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单作诗人看 使我抚几空嗟咨(上)--简论华锺彦诗词的因时而兴特色(转载)

作者：三 耳   出自：传情是否有这种说法 浏览/评论：478/0   日期：2010年1月26日 23:45

从现代过渡到当代，著名的诗词学教授、诗词欣赏大家也往往是诗词创作大家，如钱锺书、夏承焘、华锺彦、沈祖棻、程千帆、启功、霍松林等，这是杏坛的幸事，也是诗坛的幸事。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以上诸家教授兼诗人的诗词创作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而这种疏漏也正是近来“旧诗魂已系于丝”的原因之一。试看时下之大学讲坛，讲述唐宋文学的专家有几多能够像上述诸位先生一样吟得一手绝妙好辞呢？30年前，华锺彦先生正告其弟子：“各位如果再不潜心学习诗词格律与吟咏，将来你们的学生恐怕只有到日本留学才能够学得自己的国粹！”如今看来决不是戏言。因此，无论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出于总结大学教学的动机，认真研究20世纪的诗词创作都是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的——这也是我们探讨华锺彦诗词的初衷。

论及华锺彦诗词，白本松教授说：“先生不仅是学养深厚的学者，还是一位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主张作者当关心社会，创作应反应现实，刺恶扬善，以积极向上精神，鼓舞人民奋勇前进；以真实情感，去打动读者，必使有益于社会风教；坚决反对‘嘲风月，弄花草’，无病呻吟。平生创作数量巨大，文革浩劫中大部付诸丙午，《文集》中所载《诗词选》及《补编》，乃劫后仅存者，虽不能窥全豹，亦可见作者心灵世界之仿佛，特别是他关心国计民生、匡时救弊的满清热情，足以载入史册，矜式来者也。晚年，先生疼惜诗词传统之衰坠，吟咏古法之失传，乃挺身而出，独以‘绝学’鸣于文坛之上，以期振发国人继承传统、光大国粹之心，使之再度辉煌于盛世。其惓惓爱我中华文化之忱，可嘉可敬。”[1](序)窃以为此论言简意深，兼顾人文，正可以作为研读华先生诗词的纲目。

从20年前拜读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华锺彦诗词选》，到日前重读《华锺彦文集》下卷的诗词选及其补编，每觉余香满口，浮想不绝。用先生自己的大著《中国文学通论》的建构评价，乃文气、文情、文理、文势、文德、文词、文律、文趣八大件无不出彩，大可深究。只叹随先生读书时浅尝辄止，至今不过略知皮毛，今简论先生诗词之因时而兴特色，以就教于方家。

一、感时伤身 忧国忧民

华先生在诗心萌动的25岁经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书桌无以安放而转学考入北大国文系。1937年，31岁被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可谓少年才俊，前途无量。偏偏又遭遇“七七事变”，窗外炮火连天、国难当头，自己身染重病，爱人又在生产，无法转移，倍感身陷敌区之苦。解放后经历“反右”至“文革”全过程，国难与家愁齐飞，落寞与艰辛备尝。作为正直而敏感的诗人，其诗作的忧国忧民色彩不可能不浓重。值得注意的是，其建国前的忧愤充溢着报国的慷慨，满是“拼将一颈孤臣血，开作千年烈士花”的悲壮。而浩劫中的忧伤，则时时流露出不解与无奈，1967年悼亡诗中的“世乱无医千万恨，更无一语对凄迷”二句，实在是精辟的概括。

华先生诗词选所存最早的诗篇为古风《侠士行》，记载的是1932年4月，日本百川大将在上海阅兵，朝鲜人尹奉吉行刺杀之。见到新闻，诗人记起了日本伊藤博文之谋灭高丽，高丽人安重根刺杀伊藤于哈尔滨的往事。于是慨叹：“余经‘九一八’事变。流寓京津，去国怀乡，既感庾信之哀江南，作《望辽东赋》；又感尹氏之报祖国，作《侠士行》”。诗曰——

男儿生不能备身王门执金吾，又岂能卑身甘为虏作奴。短衣揖客出门去，宝剑千金醉后盱。行行路出江南道，十万胡儿身手好。铁血春红陌上花，鬼燐夜碧江边草。虏帅大纛号嫖姚，百战归来马正骄。山岳欲崩天变色，长虹贯日风萧萧。布衣怒，三五步，事成不成非所顾。霹雳一声江水立，漫漫天地迷烟雾。报韩争说博浪沙，击之不中羞还家。拼将一颈孤臣血，开作千年烈士花。[2]

先生时年26岁，如此雄浑悲壮，大气磅礴，着实令人叹服。而“行行路出江南道，十万胡儿身手好。铁血春红陌上花，鬼燐夜碧江边草”数句，蓦然使人记起李叔同的满江红：“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3]110倘能料到20年后有人后继，弘一大师在佛亦当更为安心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诗人更是借人抒情、即景抒情、感时伤身、忧国忧民——一旦动笔，便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了进去”。如《读五首》里说史可法、黄得功“梅花岭下行人泪，惟见年年杜宇飞”、“鼓角声高风力紧，江山无主蟪蛄啾”，实际上描摹的恰是“九一八”之后诗人自己的心境。是故笔端英雄的无奈，恰是作者自身的无奈；叹慨张次程女士“才能憎命可如何！小住人间历坎坷”，分明是自己在风雨如磐的处境里的自况。

自1945至1965，诗人踏着时代的鼓点走进新中国，忧伤的调子自然为欣喜与歌唱所取代。无奈“文革”风起，黑云压城，是非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敏感的诗人再度忧思顿起、辗转悱恻。写于1966年的《国庆节感怀》，与十年前放歌鸡公山之际的“明朝拂云出山去，携将灵秀寄毫端”的心情截然不同，成了“难挥病雁离群泪，谁解黄葵向日心”。夫那边是“京阙观兵秋飒爽”，这边是“梁园思过也深沉”，侧身北望，报国无门，其孤独感、失落感跃然纸上。半月后，诗人意犹未尽，继续抒发孤寂之情：“窗外加杨叶正黄，西风摇落奏清商。谁知尽是离柯泪，痛断诗人九曲肠！”不过，“文革”伊始，诗人尚未绝望，次年的《咏梅》虽则含蓄，仍然不乏“盼春”的憧憬：“任他雪骤与风狂，自有梅花做主张。吟到‘洁身非自好’，人间谁不重幽香。”甚至，两年之后，还时有“澎湃心潮不自持”的冲动，“重幽香”的气节一如既往。然而，一番又一番春来秋去，连“何时纵我晨风翼，也沐金光到北林”的希冀也渐行渐远，余下只有“自毁自污复自惜，千秋奇案谁望翻”的愤怒与无奈。

盖彼时“戒诗”与“书愤”之心情，又与龚自珍于清末乱世渴盼“天公重抖擞”之际相仿。龚氏曰：“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向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4]25文章空耗青春年华，经邦济世遥遥无期，疮痍满目忧患元元，余情付诸箫管诗词；焚稿之悲愤跃然纸上。殊不知华先生“数十年来，沧桑百变，雪泥鸿爪，愈久愈稀，吟稿散佚，抚膺知痛。”[5]1-2——如果不是丙午浩劫，“愤不欲生，稿先自焚”以及后来惨无人道亦无人道的“勒令上交”，先生诗词当在2000篇左右，如今加上“补编”方500余篇，可怜乎哉！“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重压之下朝不保夕，谁还会敝帚自珍、“敬惜字纸”！

正是由于忧国忧民之情早已透入骨髓，正是由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愈发感到思索的可贵，华先生在1980年写出了《感遇十八首》，在摈弃“两个凡是”、解放思想轻装前进的历史转折关头继续自己的“鼓与呼”：诗人为包公戏叫好，为“渤海二号”翻沉痛惜，为民主选举欢呼，为文革间被打的和自杀的同胞鸣冤——“诗情落笔知何似？鲠在喉头箭在弦”！尽管心有余悸，尽管不无“孤吟不起生民病，负于前贤畏后生”的自责，但彼时的“伤身”气息已经为义正词严所取代，时代毕竟不同了。

二、立此存照 与时俱进

华先生论及文学功用之际说过：“至若古之雄于文者，或感发于悲伤困顿之馀，或激昂于愤懑不平之致，挥毫则云烟满纸，把卷则涕泪沾襟。是以韩非作《储说》，始皇恨不同时；屈平作《离骚》，史迁悲而垂涕……”[1]905如前所述，或许诗人仅仅的有感而发，吟咏性情，“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巨浪微波，量情而定”。然而身处时代的大变动、大分化之际，真实而严肃的“诗笔”往往就是立此存照的“史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华锺彦诗词的内容，则鲁迅评价自己杂文的“时代的眉目”五字恰如其分。在《华锺彦诗词选》正续编之中，十之六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记录，其间大可闻听诗人与时俱进的步武。

“自写鄂王词在壁，从头整顿旧河山”。华锺彦500余首诗词，记载了20世纪30年初至80年代末的历史印痕，绘写了几经改朝换代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程。盖“好将血泪谢帝乡”的1932的杀敌雄心；“寒光孤照板桥人”的1937的穷愁潦倒；“狂喜惊心见泪痕”的1945的寇贼投降；“除宵那有买鱼钱”的1948的饥寒交迫；“炎黄子孙谋划远”的1959的激情高张；“繁英满院异香生”的1963的“双百”局面；“欢忧百感激侵寻”的1966的文革大迷雾；“近墨悲叫鬼蜮缠”的1970的度日如年；“重整班行上下台”的1978的拨乱反正；“将驰午马迎寅虎”的1986的“倾玉斗、唱金缕”、老骥伏枥踌躇满志……活活一轴“六十年的变迁”的社会长卷，个中血与铁、书与剑、人与鬼、明与暗、泪与笑、命与缘……排列成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大动荡到新时期的历史雕塑影。

华先生“立此存照”而与时俱进的特点主要见于两个方面。一是真性情：本色记录。二是客观性：尊重历史。

“人能淬励思偏远，鬓可摧颓志未磨”。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华先生多有激情四溢的记录。在建国前，诗人侧重于“个人话语”，言志多于载道。而建国后则渐渐向“时代共鸣”靠拢，“大我”之情增加。至文革前后，几乎不敢“乱说乱动”，常常为彼时表现力一般的“口语化”所镣铐。进入新时期，其诗风再度回归“个人话语”，恢复传统的国粹本色——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生活史曲折发展的折光。试看其《“八一五”日本投降感赋》：“一闻捷报动乾坤，狂喜惊心见泪痕。惩暴方知天有眼，藏奸应恐地无门。也因夜雨添诗兴，好对秋花倒酒樽。无怪妻孥拼共醉，十年酸苦敢轻论！”作为东北人氏，十几年提心吊胆、颠沛流离，“亡国奴”的酸苦一言难尽。此际的“个人话语”，也正是举国上下黎民百姓的心声。这样的“存照”，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又如七律《悼念张志新烈士》：

泰华巍巍莫比高，志新名节上青霄。浮云蔽日天昏暗，大笔诛奸地动摇。对狱七年忠更烈，断喉千古恨难消。何须更问“谁之罪”？泪雨横飞倒海潮！[1]1163

——与当时流传甚广的自由诗《小草在歌唱》（雷抒雁）、《深暗的晶体》（姚振函）、《刑场》（公刘）、《重量》（韩瀚）对读，方知对于“记录”与“咏史”而言，格律与自由皆可为佳什。华先生巧妙嵌入当时《光明日报》重要文章《谁之罪？》进一步突出了“时代备忘”的档案意义。而在《感遇十八首》中，直接引自报章新闻事件的就有十首之多，亦可见先生对于“历史备忘”的重视程度。

“此情可待成追忆”。在华先生的诗词里，人名就是历史轨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总、陈总、贺帅、叶帅、雷锋、焦裕禄固然至今依旧为后人所称道、所怀念，但安杰、王杰、遇罗克、嵇文甫、修瑞娟……的名字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时下的年轻人或者对有些姓名已经陌生，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些名字曾经是也将继续是力量、正义与学识的象征。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华锺彦诗词选补编》里关于“大跃进”、“四清”与“文革”时期生活的记载。其中可以窥见“左”的思想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进程，窥见时代有必要为“假大空”的泛滥负责，窥见“文革思维”对于语言的浸染，更可以窥见华贲、华维、华锋兄弟编辑《补编》的求真务实的态度——他们在“后记”中说：“先父的诗文，是他真实思想的反映，是他‘须叫我手写我口’文艺思想的实践。因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某些作品难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为尊重历史，对这类作品，我们一般未作删节。”例如1958年的《师生运矿比赛——记张仲义与刘惠琴比赛》：“一担比一担，担担沉甸甸。飞去又飞来，恰似穿云燕。”该诗显然是“大炼钢铁”的记实，惟其真实，才有史料价值，才可以触摸到当时师生思想的单纯与热情的高涨。又如1966年的《四清后集》里的“群娃”四句：“东街西陌闹群娃，执手牵衣叫‘老华’。‘这次应留过麦罢，白馍分饷到家家’。”虽然不无《红旗歌谣》的意味，但是那口语化、画面感依旧是“老华式的”。其他如1963年的《钗头凤•感时》、1964年的《巩县纪行五首》、1966年的《四清集》20首、1970至1971年的学农诗词，均足以看出时代的风貌。

个人的经历对于历史究竟有多大意义？个人生活——那些豪情万丈或者人歌人哭的记述，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有意义？面对唐留丝麻宋留瓷的浩瀚历史，时人究竟能够留下点什么？在研读华先生诗词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渐渐清晰：当自己平凡的身影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时代的缩影，当我们的痛苦或快乐逐渐沉淀为时代的结晶，“个案”便悄然取得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因为在彼时彼地“感遇”生活的是一群人，一类人，个案就是“存照”，就是历史。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