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类型

領導者類型、追隨者類型與領導效能關係之研究

－以國軍組織成員為實證對象

羅新興

陳忠虎

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

陳秀清

本研究以國軍組織成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受試者的追隨者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影響以及追隨者類型對領導者類型與領導效能關係的干擾作用。問卷調查國軍組織成員回收有效問卷493份，資料分析獲得以下研究發現：1.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對領導者的喜歡程度與服從程度均顯著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2.威權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信任、喜歡、服從程度均低於德行導向型領導者與仁慈導向型領導者。3.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4.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仁慈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程度。5.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本研究並針對研究發現的實務意涵進行討論。 關鍵字:1.追隨者類型﹔2.領導者類型﹔3.領導效能；4.家長式領導

摘要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ader Types, Follower Types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 Members of Military as Sample.

Hsin-Hsin Lo

Chung-Hu Chen Hsiu-Ching Chen

National Defense Management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ollower types to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ive of the kinds of follower between leader types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 members of military were selected as target sample. Total of 493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Five findings were found: 1.The follower who were actively participation type in the level of liking and obedience to the leader are higher than the follower who independent thinking type. 2.The follower expressed a lower level of the trustworthiness, liking and obedience than benevolent and moralistic orientation type when their leader were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 3. The follower who were Independent thinking type in the level of trustworthiness to the moralistic leader were higher than the follower who were independent thinking type in the level of trustworthiness to the leader who were authoritarian. 4. The follower who actively participation type in the level of liking to the benevolent leader were higher than the follower who were independent thinking type in the level of liking to the leader who were authoritarian. 5. The follower who were actively participation type in the level of obedience to the moralistic leader were higher than the follower who were independent thinking type in the level of obedience to the leader who were authoritaria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ial practices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follower types, leader types,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壹、緖論

有關領導之研究以往多朝向探討領導者行為與效能為主，本研究認為追隨者的特質亦是影響領導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Kelley（1992）研究指出，領導者的產生要由追隨者來決定，有傑出的追隨者，自然會有卓越的領導者。因此，追隨者能否有效展現其才能與智慧對領導效能可能產生重要影響。鄭伯壎與莊仲仁（1981）曾以軍事組織為研究對象，採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領導研究途徑，蒐集士官兵對基層領導行為描述的資料後，進行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三種主要的領導行為向度中，有兩種行為向度與西方的體恤、主動結構十分類似，但「公私分明行為」的向度則與西方的研究不同。後來鄭伯壎（2000）發展了包括德行、仁慈與威權三構面的家長式領導模式（Paternalistic Leadership），此一結合華人文化高權力距離特性發展之領導模式，對國軍組織的領導行為具有很高的解釋力（凌孝綦、廖國鋒、鄭伯壎，2001）。

領導統禦的中心理念是建構在上司與部屬之間的互信。互信的建立，是指每一位組織成員都要信任上司與信任部屬。尤其身為領導者，必須具有高尚德行方能為部屬所心悅誠服。如果領導者的言行無法受到部屬喜愛，徒有領導職務，部屬內心也不願服從。所以追隨者對領導者發自內心的信任、喜歡與服從，是領導統禦的重要效能指標。

歸納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不同類型的追隨者對領導者的信任、喜歡與服從是否具有差異。

（二）探討不同類型的領導者是否會讓追隨者產生不同的信任、喜歡與服從程度。

（三）探討不同追隨者類型與領導者類型的組合，其領導效能（信任、喜歡、服從）是否具有差異。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追隨者類型與領導效能的關聯

費孝通（1947）的「差序格局」觀念指出每個人會根據與他人血緣關係的親疏，來判斷他人在自己人際關係網路中的地位，並據此地位來認定彼此間的角色關係，之後再依此關係進行適當的互動行為。中國人特別強調自己人與外人的區別，熟人與生人相比，熟人是自己人，生人是外人；熟人與家人相比，此時熟人變外人，家人才是自己人。「差序格局」延伸到政壇上，自己人與外人的區別也隨處可見，正如我們常常聽到的「班底」、「人馬」、「親信」。費孝通（1993）指出「差序格局」說明中國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結構。

鄭伯壎（1995）從華人企業主持人對員工的知覺與歸類的角度切入。他認為華人企業主持人的歸類本質是差序格局的，內容涉及關係、忠誠及才能三個構面。關係是指員工與企業主持人之間是否具有血緣或擬似血緣的關係；忠誠是指員工對企業主持人的效忠與無條件服從；才能則指員工完成組織企業主持人所指示的目標之勝任能力。根據三者之強弱與高低，企業主持人將員工歸類為八類型（prototypes）：經營核心（親/忠/才）、業務輔佐（親/忠/庸）、恃才傲物（親/逆/才）、不肖子弟（親/逆/庸）、事業夥伴（疏/忠/才）、耳目眼線（疏/忠/庸）、防範對象（疏/逆/才）及邊緣人員（疏/逆/庸）。

Kelley（1992）在廣泛研究領導者與追隨者互動之後，歸納出追隨者的「參與積極性」與「思考獨立性」二特性，所謂參與積極性係指追隨者對於領導者任務要求表現出積極參與的程度；所謂思考獨立性係指追隨者對於任務規劃與執行能夠獨立思考並提出建設性創意的程度。本研究依追隨者的參與積極性與思考獨立性作為追隨者類型的分類依據，探討組

織中不同類型追隨者對領導者的態度是否有差異，以及不同類型追隨者面對不同類型領導者時，是否也會對其領導者產生不同的態度。

綜觀領導之研究文獻，大多數學者將領導研究方向劃分為特質論（Trait theory）、行為論（Behavioral theory）以及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又稱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三種類型；近年來則以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魅力領導理論（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ory）以及交易型對轉換型領導理論（Transactional v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為研究趨勢（陳忠虎、羅新興、李震東、金人望，2001）。在魅力領導的意義上，Conger和Kanungo（1987）認為魅力領導是領導者的行為被部屬解釋為魅力的一種展現，並且是觀察領導者的行為所引發的魅力品質知覺，並由此可看出領導者的內在性情與人格類型。所以魅力領導是指追隨者在看到領導者的特定行為時，會把他歸因為英雄式或非凡型的領導（Robbins, 2001）。

Zenger（2003）認為組織通常依據管理階層對員工的績效評估，以判斷領導者的效能，但在其相關研究中顯示，「部屬」也是適合評估領導者效能的；組織成員面對自己的領導者時，會產生不同的評價。本研究歸納領導效能的常見指標有：主管信任、團隊士氣、團隊績效、滿意度、組織承諾、對領導者的評價等。相對於家長式領導包括了德行、仁慈與威權三個內涵，本研究推測德行可獲得信任，仁慈可獲得喜歡，威權可獲得服從。因此，本研究擬以追隨者對領導者的信任、喜歡與服從三者為領導效能指標。

Bem（1972）提出自我覺知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認為人們瞭解自己態度的歷程，和人們瞭解別人的歷程是一樣的，都是根據當事人的行為表現與當時的情境去推知。雖然大多數研究「態度-行為」的結果都顯示兩者成正相關，也就是說，態度確實會

影響行為，但是在未經中介變項的調整之前，兩者之間的關係頗為微弱，於是激發一些學者採取另一個方向研究，就是探討行為是否會影響態度；此一觀點亦就是上述所謂的「自我覺知理論」。例如當人們被問及對於某一種事物的態度時，人們會回憶自己跟此一事物相關的行為，然後從過去的行為裡推理出自己的態度（Robbins, 2001）。因此，自我覺知理論認為，個體在表現特定行為之後，該行為相關的態度是用來使自己過去的行為合理化。本研究推論，不同行為表現的追隨者可能會對領導者產生不同的評價，因為追隨者會以對領導者的評價來合理化他的行為表現。實證研究也指出，不同類型的追隨者對領導者的評價具有差異性（余永章、羅新興、張緯良，200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1-1、假說1-2及假說1-3如下：

假說1-1：參與積極型追隨者比思考獨立型追

隨者對領導者有較高的信任度評價。 假說1-2：參與積極型追隨者比思考獨立型追

隨者對領導者有較高的喜歡程度。 假說1-3：參與積極型追隨者比思考獨立型追

隨者對領導者有較高的服從意願。

二、領導者類型與領導效能的關聯

在管理學術研究上，許多研究與個案已經證實了各地區、國家或社會，文化價值觀是不同的，管理必須配合文化的殊異性，方可奏效（Hofstede, 1980；Hofstede & Bond, 1988）。許多研究者從華人主位的立場出發，探討華人企業的組織類型與高階領導，指出華人企業的領導擁有清晰、鮮明的特色，表現出類似父權的作風，不但具有清楚而強大的權威，也有照顧、體諒部屬及樹立典範的領導成分在內。這種領導作風，不但容易在家族企業中發現，而且在公營、政府機構及其他類型的組織也是屢見不鮮的，研究者把這種領導現象稱之為家長

式領導（鄭伯壎，1990；Farh & Cheng，2000；Pye，1981，1985）。

Farh & Cheng（2000）綜述Silin（1976）、Redding（1990）、Westwood（1997）及鄭伯壎（1995a，1995b）等人的研究後，指出家長式領導主要是含蓋了仁慈、德行及威權三種領導模式。領導者採取的領導模式可反映出其領導效能，從追隨者有利的觀點推測，追隨者期望獲得領導者的關心與照顧，因此，可能會比較偏好德行與仁慈的領導者，而比較不期望面對威權領導者，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2-1、假說2-2及假說2-3如下：

假說2-1：威權型領導者被追隨者信任程度顯

著低於仁慈型領導者與德行型領導者。 假說2-2：威權型領導者被追隨者喜歡程度顯

著低於仁慈型領導者與德行型領導者。 假說2-3：威權型領導者被追隨者服從程度顯

著低於仁慈型領導者與德行型領導者。

獨立型的追隨者更喜歡領導者的仁慈表現，因此，本研究推測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仁慈導向型領導者的喜歡程度會高於其他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之組合，尤其，是會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的喜歡程度。

就追隨者對領導者的服從程度而言，本研究推測，德行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服從的程度，可能高於仁慈導向型領導者與威權導向型領導者，同時，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會比思考獨立型的追隨者更願意服從其領導者，因此，本研究推測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的服從程度會高於其他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之組合，尤其，是會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的服從程度。綜合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假說3-1、假說3-2及假說3-3如下：

假說3-1：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於德行導向型

領導者之信任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 假說3-2：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於仁慈導向型

領導者之喜歡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程度。 假說3-3：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於德行導向型

領導者之服從意願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乃在瞭解國軍組織成員的追隨者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影響，以及不同追隨者類型與領導者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影響。歸納前述假說所形成之關係，建立本研究的觀念性架構，如圖2-1。

三、追隨者類型與領導類型對領導效能的

交互影響

就追隨者對領導者的信任程度而言，本研究推測，德行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信任的程度，可能高於仁慈導向型領導者與威權導向型領導者，同時，思考獨立型的追隨者可能比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更重視領導者的德行表現，因此，本研究推測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的信任程度會高於其他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之組合，尤其，是會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的信任程度。

就追隨者對領導者的喜歡程度而言，本研究推測，仁慈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喜歡的程度，可能高於德行導向型領導者與威權導向型領導者，同時，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會比思考

圖2-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的修正後題項形成正式問卷。問卷題項一律採用Likert 6尺度衡量。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受試對象為國防部及各軍種高司幕僚人員，採便利抽樣方式，取樣對象包含國防部部本部文官及軍官，以及陸、海、空、後備司令部軍官幕僚；合計發出550份，回收有效問卷493份，有效回收率89.6％，有效樣本中文官76人，佔15.6％，軍官410人佔84.4％；女性63人，佔13％，男性420人，佔87％，年齡以三十一至四十歲255人，佔52.6％，學歷以大學專科389人，佔81.6％，樣本與高司幕僚人員結構大致相符，基本資料次數分配如表3-1。

一、衡量工具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方式，針對研究假說的各變項進行衡量，追隨者特性兩構面「參與積極性」及「思考獨立性」之衡量係修改自Kelley（1992）所編製之量表；「家長式」領導中，「仁慈」、「德行」、「威權」的衡量採鄭伯壎（2000）所編制量表；「可信任度」之衡量修改自Tyler（1994）量表；「喜歡程度」之衡量修改自Wayne和Ferris（1990）量表；「服從意願」的衡量則係作者自行編撰的五組題項，本研究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及十二月由國管院戰略及指參班同學員實施預試，經資料分析

表3-1 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單位 中央單位 陸軍 海軍 空軍 後備 合計 樣本分佈（39.9）（23.3）6613.4）（11.2）60（12.2）（100）

男 女

性別

420（87）（13） 文官 軍職

身份

76（15.6）（84.4）

高中職含以下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學歷

12（2.5）（81.6）（15.5） 2（0.4）

20歲含以下至30歲至40歲至50歲歲含以上

年齡

4（0.8）（28.5）（52.6）（17.1） 5（1）

軍職 中尉含以下 上尉 少校 中校 上校含以上 階級 47（11.5）（26.2）（29.2）（22.5）（10.5） 與長官 六個月以內 六月至一年 一年至一年半一年半至二年 二年以上 共事時間 111（23）（29）（21.1）（11.2）（15.7） 文官 5職等含以下 6職等 7職等 8職等 9職等職等含以上職等 4（5.3） 1（1.3） 4（5.3）（43.4）（27.6）（17.1）

二年至五年六年至十年十一年至十五年十六年至十九年 二十年以上

年資

29（6）（16）（20.8）140（29.1）100（20.8）（7.3） 註：1.N＝493。2.表中數字表人數，括弧內數字為百分比。

二、資料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將回收的493份有效問卷資料進行因素分析，以變異極大法（Varimax）之因素轉軸歸類各因素，進而檢視各概念衡量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其次，進行各變項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以檢驗衡量信度。接著分析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皮爾森相關；在檢定假說時，本研究依據受試者在「參與積極性」與「思考獨立性」的平均數相對高低，賦予受試者為「參與積極型」與「思考獨立型」的類別屬性，同時，依據受試者對其領導者在「德行」、「仁慈」與「威權」所衡量平均數之相對高低，賦予受試者對其領導者的屬性歸類為「德行導向型」、「仁慈導向型」與「威權導向型」。在分類完成後，進行變異數分析（ANOVA）及雪費事後檢定（Scheffe’s test）來分別驗證假說。

一、衡量信度與變項敘述統計

本研究的主要變項包括「追隨者特性」、「領導模式」及「領導效能」，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衡量信度（Cronbach’s α）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關係數詳如表4-1，量表信度值各變項衡量工具的Cronbach’s α值均大於0.7，顯示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尚可接受。就各變項的平均數來觀察，首先，參與積極性與思考獨立性平均數均高於3.5分的平均水準，顯示受試者普遍呈現此二特質。相較家長式領導模式而言，仁慈領導平均數4.27，德行領導平均數4.60，威權領導平均數3.30，顯示受試者普遍感受主管領導行為偏向仁慈與德行領導模式。領導效能平均數亦均高於3.5分的平均水準，顯示受試者普遍對主管領導效能評價多為正面評價。就表4-1的變項間相關係數觀察，除威權領導與各變項間具顯著負相關，其餘各變項間均產生正向關聯性。

肆、資料分析結果

表4-1 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與量表信度

變 項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0.92） 1.參與積極性 4.96 0.58 3.仁慈領導 4.德行領導 5.威權領導 6.可信任度 7.喜歡程度 8.服從意願

（0.88）2.思考獨立性 4.65 0.62 0.59***

4.27 1.00 0.40*** 0.37***（0.96）

4.60 0.94 0.42*** 0.28***0.78***（0.93）

3.30 0.89 -0.21*** -0.21***-0.48***-0.51***（0.91）

4.58 0.87 0.48*** 0.37***0.83***0.84***-0.47***（0.97）

（0.96） 4.56 1.03 0.45*** 0.31***0.86***0.82***-0.51***0.89***

（0.95）4.82 0.84 0.54*** 0.33***0.67***0.69 ***-0.38***0.76*** 0.74***

註：N＝ 493 ；P＜0.05* P＜0.01** P＜0.001***；括弧數字為量表信度值（內部一致性係數）

二、追隨者類型與領導者類型對領導效能

的影響

本研究以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追

隨者類型、領導者類型與領導效能各變項的差異性檢定，資料分析結果詳如表4-2、4-3、4-4。

表4-2 不同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組合的領導信任程度

領 導 類 型

仁 慈 領 導 Ⅰ Ⅳ

德 行 領 導 Ⅱ Ⅴ

威 權 領 導 Ⅲ Ⅵ

追隨者類型

追隨者類型

追隨者類型

參與積極型 思考獨立型

合 計4.58 4.38

合 計

註：經雪費事後檢定（Scheffe’s test）以上各種組合有顯著差異者，A-C,B-C,Ⅴ-Ⅲ,Ⅴ-Ⅵ,Ⅱ-Ⅲ,Ⅱ-Ⅵ,Ⅳ-Ⅲ,Ⅳ-Ⅵ,Ⅰ-Ⅲ,Ⅰ-Ⅵ.

表4-3 不同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組合的領導喜歡程度

領 導 類 型

仁 慈 領 導 Ⅰ Ⅳ

德 行 領 導 Ⅱ Ⅴ

威 權 領 導 Ⅲ Ⅵ

參與積極型 思考獨立型

合 計4.58 4.29

合 計

註：經雪費事後檢定（Scheffe’s test）以上各種組合有顯著差異者，A-C,B-C,Ⅰ-Ⅲ,Ⅰ-Ⅵ,Ⅴ-Ⅲ,Ⅴ-Ⅵ,Ⅱ-Ⅲ,Ⅱ-Ⅵ,Ⅳ-Ⅲ,Ⅳ-Ⅵ.

表4-4 不同領導者類型與追隨者類型組合的領導服從程度

領 導 類 型

仁 慈 領 導 Ⅰ Ⅳ

德 行 領 導 Ⅱ Ⅴ

威 權 領 導 Ⅲ Ⅵ

參與積極型 思考獨立型

合 計4.92 4.51

合 計

註：經雪費事後檢定（Scheffe’s test）以上各種組合有顯著差異者，A-C,B-C,Ⅱ-Ⅲ,Ⅱ-Ⅵ,Ⅰ-Ⅲ,Ⅰ-Ⅵ,Ⅴ-Ⅲ,Ⅴ-Ⅵ,Ⅳ-Ⅵ,Ⅲ-Ⅵ.

（一）追隨者類型與領導效能的關係

本研究假說1探討追隨者類型對領導者領導效能評價的差異性，依表4-2、4-3、4-4顯示，追隨者的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可信任度評價差異未達顯著水準（F=2.70， p=0.10）。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領導者可信任度評價（M=4.58）與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領導者可信任度評價（M=4.38）無顯著差異。追隨者的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喜歡程度評價差異達顯著水準（F=4.67， p=0.03）。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領導者喜歡程度（M=4.58）比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領導者的喜歡程度（M=4.29）高。追隨者的類型對領導者的服從程度評價差異達顯著水準（F=16.69， p=0.0001）。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領導者的服從程度（M=4.92）比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領導者的服從程度（M=4.51）高。基於以上分析結果所述，本研究假說1-2、1-3獲資料支持，（假說1-1未獲資料支持）。

（二）領導者類型與領導效能的關係

本研究假說2探討領導者類型被追隨者信任、喜歡與服從程度差異性，依表4-2、4-3、4-4顯示，領導者類型被追隨者信任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103.12，p=0.0001）。威權領導被追隨者信任程度（M=3.36）低於德行領導（M=4.78）與仁慈領導（M=4.73）。領導者類型被追隨者喜歡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127.57，p=0.0001）。威權領導被追隨者喜歡程度（M=3.00）低於德行領導（M=4.81）與仁慈領導（M=4.82）。領導者類型被追隨者服從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53.12，p=0.0001）。威權領導被追隨者服從程度（M=3.93）低於德行領導（M=5.02）與仁慈領導（M=4.93）。歸納以上分析結果，本研究假說2獲資料支持。

（三）追隨者類型與領導者類型對領導效能的

交互影響

本研究假說3探討不同類型追隨者對不同類型領導者領導效能的差異性，依表4-2、4-3、4-4顯示，不同類型追隨者對不同類型領導者的信任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3.38，p=0.03）。其中，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M=4.82）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M=3.03）。故本研究假說3-1獲得資料支持。

不同類型追隨者對不同類型領導者的喜歡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3.27，p=0.03）。其中，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對仁慈導向型的領導者之喜歡程度（M=4.86）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程度（M=2.61）。故本研究假說3-2獲得資料支持。

不同類型追隨者對不同類型領導者的服從程度差異達顯著水準（F=4.51，p=0.01）。其中，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M=5.06）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M=3.38）。故本研究假說3-3獲得資料支持。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國軍成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受試者的追隨者類型對領導效能的影響，以及追隨者類型對領導者類型與領導效能關係的干擾作用。研究結果發現，參與積極型的追隨者對領導者的喜歡程度與服從程度均顯著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威權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信任、喜歡、服從程度均低於德行導向型領導者與仁慈導向型領導者。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信任程度。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仁慈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

程度，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喜歡程度。同時，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高於思考獨立型追隨者對威權導向型領導者之服從意願。

表現的創意，將可能有助於提高追隨者對領導者之信任、喜歡與服從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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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和，2003，「主管對上對下的影響戰術與部屬對其信任之關聯性－以陸軍基層連隊為例」，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後勤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費孝通，1947，鄉土中國，香港，鳳凰。 費孝通，1993，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台北：風雲時代。

鄭伯壎，1990，領導與情境—互動心理學研究

二、建議

追隨者的類型可區分為「參與積極型」與「思考獨立型」二類，領導者可將部屬的屬性視為情境因素而調整領導行為，以獲致較佳的領導效能。根據研究發現，參與積極型比思考獨立型的追隨者對領導者有較高的喜歡與服從意願，因此，領導者可採行決策參與，聽取思考獨立型部屬的意見，藉由理念的溝通與互動而增進彼此瞭解，以提升其對領導者的喜歡與服從意願；然而，領導者亦須注意自己所採取領導模式是否為部屬所接受，研究結果顯示，威權導向型領導者被追隨者信任、喜歡、服從程度均低於德行導向型與仁慈導向型領導者，因為基於人性自利觀點，部屬排斥領導者威權式領導，而傾向接受德行與仁慈領導，因此，領導者應調整領導模式，表現德行領導或仁慈領導，以增進部屬對領導者的信任、喜歡與服從意願。領導者面對不同屬性的部屬應適時調整領導模式，例如，思考獨立型部屬感受領導者德行領導可產生較高的信任程度；參與積極型追隨者比較喜歡仁慈導向型領導者，而參與積極型追隨者對德行導向型領導者有較高的服從意願。領導者自我調整適當的領導模式與部屬類型配適，應可產生較佳的領導效能。此外，本研究表4-2、4-3及表4-4的分析結果，呈現有趣的趨勢，亦即在威權領導的模式下，不同的追隨者類型具有較明顯的之差異，思考獨立型的追隨者相對較不信任、不喜歡與不服從威權領導者，而德行與仁慈領導模式的情況下，不同類型追隨者並不會產生不同的領導效能。因此，建議威權領導型的領導者在領導思考獨立型的追隨者時，應該降低個人的威權行為，而盡量尊重思考獨立型追隨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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