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

　　摘要：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关键词：村庄共同体

　　底层政治

　　权力治理“群众路线”分层的叙事

　　一、导言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认为，以“小岗神化”为原型，这是沉寂了许久之后中国农民力量的一次觉醒，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农民集体行动的至高点（Kelliher，1992；Zhou，1996），其结果是国家一社会力量交易的双赢（周其仁，1994），很多学者对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及其行动能力展示了乐观的态度。

　　然而，从30年的经验看，虽然在最初几年中，农业经济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确得到了非常规的增长（蔡防等，2008：30—31），但农民自主性和行动能力却并未如学界预测的那样快速成长，农民的利益仍处于受损位置（折晓叶，1996；折晓叶、陈婴婴，2005；张静，2003；周飞舟，2006）。以“小岗神话”为代表的对集体化末期底层乡村农民的行动力及其政策推进作用的描述存在着过于简略化、单一化和自然化的倾向，缺少对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更为复杂和深入的关怀与考量（赵彗星，2007；布拉莫尔，2012）。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第一步的农村改革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民公社制度之后的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格局和面貌，还能够揭示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国家在制度转型中是否只扮演了被动退出的角色，以及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并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回到中国市场转型的起点——农村改革，通过对一段农村改革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解读，呈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复杂多样的国家一农民关系。

　　二、分层的历史与底层叙事

　　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以底层学派的视角对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强调历史是由基于不同立场上的分层叙事共同构成的。当我们发现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彼此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叙述文本时，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一种历史叙事更加“真实”——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任何一段历史叙事都是人为加工、阐释的结果，而是去思索和探讨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主体策略。

　　（一）分层的历史叙事

　　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一般都以某种宏大的概念体系为基础，并相信这些概念能够恰当概括政治历史的演变过程。2但这种以概念为基础的宏大叙述往往没有考察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因此，以波考克（Pocock，1971）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政治论述的历史”（thehist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概念，认为历史叙述的作者是在对语言的不断取舍和运用中充分展现其意图和历史角色的，并主张将文本重新置于历史情境中，让作者及其活动的空间实现互动，从而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洞察政治“语言”意义的发展。

　　杜赞奇（2003）在对中国近代华北基层政权的研究中，曾提出“复线的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y），即历史并非直线进化的，而是历史表述根据当下的需求，从过去和当下寻找自己的意义支持。不同历史表述存在着冲突，但最后取得优势的历史话语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认知。

　　李猛（1998）曾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仿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这些分层的叙事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在由不同“地层”堆积起的历史金字塔上，是那些文化和政治精英；在更低的历史地层，就会发现那些沉淀的众多民众，沉默而又鲜活。

　　为这些沉默的底层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重要任务，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研究者则需要以另一种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那些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郭于华，2008）。

　　（二）如何书写底层的历史

　　在知识、权力和底层民众关系的问题上，斯皮瓦克承接了福柯和德勒兹的问题3并担忧：当原本具有多样反抗形式的民众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的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就此而言，底层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Spivak，1988）。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及其意识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and Spivak，1988）。在与权力的遭遇、抗争和博弈过程中，底层政治往往会表现出流逸、分散而又多变的气质，当知识试图去捕捉它时，往往不是将其塑造为僵化的雕塑，就是流失在一片散沙中无可自拔。

　　正是由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变化多端，斯皮瓦克（Spivak，1988）指出，我们不能把他们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因此，与那种统一的大写主体不同，研究者应当更注重突现“被压迫者”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

　　因此，斯科特（Scott，1990）在探讨底层政治时采用“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和“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两个概念，是理解和探索底层民众叙述方式的重要概念资源。斯科特（Scott，1990）指出，所谓公开文本是指从属者与那些支配者之间公开的互动。作为权力关系的外表，这一文本具有心照不宣的表演性，权力双方可能会出于各自利益，采取伪装、监视、程式化和仪式化等策略，在错误的表述上达成沉默的共谋，从而建构出一套共同的“公开文本”。隐藏文本指从属者发生在权力舞台背后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在这个避开监控的私人领域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属者以创造性的方式推翻。隐藏文本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底层政治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环境，与民主政治的逻辑和组织形态大相径庭。底层政治并不采取公开反抗的形式，而是让明显的意义隐藏其真实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文本中留下痕迹。在多数情况下，斯科特（Scott，1990）认为，支配者和从属者都熟悉其圈内的隐藏文本，保持这种文本的私密性，并共同建构着公开权力关系下的官方文本。 　　在集体化末期，政权的破坏性狂热已经被制度化了，运动本身开始成为社会运作的逻辑（郭于华，2000）。灾害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社会中的恐慌气氛——从焦躁不安、无所事事，到谣言的散布和流行，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濒临崩溃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使得村庄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势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解灾情下的躁动与不安。

　　诚如福柯（1999）所言，恰在此时，权力之光和原本生活在历史阴暗角落中、无法被历史所触及的底层民众在文字记载搭建的舞台上碰面了。而在文字历史上留下的片纸只言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通往过去的小径，引导我们回到那个被无数浩瀚历史所湮没的村庄之中，去寻找被主流历史所覆盖的历史地层的根基。

　　在下文中，本文将分别从国家的、基层干部的、农民的公开文本和村庄的隐藏文本等角度，呈现不同立场下的主体对当时场景的多元叙述和描绘——此时，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开始表现为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李猛，1998）。本文试图从这些历史交汇点中发现历史的不同层级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现实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的逻辑。

　　（二）国家的公开文本：“群众路线”的又一次实践

　　面对上文提到的严重灾情和紧张局势，安徽省委在1978年9月初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抗旱救灾问题。依据国家档案材料的记载，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渡过荒灾”。会议最后做出“借地渡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在安徽省委抗灾救荒紧急动员后，以S区区委书记汤茂林为首的工作队在其负责蹲点的H村召开村支部大会。据党史材料记载：与会同志唯独对省委借地度荒的意见很感兴趣，有人说“借地度荒好是好，文件没看到（当时省委文件没有下发到基层）。”有人说：“借地给群众是个好办法，但借地又要往回收，等于不借。每人不超过三分地也太少了，也难调动群众积极性。”支委王国银发言干脆：“要想干好只有干责任田”！

　　会上，H村村民一致决定将大队的生产任务平摊到田亩上，再将耕种任务承包给农户。在满足了大队生产任务之外，如果有剩余，作为奖励归农户所有。这一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支持，全村农民积极投入到抗旱救灾的劳动生产之中，缓解了村庄的灾情，第二年村庄午季粮食丰收。以H村为代表的基层农民抗灾抢险的自发行动很快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重重阻隔，最终汇入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

　　这段代表国家公开文本的官方叙述与人们所熟悉的小岗村18户农民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在叙述逻辑上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异，它们背后共同的话语框架是：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通过将群众的呼声和需要纳入党的政治治理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才能一次又一次引领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走向成功。中国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同样是党响应群众呼声和顺应“群众路线”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三）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对国家文本的延用和推进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国家的公开文本将叙述的主体对准了普通民众，并将国家政策的转变描述为响应群众呼声和要求的过程。在此，有必要区分“站在历史顶层的文化政治精英”和“村庄中的基层干部”两个群体。

　　正如许慧文、萧凤霞（Siu，1989；Shue，1998）等指出的，村庄中的精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村庄精英和基层农民面对面的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共享生活世界中的大部分逻辑框架，因而双方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对立关系。相反，在国家权力过于膨胀的时候，基层精英能够和农民共同形成一种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的内部纽带，亦即一种乡村社会相对独立的内部格局。

　　然而，与一般村民度过的一种纯粹的村庄历史不同，精英人物往往能够与超越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他们能够借助巴尔特（1988）笔下的“历史转换语”（shifters）将布迪厄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成为精英，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李猛，1998）。

　　“磙子上场，两头要账，群众要吃，国家要粮”，基层干部身份的双重性使其历史表述也表现出分化的特点，即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上，基层干部的叙述框架不可能脱离官方文本，而只能在国家的话语框架内搭建自身的公开文本；在隐藏的文本上，基层干部更多的展现了作为“乡村共同体”一员的特性，他们的隐藏文本和民众的隐藏文本奇妙地汇聚了，并与村庄共同体之外的历史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和在上文看到的国家文本在叙述逻辑和方式上保持着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一书中收录了原S区区委书记汤茂林的口述材料：

　　晚上召开村党支部大会……同志们一致要求按照曾希圣书记1961年那样的方法干，抛开各种顾虑，把保命麦、油菜都种上。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结合H大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四定、一奖、一罚”三个规定。对于这一办法，“到会党员拍手称赞一致通过。……看到大家都这样热烈拥护，我们决定召开一次全村社员大会。第二天，9月17日，在H大队油厂车间召开大会，……群众拍手叫好，纷纷说：“照这样干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有好日子过了”。（汤茂林，2006：260一261）

　　可见，这一文本无论在背景叙述、事件推进和时间过程的精确性上都与官方文本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农民的生存伦理和推动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出，这一点在笔者对S区某退休干部、原S区区委秘书和H村党支部书记等3人的访谈中都有相似的体现。S区某退休干部在其叙述中，特别强调了国家政策要有群众基础。

　　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呢，因为要解决温饱问题。有群众基础啊，无粮不稳啊，搞包产到户有群众基础。1961年搞了包产到户，所以那搞了2年，群众的生活马上得到改善。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基础啊，因为群众他注重生存能力啊，包产到户不就是生存啦。所以1960年、1961年包产到户，群众马上就有的吃啊，原来都饿死人啊，安徽饿死人多了。所以啊，干什么事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那群众是要有思想基础的。（2007—01—10，LGB） 　　原S区区委秘书和H村党支部书记也提到包产到户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和拥护，在顺应民意的政策推动之下，群众抗旱生产的热情很快被焕发出来，积极投入了劳动生产中，迎来了第二年午季的丰收。

　　种麦以后呢，后头就是，那时候群众积极性也很高。群众就用锒头砸，天干田里的土硬，大旱啊，群众就用锒头砸。当时到处根本就没有水了，一毫水都没有了。那我们看那个群众积极性高呢，就把麦子分到户，一个人分好些，一个人分好些，那你在一块种。种不下去的，那干，那锹，集体干是干不下去的。最后分到户呢，群众劲头十足，用刮子刮，用榔头打，积极性很高，就是没水了。（2007—01—10，QXY）

　　农民愿意啊，农民愿意，农民愿意！农民像那样子搞，他劲头还足呢！买肥料，买化肥啊，买磷肥，干劲大。第二年春上，有的农民勤快的，有的户收了一千多斤小麦，有的户收的小麦比以前一个生产队收的都多。（2007-01—09，XSD）

　　可见，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国家的公开文本，双方都强调“包产到户”和农业“去集体化”是广大农民的呼声和要求，而农民的意愿和行动亦是新中国政策推进和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事实上，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基层干部在地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下文，我们更能发现在普通农民心目中，基层干部在推进集体化末期的政策变更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为什么在其自身的公开文本中，基层干部却并未将自己作为叙述的重心，而是与国家的公开文本保持一致，将普通农民置于叙述的中心呢？

　　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处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上，只能具体执行国家政策，并不能改变既有国家政策规定。然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有可能成为基层干部搭建其公开文本的重要话语基础。“党的历史是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王绍光，2002），强大的国家权力是通过群众路线等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渗透及对国家代理人的监控（邹谠，1994）。基层干部在国家实际治理过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常规性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为他们成为“广大基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由此一来，在其公开文本的搭建过程中，基层干部不仅延用了“群众路线”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且以其第一手的治理经验和技术进一步推演和丰富了这一国家治理的话语框架。

　　那么，农民的公开文本是否也强调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在推动政策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像斯科特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支配者和从属者共同建构公开文本的过程呢？

　　（四）普通村民的公开文本：搭建自身的政治一伦理期待

　　和利益诉求

　　有趣的是，农民的公开文本对上述问题并未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在民众的历史记忆中，行动过程中大写的主体不是自己，却反而是乡村之外力量的介入。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表述看作是农民对自身行动和价值的无视；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将叙述的重心置于村庄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民众以另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现实权力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一理解之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游移的权宜立场和基于不同背景与利益的政治诉求”（Spivak，1988）。

　　与国家公开文本将群众置于根本性位置上的叙述不同，在民众的叙述中，没有领导的授意，没有区委书记的带领，他们自己绝不会采取如此大胆的行为：

　　没有汤书记在这里开这个党员大会，领导不讲话的话，群众不敢干哎。当时S区7个大公社哎，群众哪敢干？群众不敢干！那说明领导的话，他也有这个意思。他不开始的话，群众是根本不敢干的。（2006—05—11，SXJ）

　　此外，与国家文本强调农民发挥农户个体积极性不同，村民们的集体记忆更多的却是关于村庄共同体如何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共同抗旱救灾，并由此成为国家塑造的学习典型和权力运作仪式中心的过程。

　　1.工农好干部：搭建自身的政治—伦理期待

　　在农民的叙述中，村庄土地承包的过程是区委书记带领全村农民齐聚一心，共同抗旱度灾，取得胜利的一段历程。抗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区委书记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而非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抗争。

　　1978年大干嘛，油菜没办法点，那个汤茂林书记是区委书记，权巡友是秘书。那他来讲，那你们不干那哪照啊？这要干！就用榔头搞。……那时候汤茂林在这里干，是不错，就是好。看看还真有办法，还真给他把种下去了。那时候有干劲哎！作为一个区委书记，那个春上啊，光脚，赤巴脚，就带着老百姓啊，就下田去干活。他是工农干部，没文化程度，硬是干上来的。（2006—05—11，ZBT）

　　农民口中的“工农干部”，指那些从村庄或工厂第一线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逐步成长出来的、具有实际生产经验的领导干部，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程度，不会说些农民听不懂的大道理和高调子。正因为与基层民众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世界，所以他们往往与民众共享一套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念，与其他干部相比，他们更能以符合农民价值判断的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因而更容易与农民产生亲密的感情并被农民所接纳。

　　回忆起当年领导包产到户的工作队队长——S区当年的区委书记汤茂林，农民们都显得情绪激昂，倾注了巨大的情感来叙述与这位基层干部相关的村庄记忆。哈布瓦赫（Halbwachs，1980）说，集体回忆需要线索，汤茂林或许就是打开村庄记忆的一把钥匙。通过对这位区委书记的描述，我们看到在共同塑造和搭建这段集体记忆的背后，村民内心世界的价值期待、善恶标准和对生活世界的理解。

　　在农民口中，这位令他们倍感怀念的已故区委书记能够放下架子，和农民一起投入劳动生产的第一线，带领农民展开生产。

　　老百姓一般像我们这么大岁数都晓得。一个大队，各个生产队他都到了，各个生产队他都到了，每个生产队都干过活的。老头汗淌得跟什么家伙样的（笑）。（2006—05—11，YCY） 　　他熟知农民的生活伦理，尊重农民的劳动和付出。在当时生产队经济困难的情形下，

　　汤书记讲，“挑大扁担来，我给他饭吃，穿皮鞋来我不给他饭吃”。汤书记讲话都以理服人。讲出来这个话啊，老百姓听着舒服。（2006-05-11，YCY）

　　当工农干部备受尊重时，他们强调，劳动是一种本份，是农民与生俱来的职责和要求。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结果生产队长领导的不好，跟社员憋气。汤书记起来讲这句话：你们家第一不是上海，第二不是南京，怎搞不干活？（重读）我们家那时候生产队啊，是三党一团，三个党员就是一个团员。后来末了到了会议啊，生产队召开会议啊，汤书记就召开会议，让老百姓讲怎搞不干活，为什么不干活？后来第二天，点那个麦，用榔头敲哦，田都搞不动，硬搞。第二年我们春天我们是吃80斤小麦，15斤油，从来没有吃过

　　15斤油。是的，老头就是过劲噢（笑）。（2006—05-11，YCY）

　　正是对农民生活伦理的熟知和运用，让汤茂林这样的工农干部能够直指农民的内心，赢得农民的尊重，也能更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工农干部最直观的一个特点还在于他们往往和农民有着相似的出生和生活背景，因而更容易和农民或村民建立直接而亲密的情感联系，并在日常休闲和娱乐中与普通村民融为一体，共同经历生活世界中的欢愉和激情。

　　就汤书记还好逗猴哎（爱开玩笑），还好逗猴哎，有时候看到我们还开玩笑（笑），就是逗猴。有时候我们干活，从他旁边走，经常把我们头摸摸。我们那时候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权秘书那天看到我讲，“小叶啊，你还那小样子！”（2006—05—11，YCY）

　　一开始那个古装电影不给放，那个《红楼梦》。叫这个汤书记哎，你召集我们干活照（行，可以）哎，那我们想看《红楼梦》。“你们只要干，照我这样分配的干，我写个便条——那时候还没有电话啊——我写个便条子”。就到区里电影队放嘛，就在这个地方放的嘛，就在这个地方放的嘛（兴奋地），就在后面。那时候这个地方都是田嘛。那个汤书记他是工农干部啊，是个大老粗，写那个字啊，大大小小，哈哈（笑）。当时吃过饭，是八月中秋后嘛，还有毫热嘛，这里全部都是人在看电影，横竖恐怕二十里路的人都来看。两块田都给踩焦（坏）了，你讲马路还能走通啊？马路都走不通！那时候讲《红楼梦》，我的妈呀，那是一开始出来的嘛，那个古装戏嘛，那个古装电影嘛。（2006-05-11，ZBT）

　　一起娱乐休闲、夏季纳凉、表示亲昵的摸摸脑袋、和普通村民开开玩笑、甚至写字难看这些“缺点”，却都因为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接近，在农民的回忆中显得如此朴实、亲切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并与他们对乡村愉悦生活的记忆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要成为一名“工农好干部”，仅仅和农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经历显然是不够的，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作为乡村精英还应当具有一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完成普通村民们无法完成的工作。

　　那时没有，基本上没有（柴油机），还是汤书记来蹲点，当时生产队贷款，当时生产队贷款，每个生产队都搞了一台柴油机。（2007-01—10，YCY）

　　那时候汤书记在这干，那就是过劲，不晓得挖好多井。……汤书记不领头啊，哪个来挖啊？汤书记啊，他干部要领头啊。（2006—05-11，YCY）

　　可见，一个有能力的工农好干部应当具有超越普通村民之外的能力。在集体化时期，这种能力包括能够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从权力上层调拨稀缺资源、组织号召村庄集体行动等方面。作为乡土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种“工农好干部”的形象与传统士绅在作为乡土社会政治一伦理秩序的代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与传统皇权社会中士绅对“礼教”的尊崇不同，经过集体化改造的农民相信，“劳动”本身就蕴含着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力。

　　在建构村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发生在叙述者之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者内心的情感之间产生了微妙的融合，这种融合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因为它揭示了这些叙述者是如何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并投射自身的价值伦理期待。在乡村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中，村民们建构的“工农好干部”具有能够和他们共享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个村庄中具有情感和组织上的纽带和号召能力，并且能够给基层民众带来外部稀缺资源的领袖人物。通过对这种工农好干部形象鲜明、激情四溢的描述，表达了农民对这一类“工农好干部”形象的热切描述和期盼；与之相反的则是村民们对反面官员形象的憎恶与诅咒。

　　这一叙述模式重要的不再只是追寻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已然发生的事件在集体记忆中必然是被不断加工、阐释和改变的——但这正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正是这些改变和加工的过程，形成了社会群体的价值意义体系，并最终作为一段传说、某种象征或特定的符号表达着这个群体的意愿和梦想。

　　2.被塑造为学习典型的过程：博得权力之眼的关注

　　除了建构村庄共同体所需的“工农好干部”的形象外，在其公开文本中，村民们对村庄共同体如何在工作队的领导下，集体抗旱打井，并成为权力塑造的学习典型的过程也颇为津津乐道。

　　由于以汤茂林为首的工作队在H村组织的抗旱工作效果显著，区委决定在H村召开现场学习大会，让周围几个乡的领导干部都来参观该村的抗旱生产，现场会热闹非凡的场面给H村的村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1979年冬，那个小麦下过之后，乖乖（感叹词）！到了1980年春上，他那个午季分配，他们把一个区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党员们，还有其他部门的，都搞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里来学习，就讲今年午季学习像那样干！（2006-05-11，SXJ）

　　至今村民们还会津津乐道现场会的热闹场面，以及自己和家人在当时参与了哪些具体工作，是如何度过这段对他们而言荣耀而又难忘的时光。

　　全S区都在我们家这里住下来了！当时我们H村有个油场啊，都在我们这里住着。住就开那个现场会啊，就说那个责任田到户以后啊，他这个小麦为什么能管理这样好。我给他们搞这个午季分配，抽到油厂来干一个星期。（我）给他们搞表嘛，制表嘛！在H油厂，汤书记在这里蹲点嘛，H村来好多人！（2006-05-11，SXJ） 　　那时候开会，把我们S乡一个公社，还有我们旁场子，都搞到我们这个地方，开一个星期会嘛！在我们家，我家原来还住在那头哎，在学校那边。那时候我家母亲还活着嘛，那时候我家是，C大队干部嘛，就C大队干部在我家吃嘛，这个生活嘛。（2006—05—11，YCY）

　　可见，与基层干部在公开文本中强调发挥农户个体积极性不同，农民们的记忆反而是关于集体打井抗旱、组织参观学习等集体动员的场面。一方面，这反映了在集体化末期，农业生产的组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原有体制下动员号召和宣传教育等方式；另一方面，“戏剧和仪式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柯文，1997：96）。在日常平淡的经济生活之外，周期性的节庆与欢腾场面，也是共同体生命延续的必要（Durkheim，2001）。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基层村庄，一夜之间被外部世界所关注并大规模进入，对普通村民而言，无异于一场短暂而绚烂的表演。关键的是，他们在其中不只扮演了这场庞大戏剧的旁观者，更是这场演出的实际参与者和扮演者。作为这场权力盛宴“被观看者”的荣耀与激情对重复周期性生活的普通农民而言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在大写的历史中的参与感在这一段共同的回忆中被建构出来了，并成为影响其对外部世界理解和行动的重要框架。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被塑造为典型的权力仪式，村民们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中，对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基层村庄而言，得到权力之眼的额外亲睐和眷顾，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照顾和政策倾斜。口述历史学家们强调历史叙述的立足点是在当下（Perks，1998），从H村当下的处境看来，尽管它在推动安徽省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村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地位；相反，由于宣传不力，这个村庄至今仍然默默无闻。与其他村庄得到外部关注、宣传与政策倾斜和扶植的境遇相比，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被关注”本身也意味着自身境遇与利益的改善。因此，村民们认为，曾经被塑造为权力典型的经历是重要的和值得叙述的，并在叙述中表达了对再一次成为权力塑造典型的期待。

　　从农民的公开文本中可见，普通民众并没有和上层精英与基层干部那样，强调自身在推动国家政策改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们的确在“公开文本”中使用了国家的正式话语，且没有完全背离正统的叙述模式，但是这种使用却并非是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映（Judd，1994），甚至也不是斯科特（Scott，1990）认为的对权力关系表面的维持，而是村民们从自己的生活世界出发，对原有话语要素进行解构和重塑之后，创造性地建构起用以表达自身政治一伦理期待和利益取向的工具。可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正式话语本身拥有独立于使用情境之外的生命”（流心，2005：92）。在农民的公开文本中创造性地使用和再造这些话语，是底层政治在权力缝隙中顽强而扭曲生长的重要渠道。

　　（五）隐藏文本的汇聚：村庄行动的相对脆弱

　　在“隐藏文本”对历史地层隐秘的描述中，既非国家和基层干部在公开文本中所述的由农民的生存压力推动政策改变的过程，也非农民在公开文本中由党员干部的得力组织带来了转变，而是脆弱的村庄共同体在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氛围之下，逐渐摇摆、试探、摸索和转变的微妙过程。

　　1.党员、干部不能明说

　　1978年9月安徽省委允许干旱严重的地区“借地点麦”的政策颁布后，区委工作队的确在H村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号召农民抗旱度荒，但却并不像档案记载中所述形成了成文的行动方案和明确的做法。

　　那时候都没有材料。那时候都怕，不敢搞材料，搞记录。那时候不是我讲不好听，因为受1962年刘少奇那个三自一包，所以搞过以后当时开会都不敢记录，都没有会议记录。（2006-05-11，XSD）

　　最多只是对“借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自发行动给予一个更宽的尺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而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时在H村都是趟着干（摸索着干）的。当时借田，在正式做决定，在会议上做决定，一个人只许借好些田，跟自留地在一块，只给借4分田，还不给借多。但是有的生产队就装洋了，胆子大，就借的多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反正装装样子就算了。都怕了，怕了。你自己讲出来了，跟群众自发又不一样，可吧？（反问语气，是吧？）（2007—01—10，QXY）

　　不但区委干部不敢明确宣布“包产到户”，村里的普通党员干部更不敢贸然行动：

　　那时候讲包着不敢，我们趟着瞧（走一步看一步）。哎，这话我们不敢讲，你们区委讲，伙计。先讲你趟着干，讲你们怕什么家伙啊，讲你们区里面拖一下子，真要上面追，照不住，你们怕是不能讲是我们叫干的。23个共产党员拍板就是像这样拍板的。讲包产到户，哪个都不敢讲哎，讲借田哎。（2007—01—10，ZBY）

　　2.农民的怀疑和犹豫

　　由于农业生产作物的时间周期长、经济回报难以预测，农民或许是一个国家中最保守和谨慎的群体，他们不仅易受自然灾害的侵袭，而且对任何人为政策变化都很敏感、脆弱。在1978年抗旱救灾的过程中，对省委借地点麦的决定，农民一样也抱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很多农民不相信生产队会把来年产量中的大部分作为农户口粮，害怕高比例的上缴份额会让自己在灾害环境中的巨大付出却毫无回报。工作队的成员回忆道：

　　当时借地，有的群众不干，有的群众不干。他不相信啊，认为那是假的。干，比如讲一亩田，他群众要花好大代价啊，好大劳力啊，最后再把它收回去了，那时候群众也怕啊。群众怕就是怕打谷堆，群众怕白干了。……但是这样搞过以后，群众有的积极性高，但是有的群众是在一旁持观望态度。但他看别人都干了，他也干就了。他看看好像没变化，那我们不种的话，不就没嘛，对吧。所以，那时候群众有不少，那时候群众都干，最后我们也带发动毫，带做一些工作。有些落后的，有些怕的群众啊，实际上那些群众啊，群众是滑头的（狡猾的），他怕那个啊。（2007—01—10，QXY） 　　四、分层叙述背后的权力关系

　　（一）分层的历史叙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个乡村农村改革的历史叙事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在国家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的公开文本中，这是一段依靠群众路线推动历史变革的过程；而在农民口中，他们却以搭建"Xl农好干部”的形象和期待成为权力关注点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一伦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隐藏文本中，却读到相对于强大的外部权力，乡村共同体的行动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

　　在主流历史中，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被政治文化精英和权力关系化约之后的历史顶层，而口述历史的方法却能发现如此色彩斑斓而又诡异狡黠的分层叙事。其中，“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但不同讲述者之间片面性和局部性的碰撞，反而是口述历史最大的魅力所在”（Portelli：1991：57—58）。本文并不试图证明哪一种历史叙述更加“真实”，而是希望通过展现这些分层的历史叙述，透视出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的权力格局与基层村庄政治行动的特点，特别是不同叙事主体如何基于其当下和历史情境的立场，去建构并表述自身的情感、理解与经历。正是这些相互角逐和形塑的历史叙述，为重新审视和理解集体化末期乃至当下中国内陆村庄的权力格局和村庄行动提供了新的洞见与可能。就此而言，“底层的另类历史是整合性的知识，因为它将一切断裂、流失与忽略明朗化”（Guha and Spivak，1988：v—x）。

　　（二）乡村社会的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

　　本文使用了斯科特关于“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的分析概念，它有助于分析复杂多变的底层政治并能提供独特的洞见，但就中国乡村社会的独特状况，本文试图对斯科特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

　　斯科特的作品都是从支配者和从属者的二元主体观来考察权力及其在底层社会中遭遇的反抗。然而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还存在着“基层精英”这样一个更具复杂面相的独特群体。在一定情境下，他们既复制着国家权力的治理逻辑，又在日常生活中和普通民众分享着生活世界的逻辑，正是“基层精英，，使得中国乡村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在斯科特（Scott，1990）的分析中，“公开文本”是支配者和从属者为了维护表面权力关系而共同建构的产物。但在中国乡村历史的基层叙述中，正是由于“乡村基层干部”这一具体可见而又不完全等同于上层政治精英群体的存在，可以看到底层民众公开文本的另一种塑造方式，即底层民众尽管采用了权力所允许和承认的话语，但却未必与官方文本完全达成一致；相反，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对正式文本和话语进行创造性的重组和再造，建构自身的政治一伦理期待。通过塑造“工农好干部一赃官/贪官”的二元话语模式，普通农民以能够被统治者话语模式所接受的公开文本表达其对现实政治世界的理解和批判，从而避免了与上层统治精英的直接对立和冲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畸变的底层政治逻辑尽管有可能带来小范围内基层民众短期、部分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但却在根本上复制着原有霸权（hegemony）统治的逻辑，因而并没有对现存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冲击与改变。

　　本研究与斯科特另一个分歧是，基层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隐藏文本并非是双方固守各自的边界、互不公开的领域，而是呈现了相互融合的状态：村民们能够洞察基层干部的犹疑和试探，而基层干部也能够觉察到农民的谨慎与不安。基层精英立场的转变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国乡村的“基层精英”和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代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由于二者共享生活世界的很大部分，反而形成了相对于外部权力关系的一种内部纽带；并且在集体化末期，相对于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国家治理机器而言，由双方共同构成的乡村基层行动在影响和推进更大范围内的政策变动上，仍然是极其保守而脆弱的。

　　（三）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逻辑

　　在对历史文本的多层分析中，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家上层精英和基层干部在其公开文本中强调农民在变革中的推动作用；而农民自己的叙述则表明其自身的观望与犹疑，以及在实际的政策转变过程中，基层干部和外部权力的影响。正是这一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为洞悉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和底层政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解渠道。

　　农民的叙述文本显示了集体化末期农民的主体行动，主要表现为对国家治理话语和逻辑的“部分洞察”（partml penetrate），以及通过对国家原有话语要素的重新解构和建构，表达了自身对现实权力关系的理解和对政治世界的价值伦理期待；同时，国家的治理技术也可以成为农民底层政治的重要行动工具——正是由于洞察了“总体性社会”对塑造典型和营造戏剧性表演场面的重要诉求，基层农民才会在其公开文本的表述中尽量迎合国家治理的需要，同时也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和资源。

　　尽管农民的主体行动在集体化末期表现为上述种种形式，但其行动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家允许的制度框架内，且复制和再生着国家既有的治理基础和逻辑。基层乡村的主体行动仍然具有暂时性、脆弱性和观望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和仰仗外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发展，尚未像主流历史话语中描述的那样“成为中国新的发展动力”（Zhou，1996）。事实上，集体化末期的基层乡村行动仍然保留着分散、权宜和游移不定等底层政治的特点，更多的还是“对个人利益的反应或消极的抵抗，而不是试图去直接改变国家”（米格代尔，1996：175）。

　　（四）国家制度顺利转型重要基础的“群众路线”

　　如果说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行动能力并未如国家主流叙事中所述的那样强大而集中，那么基于群众利益和群众呼声的“群众路线”为何会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正如孙立平等（2002）指出的那样，中国土地“去集体化”过程是在政权和意识形态连续性的背景下运作的，16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转变其基本土地制度的同时，需要维持原有意识形态和话语结构的延续性。兰瑟姆（Latham，2002：220）在对苏东剧变的研究中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当然来自其物质表现，而更多的则来自政府对“转型话语”（rhetoricof transition）的使用。17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够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奠定阐述的基础，在他们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不可或缺的联系与纽带。在苏东一些地区，由于在制度转变的同时忽视了过去50年来共同的历史经历所塑造的认知资本（cognitive capital），导致部分国家或地区丧失其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互不信任的状态（Giordane，2002）。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又要维持原有的国家政权统治，承续既有的治理意象和话语结构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制度转变的合理性显然无法从原有官僚体系和正式制度的逻辑中自发地生长起来；国家在前三十余年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信仰，已深深镌刻在国家肌体之上，无法轻易抹去。这就导致改革派领导者在进行农村政策变革的同时，不能忽视已有的政治治理基础，而需要从已有的国家话语要素中选择和重新粘合，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既能保持延续，又能向新的可能迈出至关重要的转变步伐。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群众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2005：126）在自述中回忆道：

　　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到安徽调查，返京前和万里发生争论。

　　某：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某：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万：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某：我要社会主义！

　　万：我要群众！

　　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本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一番政治治理争论表明，“真理”之所以站在改革派一边，是与其对“转型话语”的成功塑造密切相关的——“人民群众”及其生存需要既是人们基于已有的国家治理意象和目标所能够接受的理念规范，也为接下来的改革派领导者所推进的制度变革奠定了新的、更具稳定性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在制度转变的同时，又能维持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延续性的治理需求上，作为群众路线具象化的“小岗神话”及其种种翻版，才会被上层政治精英在制度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进行格外挑选并加以再造和重塑（赵彗星，2007），从而使得“群众及其推动作用”在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关口成为国家主流历史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一化的支配性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群众路线同时更是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性质以及对于一整套具体程序技术与治理传统的实质性理解”（孟庆延，2012）。

　　在农村改革之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虽然从形式上看，不再采取直接管理与安排的方式，但是农民被国家以物质利益间接动员的程度反而增强了；但是，民众对国家意志的贯彻——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却丝毫没有降低（孙立平、郭于华，2000；李洁，2009）；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国家的治理意象不但没有像苏东地区一样被强行中断和击碎，反而由于恰当的“转型话语”的拣选和塑造使其得到延续和巩固。可见，中国农业“去集体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权力撤退的过程，而是国家合法性基础被重组、置换，并得到巩固、增强和再生产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