有更多的战略伙伴和更多的贸易伙伴，才能保证国家的更长远发展。

同时，除了经济实力以外，我国的军事、科技和软实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军事上比上个世纪的军事战斗力有空了很明显的质的飞跃，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保政，即使在当今世界不再是只有战争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国家发展的监视后盾这是不容否认的。科技方面最大的亮点是在航天科技的发展方面，高科技的领先往往代表着国家走在时代的前端。而软实力上则体现为我国的发展模式等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的认可和部分国家的模仿。这也为我国赢得更多的尊重。

2、我国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据研究，我国在产品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析较低，主要都一直在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我国的高新科技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但是竞争力仍然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导致我国能得到的利益实在非常有限。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已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根据我国的自身固有资源和发展方向确定了加工贸易为突破的瓶颈。结果，我国不仅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份额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基本上各个阶段的贸易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这证明我国已经全面参与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并且并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的加深。

三、形成我国目前的分工角色的原因分析

1、我国的商品结构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发展，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在发展的道路中，我国顺利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主要出口资源型产品过渡到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最后达到如今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局面。我国的商品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变化而即使调整以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

2、我国的商品的比较优势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发展中国家许多都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之中占据一定的位置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确实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的优势所在。廉价的劳动力不仅能成本驱动型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还

能直接承接外国贸易伙伴的加工环节，在海外转移劳动力环节这个过程赚取利润。但是就如每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好处或者绝对无益的。一方面这种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解决的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还解决了我国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防止高失业率的出现带来的一系列严后果。然而，这种优势也是造成我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较低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国的加工业的优势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多事非核心的零部件的生产，这就是我国处于价值链利润最小的环节的核心原因所在。

3、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挑战

国际分工发展所呈现的新趋势，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我国来说，产业结构面临着困境。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分工地位问题提了上来。近

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在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大量现代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使用的都是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与品牌，完全不是中国产业结构进步的反映。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垂直型分工导致了过度竞争

垂直型分工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生产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往往都是弹性小的商品，如日常生活品类和传统制造业。为了争夺在发达中国家产品的市场，中国制造业大量的进行生产和价格竞争，使得各产业内部存在产品（服务）严重相对过剩，从而导致各个行业存在过度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② 产品附加值明显偏低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的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偏低，使得我国产品出现了产品附加值明显偏低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的问题。近年来，多数行业保持了增加值率平稳上升的态势，当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率较低，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分别低20个百分点左右。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2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超过了35%。

③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工业处在低端位置

在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以及跨国公司按照价值链进行全球水平分工的大背景下，在许多工业领域，我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附加价值难以较大幅度提高，相应地实现经济增长投入的物耗、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也导致了与发达国家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对等。

④ 中国工业的产业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技术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我国的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所以，目前我国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已出现严重萎缩，产业创新能力有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⑤ 产业国际竞争力亟待加强

目前我国工业发展存在许多问题：企业组织规模小而分散，专业化水平较低的矛盾依然比较严重；产品结构不合理，多数行业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工业增长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企业科技开发能力低；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我国工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弱。据统计，目前我国的营业收人前500家工业企业和世界500强比较，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企业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国际化程度都和世界500强存在明显差距。[4]

⑥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据研究，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主要资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还没有成功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目前我国的许多产业的告诉发展其实都只是靠高投入甚至是高资源消耗换来的结果。而且我国一般都是采用低价策略参与国际竞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的创新。这种竞争策略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我国在加工链中的较低的地位。

四、突破瓶颈的方法

1、强化产业开放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融入这个趋势才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并在其中提高自己。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规则将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全面接轨，而我国的产业发展也将以全球的配置为基点全面参与国际分工。所以我们必须从“产业开放”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和改进。一方面要跟进全球化的主流让我国的产业走出国门走进世界市场去锻炼，另一方面更还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全球资源为基点以全球市场为导向，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策略。[1]

2、转变经济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贸易增长，要致力于向集约型贸易增长转变。集约型贸易增长的以技术的进步为大前提的，再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来达到目的。技术进步才是真理，完全靠劳动和资源消耗的发展是不长远的，只有具备创新的技术并且不断有青出于蓝的创新点子才是发展的灵魂所在。若能顺利实现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可以大大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优化，引导我国参加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以高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所以转变经济模式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势在必行的。[4]

3、加强自主创新鼓励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不仅能最大程度的创新还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自然也就能提高利润率和增值率。许多发达国家的制胜法宝就是致力于研究高科技创出新品牌，主攻研发和营销等核心环节。这是我国的不足所在，如果我国能够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创设出更具特色的中国品牌并且在国际市场打响将会是我国发展中的关键性的一步。我国必定能依靠这个改变爬上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摆脱用廉价劳动力和高资源消耗的模式。

我国目前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值环节，是世界的“加工车间”。这无疑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瓶颈。强化产业开放意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转变经济模式促使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最后是重视“创新”这个核心战略。若能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做到对以上几点的足够重视，我国的经济模式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必将有很大的变化！

五、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面临的机遇

1. 我国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

高新技术产业代表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谁占有高新技术优势，谁就在经济、技术和综合实力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避免各国生产商品的同质性，减少垂直型分工，也避免了各国在为争夺发达国家产品的市场，最终能有效的避免过度竞争。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群的出现促使原有的产业和部门发生分化和重组。在当今，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有高度渗透性和高度带动性。即便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也在增加高新技术的含量。计算机和通讯系统的发展和运用，它们在记忆和存储技术、显示和复制技术等方面的高要求和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促使相关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水平的相应提高，例如高精度的监视器与计算机组成的自动管理系统，可以发现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上薄弱环节，计算出最佳的生产路线从而改进生产工艺的不合理组织，提高传统产业生产效率，增强行业的竞争力，一些传统的纺织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吸纳了高新技术（包括计算机和自动化，先进的管理思想以及信息科技）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出效益，企业、市场、行业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本质变化。

2. 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改造不断加速

用高技术和先进的产业技术改造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这是由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过去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特征是靠低廉价格走数量扩张型发展道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我们不可能长期继续走数量扩张型发展道路，必须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加速我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而我国面临的技术创新的首要任务则是传统部门的技术创新，通过传统部门的技术创新而促进传统部门升级换代。因此，我国应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加快我国传统部门的技术创新，用高技术和当代先进的产业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发展重点还在改造传统工业上，不能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忽视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改造。[1]

3. 我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快速提高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逐步提升地位，转变了分工中处在较低端的状态，由加工组装型向精密制造型升级，由粗加工向高加工度化升级，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发展了国产品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增强了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共性技术科技队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购买创新技术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研究开发资助、加速设备折旧等多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有效激励。针对某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如集成电路、飞机制造）以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关键高技术（如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建立了国家重大创新工程，并积极吸收企业参与，甚至国外机构、企业的参与，形成产、学、研相结合、开放式的攻关体，力争局部突破，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控制的局面。

4. 我国“创造的”比较优势和符合我国实际的适当技术

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契机和关键就在于高科技的产业化。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资本与技术优势相对缺乏，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要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突破，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发展符合我国资源条件、符合比较优势的“适当的技术”。但是有竞争力的技术不一定是“高新技术”，而是“适当的技术”。

5. 支柱产业振兴规划保证了长效发展

支柱产业是指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社会发展在一定水平上增长，或社会经济上新台阶时期能够稳定地成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综合我国国情分析，我国的支柱产业主要为制造业。只有制造业高度发展，才能有效推进技术创新。首先，制造业是研发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技术创新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以人均专利拥有量评估的全球前20个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曾经历过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其次，制造业为研发业提供要素资源。技术创新所需的要素资源大致包括三大类：科教发展基础、资金支持、创新型人才。前两者都需要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提供支持，而作为技术创新关键要素的创新型人力资源，多数也是来源于制造业。因为创新型人才需要既懂技术又熟悉市场，尤其是现有产业的发展状况、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欧美国家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人员都是来自于产业界，而不是科研机构或金融机构，现有制造领域是创新型人力资源成长的摇篮。第三，技术创新的两种主要机制即市场推进型和政府推进型的不同成效，表明紧密联系制造环节的研发活动更具成效。美国、以色列和我国的台湾省等实行市场推进的技术创新机制，日本、韩国等以政府推进为主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大规模的IT产业发展计划，投入巨资进行研发活动，但成效不如台湾省。究其原因，市场推进型的技术创新体制紧密围绕制造环节，能及时发现现有制造技术的缺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总之，以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来推动、拉动研发业，研发活动才能更具效率，避免盲目性，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有学者在分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需求之源，没有工业化，信息化就失去了支撑，成了无源之水。

[3]

六、总结

我国当前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及对策近两年来，对中国现实分工地位的研究已经演化为有关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和争辩。世界工厂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或区位的生产结果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制造品。世界工厂的形成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生产的成熟发达。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或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能力，变现为占有世界工业品出口的相当份额。纵观历史，英国、美国、日本曾相继在19世纪初、19世纪末和20世纪70年代先后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在它们出现的同时还伴随着一批主要企业和品牌的诞生。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很大差距。除了对外贸易额这一单项指标，详细分析产业内部的进出口的结构，不难发现这一点。200年前，“世界工厂”显然比“原材料生产地”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和更高的分工地位，而在知识环节与劳动密集环节的分工体系下，在主要来自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让特别是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合同制造商从事生产的今天，“世界工厂”的位置显然是沦为被动且极具风险的，即使是真正的“世界工厂”也并不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只有当中国本土的企业有效吸收并转化直接投资的正像效应，积累起将国内生产要素与外来生产要素融合的竞争能力时，才有望是国家跨越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静态分工位置，成功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自主性提升。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不是一种目标，而是客观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正是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网络化生产以及中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中地位紧密结合的。中国所追求的应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而是成为如英国、美国一样世界经济的重心。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同时也应逐步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强国。

参考文献

[1]《产经评论》月刊.2011年10月~2012年2月

[2]张幼文 李刚. 教材《世界经济概论》（第三版）

[3]白积洋.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

[4]吴红宇 曹和平. 《最低工资、就业弹性及就业效应研究》

[5]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人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