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苏东坡的人生也没有近道可抄

文 | 祝勇

▍七

在如此单纯的日子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的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36岁上，就已经白发苍茫。

在黄州，他给李端书写信。他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那时的他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连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苏格拉底说：“未被反省的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

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唆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地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簇，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型。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八

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讦、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

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坊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坊市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添欢凑趣的词的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

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意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宏文策论，似乎只有它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意。

当他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芷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他贬官黄州之后，达到了他自己之词作的质量的高峰”。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

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九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了一部《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的17座名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朝廷急流勇退的司马光，就在这里编写他的千古名作《资治通鉴》，只不过这部书那里的名字，还叫《通志》，后来宋英宗把它改作了《资治通鉴》。那是一部浩繁的著作，困乏时，司马光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唤来三五友人，在园林里游赏消遣。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初编》。司马光亲笔书写的墨稿，虽只有一页，却足以抵御时代变换给记忆造成的残缺，让我们重温那个年代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 《通鉴稿》

于是，11世纪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知识分子一心要做“帝师”， 让文化的力量影响政治操作，甚至上升为国家伦理，而皇帝则一心要化“师”为“吏”，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听命于己的技术官僚。这样的暗中角力，余波却传递不到山高水远的黄州。

此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绝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清影”的舞者，一招一式都听从内心的意志。

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作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第。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灯青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东坡。

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

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

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宋代。

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惟演，第二任领袖是苏惟演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体，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应当对那些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苏东坡就会像他们一样，隐没在朝堂的阴影里，正因有了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个苏东坡才能被后人看见。

▍十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地发酵、演变。

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皋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

悬知百年后，

父老说故侯。

古来贤达人，

此路谁不由。

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

没有人可以抄近道。

那时的他，已经从忧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苏东坡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但种地这事，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

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也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滋滋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阙《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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