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
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综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发布日期：2014-11-20 | 浏览（264）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锐锐 郑喜淑 2014年5月16至18日，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承办、浙江省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会协办。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近60人，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延边大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延边党史研究室、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大连大学、大连民族学院、辽宁民族高等师范学校、三亚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还有来自海外朝鲜族学者等，提交会议论文共32篇。
本次会议以“移民性在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折射”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朝鲜族移民性对朝鲜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此外，还就朝鲜族历史与现状、“朝鲜族学”创建和学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显示朝鲜族研究日趋活跃和深入。
一、关于移民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郑信哲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成的中国跨境民族之一，朝鲜族民族性格中包含许多移民性因素。朝鲜族具有开拓性强、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挑战未知世界等特点，这是朝鲜族能够走在改革开放之前列的基本素质，从中也不难看出朝鲜族民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另一方面，朝鲜族社会中凸显的安土重迁意识淡薄、生活计划性差、无积蓄等现象以及如今显现的朝鲜族人口急速而大量的流动，无不显露着朝鲜族的移民性。所以，从移民性入手，研究朝鲜移民定居东北、开拓东北边疆、担任东北地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以及成为中国朝鲜族的过程，探讨朝鲜族移民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朝鲜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及其对朝鲜族社会发展的正反影响，而且有助于唤醒朝鲜族社会克服移民性的消极一面。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权赫秀教授认为，中国朝鲜族是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离散的产物，从离散的视角诠释中国朝鲜族历史，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在实证层面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从历史角度而言，朝鲜民族的离散是东亚近代历史的一个直接产物和重要内容，而作为一个族群的中国朝鲜族历史便是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离散的一个结果。朝鲜人由朝鲜半岛移居中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国际移民过程，而朝鲜人由外国移民集团逐步形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则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内外双重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近代以来，朝鲜民族的离散固然是中国朝鲜族得以形成一个历史原因，但当今的中国朝鲜族却早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朝鲜民族离散群体，至少1949年以后中国朝鲜族的发展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一个自主发展的产物。因此，努力摆脱少数民族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等单一与偏狭倾向，进而积极运用全球史的广远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无疑是进一步深化与提升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吴相顺教授阐述文学作品体现的朝鲜族移民社群时，认为中国朝鲜族的移
民社群生活和体验为移民文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空间和素材。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朝鲜族的认同感发生复杂变化。朝鲜族文学作品中的寻根与中国文化中的概念不同，其中总是带有跨境民族的特征。朝鲜族的根在朝鲜半岛，大多数朝鲜族尚与朝鲜半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时期，由于政治理念对立导致朝鲜族在数十年间与韩国亲人们断绝联系。改革开放，特别是中韩两国建交以后，随着两国间交流的增加，往来于两国间的朝鲜族往往会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迷茫。朝鲜族文学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出移民性的特征，即移民的双重认同感及其相互冲突。文学作品中不仅体现了对民族认同感的深刻思考，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意识。朝鲜族作家们在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族受苦受难的移民史和光辉的斗争史诗，使得朝鲜族作为中国公民更加自信。文学作品中，还揭露了朝鲜族社会存在的安土重迁意识薄弱、及时行乐等现象
浙江大学安成浩博士认为，频繁的人口流动促进了朝鲜族文化的发展，朝鲜族文化的阐述离不开朝鲜半岛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传统朝鲜族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虽以农业为主，然而对于大部分朝鲜族农民而言，农业生产是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上，在东北地区朝鲜族赖以生存的并不是土地所有关系，而是以水田开发与水稻种植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这就使得朝鲜族农民们能够较为轻易地离开原居住地，移居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通过移居改善生活质量。安土重迁意识的淡薄，不拘泥于土地的频繁的人口流动，让朝鲜族社会成员更加重视以出生地地缘为主要特征的地缘关系。这样就保障了朝鲜族社会在较强的人口流动背景下，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移居地的生活环境。以集体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水稻生产方式，不断将新加入成员融入地缘共同体之中。以水稻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朝鲜族成员之间相通的共同性。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对外部文化的接受与包容是适应新移居地环境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朝鲜族民众们能够较快地接纳异文化的部分因素，不断加以改良，使之符合朝鲜族人们的需求，使得朝鲜族社会文化具有了开放包容的性格。以稻作文化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的亲缘关系网络和以村落为依托的地缘关系网络，成为朝鲜族社会最大的社会关系。这有效地促进了朝鲜族社会人口的全球化流动，并在新移居地以东北地缘关系为中心，以文化共同性为基础，试图重构地域族群文化共同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赵海龙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朝鲜族居民外出务工，特别是到韩国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加，经济收入也大幅度提高。朝鲜族移民国外，作为廉价劳力，大部分投入于餐饮业、建筑业及重体力工厂等行业，不仅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大量朝鲜族作为消费者给韩国带去更多消费需求，带动韩国消费。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解决了经济困境，更多选择在国外务工有一定积蓄后，回国生活发展。但这部分朝鲜族回国后仍沿用韩国的消费理念，部分朝鲜族不考虑实际需求而盲目消费、感性消费和及时享乐等。赵博士认为，朝鲜族只有清楚自身定位，不盲目跟从，不一意孤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才能转变移民潮带来的民族文化缺失等局面。
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李红霞老师认为，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具有包容性强、开放度高、具有探索和冒险精神。但移民社会也存在着不稳定性，因为移民社会打破了基于宗族血缘以及伦理观念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所以缺乏内地世居乡村或城镇所具有的基层社会基于人际关系和宗族的稳定性。移民社会中，缺乏传统社会追求的“稳定”的价值继承，这也是造成朝鲜族“喜欢搬家”现象的原因之一。朝鲜族人口迁移模式是族群内的草根和精英群体同时向外迁移，有别于当前中国其他地区人口外流模式，这对朝鲜族乡村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以及边疆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关于移民及人口流动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朴光星博士认为，过去的20年间，朝鲜族人口流动规模约有110-120万名，占全国朝鲜族人口总数的55%-60%。在1990年左右，97%的朝鲜族集中生活在东北三省，如今则形成东北三省、山海关以南城市以及国外等“三分天下”格局。在相对短时间内，朝鲜族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加之低出生率等问题，导致朝鲜族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朝鲜族民族学校教育面临生源危机。朴博士认为，面对现实，各地朝鲜族中小学都在探索多样化的自救方法，如，提高教学质量和开设特色学科教育，部分学校设立汉族班和国际部，实行双语教育等。
黑龙江省当代中俄经济研究所金东珠研究员，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黑龙江朝鲜族的移居特点。指出，朝鲜人早在17世纪初后金时期便已经开始向东北地区移民，在清朝朝鲜人根据清朝政府的要求加入满族系列，这部分移民几乎被全部同化。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少从事民族独立斗争的爱国志士和大量的难民为了生存，纷纷移居到黑龙江地区中东铁路沿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巩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掠夺东北资源，进一步为吞并整个中国制定了朝鲜移民政策，强制大批朝鲜人直接迁移至黑龙江地区。1945年8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北朝鲜族人移动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大批朝鲜人返回朝鲜半岛；二是留在中国的朝鲜族获得中国国籍，正式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得到了“东北人民”、“东北少数民族”待遇。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由于经济和教育等诸多原因，开始大规模从聚居地区向外流动，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由小城镇向大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从国内向国外等多元流动的特点。频繁的人口流动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民族村空洞化、村民资产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民族教育萎缩、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干部后继乏人等问题。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重视这些问题，通过加强价值观教育和相应技能教育，不断提高朝鲜族人口素质，为建设团结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努力。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刘智文研究员指出，东疆广义泛指东北东部边疆，狭义指清代吉林东部边疆，即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为清朝祖先发祥地，是封禁重地。长期的封禁造成的东疆地广人稀、资源丰茂的自然环境，为朝汉移民提供了足够广阔的生存空间。朝汉满三个民族之间经济上存在一定的天然“分工协作”，形成互补双赢。随着朝鲜人移民迁入及水稻试种成功，朝鲜人种稻，而汉族种旱田，且擅长种植蔬菜，并从事一定的手工业、商业，因此经济上互不矛盾，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在封禁期间朝鲜人越边屡禁不止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旗人、汉族流民对朝鲜流民的帮助和保护。
南开大学朴龙玉教授通过对沿海地区朝鲜族老人社会的现状调查，认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人，是向沿海地区或韩国流动的人群中最活跃的一批。在沿海城市，朝鲜族因其语言优势，相对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收入有保障。因经济条件宽裕，部分老人每周聚会5-6次打麻将或门球，有些老人一周聚会1-2次，学唱民族歌谣、跳民族舞和演奏乐器等。他们在民族节日、民族运动会或庆典期间表演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目，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意义重大。同时，老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晚年生活，又给子孙们创造了坚实后盾。
浙江工商大学权承文博士认为，中国朝鲜族的移民史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明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移民史研究，强调朝鲜人移民的原因来自受压迫、受逼迫的无奈之举，为了
生存，朝鲜人只能铤而走险越江到中国东北地区。他认为，可以将朝鲜半岛向中国大陆移民时间提前到宋丽交往时期。宋朝杭州地区的高丽寺在华严宗第一山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教宗中兴的中心。高丽僧侣谛观接受吴越王的正式邀请，把在宋朝已经失传的、在朝鲜半岛保存完好的天台宗经典再次带回来，谛观的宋朝行促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天台中兴。另一位高丽僧义天出家前是高丽文宗第四子，渡海来宋朝求法，得到宋朝上至朝庭下至地方各级官员的帮助，不仅圆满完成求法，还促进了宋丽友好关系的发展。因此，高丽寺和高丽僧在推动吴越地区佛教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延边大学方民镐教授在《明代辽东的开发建设和朝鲜族》一文中认为，明代朝鲜人为辽东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明代辽东都司辖下有相当数目的朝鲜人居住，明朝政府明确申明和实施对于这部分朝鲜人的管辖和统治。辽东都司一些卫、所的建置是从安置朝鲜人开始的。
三、关于民族史议题
韩国仁荷大学的禹景燮教授在谈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儒学传统时，指出1910年前后有大批朝鲜人渡江到延边地区居住，其中最先从咸镜北道渡江移居的儒家知识分子们，是在传统的中华主义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推崇尊华攘夷的理念。其中，如出身咸镜道的金鲁奎，受到宋时烈和金昌协儒学思想的影响。金鲁奎和许多咸镜道知识分子一样不把图们江看作是清与朝鲜、中华与夷邦的国境线。金氏的梦想是在咸镜北道至延边地区一带建立新中华世界，这是20世纪初大批儒家知识分子渡江移住到延边的思想背景。而金鼎奎接受了宋时烈和李恒老的道统思想，号称在明亡之后继承了中华文明的“朝鲜中华主义者”，终生都在为保护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学而努力，即使在渡过图们江到延吉后仍不改初衷。
中央民族大学韩国语系崔有学博士认为，在韩国近代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丹斋申采浩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体现着民族主体性和后殖民史观。日本通过实施殖民化、隶属化和奴役化的政策给朝鲜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创伤和痛苦。丹斋的后殖民史观，是指为了克服奴役史观而从民族史观中衍生出来，强调民众直接参与革命的理论。后殖民主义坚决抵抗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丹斋着眼于民族主体性的立场，提倡通过民众的暴力反抗实现民族独立，抵制前近代附庸国论和殖民地近代化论调。
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许寿童教授谈到延边近代教育问题时，指出近代延边是多民族社会，满、汉、朝等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共同生活并开创了各自的教育，设立了各种近代学校。延边的近代教育首先是由满洲人开辟的，第一个近代性质的学校是1887年设立的珲春中俄书院。1904年汉人和朝鲜人相继设立各自的近代性质的学校北山中学和东光学校，开始了近代教育。再后来日本侵略者也在延边设立“近代学校”，但这种近代学校带有很强的殖民性和文化侵略性特征，如强调日本化教育，镇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教育等。因此，在研究延边近代教育问题时一定要撕开日本侵略者在包括延边的中国和亚洲设立的“近代学校”的假面具，反击和批判在日本盛行的殖民地教育近代化论。
大连大学吕秀一教授和大连民族学院朴婷姬教授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急于扩大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以保护“日本臣民”为名对东北朝鲜人实行全面管辖，致使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对朝鲜人的态度发生转变。中国政府以恢复国权为由，针对东北朝鲜人实施排斥和驱逐政策，客观上极大地伤害了朝鲜人的生存利益。朝鲜人作为外来移民，其生活的政治版图虽在中国，但又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他们被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生存环境极
度恶化，民族权益被剥夺。
延边博物馆许永吉、许永顺老师认为，20世纪初日本强占朝鲜后，庆尚北道地区大批抗日志士纷纷到中国东北地区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建立诸如耕学社、新兴武官学校、西路军政署等反日团体。这些抗日志士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共同参加抗日斗争，他们拥护共和制反对分裂，主张统合运动。庆北抗日志士渴望朝鲜人过安定的生活，因此开展土地调查、创办农场，保证农业活动正常进行。20世纪20年代，庆北民族主义者一度主导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主义运动。
杭州师范大学崔凤春教授整理抗日烈士朴允瑞的生平事迹，认为在1930年东满“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以及1931-1932年间南满磐东地区反日除奸运动中，朴氏都扮演了发起人和急先锋的角色，为创建东北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反日斗争史研究方面，应该关注和记录像朴允瑞这样的烈士留下的足迹，他们是谱写中国境内朝鲜民族历史的一分子。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金成镐教授以民族关系和朝鲜族社会心理问题为中心，论述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探讨了“民生团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后果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等。认为其主要的客观原因可概括为：第一，东满社会历史特点，包括地理环境和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等；第二，朝鲜反日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性和东满抗日革命武装斗争的艰难残酷、尖锐复杂的特殊性；第三，日帝的阴险毒辣的民族离间政策和朝鲜民族亲日派的恶劣作用等。主观原因有：第一，抗日革命队伍内部存在中朝民族关系上的误解、偏见和矛盾；第二，“左”倾路线影响和东满特委主要干部的认识错误；第三，东满朝鲜民族具有的客观局限性和内在脆弱性等。厘清历史真相，使各民族人民共同接受其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认清今日之民族大团结来之不易，更加珍视和巩固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沈英淑教授在谈到“九•一八”事变以前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斗争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对南满地区的朝鲜族反日力量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他们借助亲日武装团体和东北军阀当局之手大肆逮捕反日团体的干部、屠杀反日人士以及破坏反日基础，致使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反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辛柱柏教授，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在当时朝鲜人眼中的北伐战争是世界革命的起点。约有800余名年轻的朝鲜革命家以国民革命军战士身份参加北伐战争，他们把北伐战争看作是朝鲜再获独立的新契机。北伐战争对朝鲜国内的新干会支会运动、中国关内的韩国独立运动、东北地区民族统一党运动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在韩朝鲜族
中韩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生活。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在韩朝鲜族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韩国外国语大学金龙善博士以韩国首尔大林洞（相当于街道）的朝鲜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在韩朝鲜族社会现象。大林洞位于首尔地铁2号线和7号线附近，交通发达、房租相对低廉，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来居住。许多在韩朝鲜族团体和媒体把这里作为开展各种活动
度恶化，民族权益被剥夺。
延边博物馆许永吉、许永顺老师认为，20世纪初日本强占朝鲜后，庆尚北道地区大批抗日志士纷纷到中国东北地区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建立诸如耕学社、新兴武官学校、西路军政署等反日团体。这些抗日志士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共同参加抗日斗争，他们拥护共和制反对分裂，主张统合运动。庆北抗日志士渴望朝鲜人过安定的生活，因此开展土地调查、创办农场，保证农业活动正常进行。20世纪20年代，庆北民族主义者一度主导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主义运动。
杭州师范大学崔凤春教授整理抗日烈士朴允瑞的生平事迹，认为在1930年东满“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以及1931-1932年间南满磐东地区反日除奸运动中，朴氏都扮演了发起人和急先锋的角色，为创建东北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联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反日斗争史研究方面，应该关注和记录像朴允瑞这样的烈士留下的足迹，他们是谱写中国境内朝鲜民族历史的一分子。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金成镐教授以民族关系和朝鲜族社会心理问题为中心，论述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探讨了“民生团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后果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等。认为其主要的客观原因可概括为：第一，东满社会历史特点，包括地理环境和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等；第二，朝鲜反日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性和东满抗日革命武装斗争的艰难残酷、尖锐复杂的特殊性；第三，日帝的阴险毒辣的民族离间政策和朝鲜民族亲日派的恶劣作用等。主观原因有：第一，抗日革命队伍内部存在中朝民族关系上的误解、偏见和矛盾；第二，“左”倾路线影响和东满特委主要干部的认识错误；第三，东满朝鲜民族具有的客观局限性和内在脆弱性等。厘清历史真相，使各民族人民共同接受其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认清今日之民族大团结来之不易，更加珍视和巩固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沈英淑教授在谈到“九•一八”事变以前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斗争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对南满地区的朝鲜族反日力量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他们借助亲日武装团体和东北军阀当局之手大肆逮捕反日团体的干部、屠杀反日人士以及破坏反日基础，致使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反日运动受到严重打击。
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辛柱柏教授，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在当时朝鲜人眼中的北伐战争是世界革命的起点。约有800余名年轻的朝鲜革命家以国民革命军战士身份参加北伐战争，他们把北伐战争看作是朝鲜再获独立的新契机。北伐战争对朝鲜国内的新干会支会运动、中国关内的韩国独立运动、东北地区民族统一党运动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在韩朝鲜族
中韩建交以来，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生活。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在韩朝鲜族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韩国外国语大学金龙善博士以韩国首尔大林洞（相当于街道）的朝鲜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在韩朝鲜族社会现象。大林洞位于首尔地铁2号线和7号线附近，交通发达、房租相对低廉，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来居住。许多在韩朝鲜族团体和媒体把这里作为开展各种活动
的主舞台，街上随处可见中文书写的各种牌匾，犹如到了延边一样。随着韩国政府对在韩朝鲜族宽松滞留资格，朝鲜族以家族为单位在韩居住情况逐渐增多，他们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富裕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各种名义的聚会也随之增多。大林洞因其便利的交通、各色餐饮美食街、众多大型饭店云集，成为中国同胞的聚会首选之地。同时，在韩朝鲜族所需的各种信息、服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大连林已经发展成为韩国最大的中国城和朝鲜族商业圈。金博士通过田野调查及统计学分析，指出在大林洞居住的朝鲜族以20世纪60、70、8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在韩朝鲜族社会呈现年轻化、专门化和定居化等现象。另一现象是，在大林洞居住的韩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邻里之间互相不认识的现象普遍存在。
山东工商大学林明仙教授对青岛和烟台的在韩朝鲜族的认同感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在中国境内定居、工作和学习的朝鲜族与在韩朝鲜族的认同感差距非常大。
吉林朝文报社的辛承佑高级记者以自己在韩国的所见所闻为主题，运用一幅幅生动、主题鲜明的照片向大家展示了在韩中国朝鲜族劳务人员的生活、工作的现状。
五、关于民族史志编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协文史委员会金光铉研究员介绍了《中国朝鲜族百年实录》的征编缘起、编写框架以及编纂进展情况等。该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以文献档案资料为辅，目的是全面反映中国朝鲜族长期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领域社会发展中创造的历史功绩、经验及教训，再现中国朝鲜族人民不畏艰难困苦、乐观向上、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歌颂朝鲜族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当中的独特作用。
黑龙江省尚志市退休干部韩得洙以尚志市朝鲜族史编写为例，阐明朝鲜族地方史志编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朝鲜族地方史志是以县巿或是乡、村为单位，记录这些地方朝鲜族社会的过去、现在。地方史将历史事件生动地再现于大家面前，能够在朝鲜族群众中产生强烈、广泛的共鸣。将朝鲜族群众感到骄傲的历史记录下来，不仅增强本民族的自豪感、培养民族自尊心，同时充实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地方史志是激起人们的乡土意识，加强民族观念的优秀的教育材料。许多在朝鲜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在已经消失了，面对如此严峻的事实急需以文字形式把历史留存下来。
六、关于“朝鲜族学”
谈到建立朝鲜族学，聊城大学的孙雪岩博士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门人员从事朝鲜族历史、文化、语言和艺术等的研究，各类科研成果相当丰硕，已经具备创建“朝鲜族学”的基础。但是，“朝鲜族学”的学科定位仍比较模糊，研究范围相对封闭，理论建设亟待加强与突破，研究人员专业背景比重失衡。因此，必须要突出问题意识，加强跨学科交流；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构建“朝鲜族学”；必须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必须改善与朝鲜族学研究相关的基础性条件。
此次研讨会是一次创新、成功的会议，郑信哲会长概括其四大特点：一是地域上摆脱了过去限于长城以北的局面，第一次在北京以南地区举行，其象征意义深远，更加体现了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内涵；二是与会者的学术背景多样，不仅有历史学，也有社会学、政治学，还
有文学和语言学背景，而且学位层次提高，许多拥有博士学位；三是专业领域扩大，议题相对集中，又是多元，不仅有历史，而且又涉及现实问题，还有语言文学，这与学会强调的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是研究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平台相吻合；四是研究者结构更加合理，老中青相结合，有许多新面孔，这意味着朝鲜族研究将更有朝气。
（作者简介：李锐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副秘书长；郑喜淑，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员，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