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地理的动力:阿富汗战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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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杂志第10期  中央党校  马小军    2002年10月23日

美国以国际联合反恐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在军事学意义上已基本取得胜利。但是，对这场战争的解读似乎才刚刚开始。媒体中充斥着这场战争与国际政治、文化冲突、经济全球化、民族宗教矛盾诸关系的种种话题，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远离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远离历史与地理的伟大舞台。

在距今七千万年的新生代，地球史上发生了伟大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印度古陆经过亿万年的漂移，终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欧亚古陆俯冲而去。在两大古陆的叠压缝合部，隆起了兴都库什山系和巨大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系。在这两个伟大山系的接合部，即现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哈·麦金德语)，造就了一片范围广大、峰峦叠嶂的山域，地理学上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里山口、关隘密布，大小山路纵横交错，沟通着山系间巨大的高原和山间成片的谷地，并成为赖以沟通遥远外部世界的管道。从这里出发，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国腹地，走向东亚；向北可沿兴都库什山麓顺势进入广袤的中亚，直至丰沃的里海与河间地区；向西经伊朗高原可直取小亚细亚，到达地中海；向南出开伯尔山口，便可直下丰饶的印度河与恒河冲积平原。绵延的崇山峻岭屏阻了南来的印度洋暖风和水汽，使得这里气候普遍温寒干燥，高山植被稀少，低平之处多有荒漠；但由于纬度关系，这里的植被与气候又表现出巨大的垂直差异，山岭之间错落分布着许多草肥水美的山谷盆地，滋养着生物与人类。这就是本文故事的叙述主体——阿富汗的地理大势，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潜质一望便知。

迄今为止，帕米尔山结区域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痕迹，为距今五千到一万年不等、处于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古文明遗址。在兴都库什山谷中距今六千年的定居村落遗址中，石器、陶器、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经很高，禾麦培育、绵羊和山羊驯养水平也很进步，并显示出这一地区的文明一开始即与外界交流融合的特征，交融范围近及整个中亚地区，远到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内蒙古地区。在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稍晚些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巴拉哈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来自迁徙和商旅的历史动机，但阿富汗丰富的青金石和铜矿无疑也是重要的物质文化交通纽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考古学所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游牧人，溯阿姆河与锡尔河，穿越兴都库什山，渗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据推断，这支人氏正是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塞人的直接祖先。塞人曾于公元前1000年广泛分布在咸海以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并建立塞人国家，是现代阿富汗人的重要民族来源之一。此外，曾见之于史书的加喜特人、雅利安人、月氏人、乌孙人、粟特人、厌哒人、萨尔马提亚人等，也在这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痕迹，融合而为阿富汗的先民。几乎每一个先后活动于此的种族部落之间，都有或近或远的亲族关系，语言的融合借用就更为混淆。就人种学而言，现代阿富汗人基本上属于长头欧罗巴人种，很早即居住在南阿富汗地区，北部的塔吉克人属于短头欧罗巴人种，阿富汗东部的一些部族，则明显具有与北印度人混合的人种痕迹。现代阿富汗国语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前者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支，借用变体的阿拉伯字母书写，并兼有印度语和古伊朗语的特征，后者直接就是伊朗语的古称。史载，迟至十六世纪，大喀布尔地区突厥语、蒙古语、印度语、阿拉伯语，乃至希伯来语并用。今天，阿富汗仍是一个多语种国家。现代考古学先驱斯坦因认为，早在两千年以前，西起阿富汗、东到中国新疆的广大区域，即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文化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前后达千年之久。1943年，八十一岁高龄的斯坦因曾想全面考察阿富汗地区，不料却客死喀布尔。裴文中教授在他的名作《史前文化之东西交通》中，也将勾勒出的史前东西文化交通线的西端，定在阿富汗地区。可见，由于先天的地理环境使然，帕米尔山结暨今阿富汗地区，自史前时代即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和文化交融场所，是一个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的大熔炉。这种十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征，也注定了这里自古以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后，这里便上演了一幕幕壮丽又更多悲怆的历史活剧。

战争与和平，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主题。战争摧毁着既往的文化遗产，却同时铸造出崭新的历史空间，历史与文明乃至人类种族的塑造，都会在接踵而来的和平时期创造、展现、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与战争的这种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基本脉动。这种脉动在一部阿富汗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波斯人居鲁士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就了东西方统一霸业的帝王，阿契美尼德帝国版图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陆。但是，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却在对中亚的征服中遇到了麻烦，甚至他本人也在战争中为相信是阿富汗先民的马萨革泰人所杀。此后，这一地区反抗波斯人统治的起义便此起彼伏，著名的贝希斯敦摩崖石刻对此铭记甚详。第一波斯帝国带给阿富汗的除了杀戮之外，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波斯语文，以及从古代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汲吮了充足营养的波斯文化与艺术。《波斯古经》中最早明白记载了阿富汗上古时期的社会景观。传说琐罗亚斯德就出生在阿富汗的巴尔赫或塞斯坦，琐罗亚斯德教崇拜象征农耕之火的光明之神，使其实际上成为了阿富汗地区绿洲农耕居民反抗波斯统治的精神号召力。

在“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而把亚洲的财富带回希腊”（伊索克拉底语）的伟大号召之下，公元前331年，二十五岁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指挥他的希腊重装步兵和骑兵，击溃了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存世二百多年的波斯帝国灰飞烟灭。亚历山大也像居鲁士大帝一样，在中亚遇到顽强的阻截。历经血腥大战之后，希腊军队取道喀布尔，南下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马其顿帝国的幅员大大地超过了波斯帝国，梦想中的亚洲财富也尽入囊中。亚历山大在征服阿富汗地区时，修建了三座亚历山大城，其中一座在今喀布尔南五十公里处。因为“亚历山大在东伊朗需要城市，他就必须创建这类城市”（W.塔恩语），这是他实现世界帝国梦想的产物。他把欧亚非三大陆，把欧亚大陆遥远的腹地与希腊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了，给人类历史中添了无数新的族氏、地理称谓。马其顿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宣传队与播种机，其把希腊文化艺术传输到了东方，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人种大融合。希腊军人与亚洲妇女的通婚，被称之为“法定之合，子息与共”（普鲁塔克语）。跟随着军队而来的希腊和腓尼基人组成的商队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通婚，商业聚居地遂发展成为扼守商道的城市，帝国也由此控制了贯通欧亚的交通。亚历山大一生中始终致力于把所有帝国臣民的身体和思想统治于一，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帝王梦寐以求的事。为此，亚历山大可以屈尊戴波斯冠帽，穿波斯袍服，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波斯皇帝的模样，并以半希腊半波斯的盛大礼仪，于公元前328年冬迎娶波斯贵族美女罗克珊娜为妻。民族的融合在悄悄地进行，但人心的征服和思想的统一却渐行渐远。因为自文明初始，人类的本质属性就规定了人类思想的不可统一性。也恰恰因此，人类文明才获得了发展的历史动机和动力。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人们至今仍未觉悟。公元前323年，年仅三十三岁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在印度染上的热病。他的帝国也在他撒手权柄之际，被摔得粉碎。

佛教的兴起与马其顿帝国的分裂相衔接，使得阿富汗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佛教文化与希腊文化共生相融的时期。公元前304年，孔雀王朝以五百头大象和大量黄金为代价，从塞琉古帝国手中得到了包括阿富汗地区在内的马其顿印度领土。在现代阿富汗，至少发现了七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石柱敕铭。1958年发现于坎大哈的一通石柱，用希腊文、阿拉美亚文和希腊—伊朗混合文铭刻。石柱记述了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和对臣民的德政，反映出阿育王在大规模战争和杀戮后的心态、国策及其治下佛教广播的盛况。坎大哈石柱既是佛教西传的第一件物证，也是这一时期希腊式雕刻艺术东移的物证，堪称文化融合的标志。阿伊哈努姆遗址中所表现出的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的情景，更令人叹为观止。遗址一方面汇集希腊神话、建筑、语言、雕塑之大成，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显示出了阿契美尼德建筑、神祗，阿拉美亚语和佉卢语，以及祆教、印度教、佛教的存在，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在此熔为一炉。“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渠道传到欧洲的。”（德拉薄语）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时值中国汉朝鼎盛时期，汉武帝着手北击匈奴。汉剿匈奴，致使匈奴西退，逼挤大月氏西向灭大夏（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这些人南出开伯尔山口，横扫印度北部，清除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此次大迁徙造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具有多米诺效应的欧亚人种大融合。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大月氏，约其共击匈奴，途中不幸身陷匈奴之囚，持节十年，于公元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翻越葱岭，行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到达大夏，即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张骞到达时，大月氏君临大夏而居其丰饶之地，“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此行遂成凿空之旅，但他对西域地理、风土、政治、经济、人文各项的考察却记录详尽。公元前115年（汉元鼎二年），张骞再使西域，所谓丝绸之路藉此开通，汉地与西域交通从此繁忙，中外文化交流也开始了新纪元。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一处遗址出土的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间，稍晚于张骞出使年代，正值丝路大通之时。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铸有罗马、安息和古印度佉卢文的金币。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群中出土了三面刻有铭文的西汉铜镜，铜镜铭文内容皆属“相思语”。其中，二号墓出土的“心镜”具有西汉关中铜镜典型特征。墓主人手中握有一枚伊朗安息朝金币，将中国“心镜”置于胸前，脚下放着罗马皇帝提比留斯时期的金币和印度金币。这位游牧贵族身后被中国、伊朗、罗马、印度四大古文明的象征性陪葬品所环绕，昭示了时人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也生动地描绘出了东西方文化通过丝路在阿富汗地区交融的绚丽历史景观。

公元前二世纪，贵霜崛起于阿姆河地区，将阿富汗囊入其中。公元前2年（汉元寿元年），贵霜王朝派使者来中国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浮屠经》（《三国志·魏志》）。这是正史中有关印度佛教最早经阿富汗传入中国的记载。见诸中国史籍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佛陀摩者等高僧，也都来自阿富汗地区。他们携经而来，在译经、注经、传经于中土方面，贡献极大。公元三到七世纪，即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欧亚大陆发生了延绵数百年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耕世界的宏大历史景观。内中原因即其历史动因和动力，迄今史学界研究力作鲜寡。笔者以为其时全球气候条件的改变，十分值得史家注意，此是闲话。但是，东部的中国、西部的罗马和波斯、南部的印度，各自陷于长期混乱，却给阿富汗地区带来了历史喘息之机，使得来自北方粟特地区的弱势民族厌哒乘机坐大，于公元五世纪，建立起北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南达印度的庞大国家。战争，成为文化交通的另一只无形之手。厌哒人的入侵，对印度尤其是犍陀罗佛教文化造成很大破坏，但无形中造成了又一次文化融合。文化弱势的厌哒人借助印度、波斯的语言、文化、宗教，阿富汗地区遂保存下来大量书写在羊皮上的粟特语、突厥语、雅利安语手抄本文献，成为厌哒人存在于史的痕迹。厌哒对阿富汗历史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宗教。他们信奉祆教，崇拜火神，反对佛教。游牧民族的非定居生存方式和劫掠天性，大约是他们不接受佛教并大规模劫毁佛教寺庙的根本原因。经此劫难，佛教文化再也未能在印度恢复，却也无形中推动了佛教的东传，而厌哒统治的松散也在客观上提供了这种条件。佛教北出开伯尔山口，经由阿富汗进入中国，于是有了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佛教发展的高潮。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山西高僧法显携众赴天竺求法，他途径阿富汗，到达那揭国的醯罗城，即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之间的地区。他在途中翻越“小雪山”，即苏莱曼山。他写下的《佛国记》，成为中国交通阿富汗及西亚、南亚的重要史籍。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厌哒汗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史不绝书。

所谓盛唐气象，笔者以为主要指唐朝文化上的开放兼收，蔚然大观。一时间，祆、景、摩尼、佛诸教，皆入中土。细想起来，这大约得益于其时西域阿富汗地方统治的疏松，才有诸教传播之畅通。祆教又称祆火教或拜火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唐承齐隋旧制，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还为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朝时流行于波斯。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流传大唐之盛况，也透露出阿富汗与中国交通史的许多消息。碑文中所说的吐火罗即大夏（巴克特里亚），公元四世纪起称吐火罗斯坦，都城为巴尔赫，景教是从伊朗经此域传至中国和印度的。值得提及的是，唐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吐火罗和西域九国发兵助唐，景教徒成为穿针人和中坚力量。此碑中还记载了巴尔赫景教徒参加郭子仪军有功于唐的事迹。摩尼教又称明教，其时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教义为宇宙间明暗二宗之争，武则天时期由波斯人传入中国。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唐代宗敕许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许在荆、扬、洪、越诸州及洛阳、太原等地建寺。祆、景二教此后渐衰，摩尼教则在江南流传了许久。

巴米扬，海拔二千五百九十米的河谷之城，公元五世纪即见诸中国史籍。这座城市因其高耸的两尊大佛和山崖上无数的石窟造像群而伟大。中亚地区佛教文化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巴米扬峡谷的佛寺和石窟群上，这种连续性从未因历史动乱而中断。“（巴米扬）王城东北阿，有立佛石像，高四五百尺。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十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像，长千余尺。”（《大唐西域记》）这就是大唐高僧玄奘亲眼所见巴米扬大佛时发出的感叹。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僧玄奘从长安出发赴天竺取经求法。他去时走北路，绕戈壁沙漠，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向南出开伯尔山口和白沙瓦，进入印度；归途走南道，由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喀什噶尔，再沿昆仑山东行。玄奘一路艰辛，往返五万里，历时十七年，往返途中先后到过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巴尔赫、巴米扬和喀布尔诸省。玄奘对阿富汗地区风物人文的细致观察，详尽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此书可谓一部公元七世纪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众多辉煌精美的佛像、寺庙、佛塔，尤其是巴米扬的宝藏，使玄奘大开眼界，艳羡赞叹不已。玄奘见到的东大佛高三十五米，为公元二世纪所造，两边的石窟雕塑为纯粹犍陀罗风格，约成于公元三至四世纪；西大佛为三至五世纪所造，比前者高出十八米，壁龛中的装饰画，则是典型的犍陀罗晚期作品。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一至七世纪这里成为东西文化枢纽，其精华为佛教造型艺术。历经希腊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贵霜王朝的历史洗礼和东西文化的雨露滋润，犍陀罗艺术叶茂根深，傲视人类文明史。为记述佛教的传说，艺术家们从希腊罗马艺术中借取了许多图样与技法，他们甚至把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形象直接糅入佛教故事题材中。舒卷的葡萄草纹，头戴花圈的小天使，半人半鱼的海神，半人半马的神怪，和放在拱顶壁龛中的雕像等，以致于史家认为，这些作品直接出于漫游至此的希腊云游艺术家之手。犍陀罗艺术尤以雕刻精致著称。雕像设有围栏，深浅各异的佛像多是着色镀金的，富于叙事性，用以装饰佛塔和寺庙建筑。它们对佛教艺术的永久性贡献，在于把佛教故事雕塑成为视觉艺术作品，得以传之久远。

2001年2月26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藉口独尊伊斯兰教，下令摧毁全国所有偶像，包括巴米扬大佛。3月11日，两座大佛被全部炸毁，昔日唐僧玄奘所见美仑美奂、绚丽灿烂的艺术宝藏，悉数荡然。消息传来，世界震颤，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是夜，笔者悚然，久不能寐，惟一涌上心头之念即是：塔利班气数已尽。果然，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楼被摧毁，塔利班也因此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从两尊大佛—两座大楼的被毁到塔利班的自取灭亡，笔者似乎捕捉到了蕴涵其间的某种隐喻与象征，佛所主张的因果轮回说跃然眼前。面对愤怒的世界舆论，毁佛者做出种种强辩，首要者即为伊斯兰教反偶像说。翻检历史，偶像崇拜问题，在异教之间乃至各宗教内部，歧见辩论不绝于书，甚至兵戎相见。崇拜偶像与否，各教自有其理，造像也罢，毁像也罢，本无可厚非。其实，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之中，即包含有偶像崇拜的历史渴望，造像与毁像仅只是这种渴望激发出的爱之也深、恨之也切的历史冲动而已。从北魏、北周到晚唐，中国历史上又何尝缺少大规模造佛和灭佛的记录。及至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砸孔教，义和团灭洋教，“文革”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摧毁历史遗产运动——不仅从器物上（举凡一切有形之物），而且从人的思想上（举凡一切无形之思），那既是一次空前的毁灭偶像运动，又是一次空前的造神运动，一时间，全中国矗立起数以百万计的偶像，全社会发行了几十亿枚像章，顶礼膜拜成为每日功课，坊间更时时传出民众或将像章别挂于肉体上的故事，人类毁像造像交加的历史激越之情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每次毁像往往都是为了造新神（包括心目中的偶像），新神一旦造就，最终还将被毁弃，为更新的偶像所取代。与外国不同，只要稍加细究即可察知，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是不见容于偶像崇拜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大规模造神与偶像崇拜运动，大多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有关，而很少是出于宗教原由。中国人用天人合一的道理即可从容解释皇权极端的政治现实，哪里还需要烦劳宗教的帮助。这又是闲话。

就偶像崇拜而言，伊斯兰教也许是个例外。其从创教之日起便反对偶像崇拜，《古兰经》中对此也是明确规训的。这大概是因为伊斯兰教创教较晚，得以吸取其他宗教的得失教训。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是在剿灭伊朗萨珊王朝的过程中到达阿富汗的，它们在阿富汗遇到了长久的顽强抵抗。先于武力征服了阿富汗的，是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甚而成为阿富汗人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精神武器，而共同的语文和宗教，则有利于阿富汗国家的统一。阿拉伯人的东侵，与正值盛世的大唐撞了个满怀，遂有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其时中国人对阿拉伯的称谓）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决战。此役唐军大败，毙伤无数，被俘者万数，从此葱岭以西尽属伊斯兰世界。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居留十年，归国后所撰《经行记》对伊斯兰教所记甚详，成为中国史籍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纪录。被俘的中国工匠，把造纸技术传到了中亚，并由此传入欧洲,以致撒马尔罕一度成为造纸中心。伊斯兰教并未因自身笃行的教义即丧失了义理中的正义与宽容。正是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得以保存的载体，其自身也从各姊妹文化宗教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营养，汲取了更多有关正义、宽容、仁慈的义理。罢黜百家、独尊回教，却并未成为其摧毁以往人类文明遗产的理由。相反，伟大的君士坦丁堡，改宗伊斯兰教而成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与苏莱曼清真寺光耀同辉，使我们今天仍能徜徉于自古希腊以降欧亚历史与艺术的殿堂。宗教是精神的，艺术是精神的，只有精神与思想的宽容，才有宗教与艺术的融合，才有不同宗教与艺术的共荣。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各个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共识。此外，塔利班发言人的毁佛辩词，还引出了一个人类生存权与社会文化权利平衡的问题。其实，塔利班毁佛恶举遭到天谴民怨的事实，即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人的生存权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整体，才称之为人权，这是一个须臾不可或分的统一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这些年被搅得混乱复杂，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以致于非要人们面对塔利班毁佛之举，才恍然有所醒悟。自然，这些也都是闲话。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崛起，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撞击。百十年间，蒙古人从东亚草原上似潮水般涌向西方，又似潮水般退回，直把个欧亚大陆的民族种族关系搅得天翻地覆。阿富汗历史上举凡一遇到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阿富汗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巴米扬惨遭屠戮，成为“废墟之城”。从赫拉特、巴尔赫，一直到坎大哈、喀布尔，人烟荒芜，文明萎缩。在以赫拉特为中心的阿富汗人民反抗蒙古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酝酿了千年之久的阿富汗民族文化和民族实体，被历史的风雨催生而出。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阿富汗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文明开化的局面，唤出了所谓“阿富汗的文艺复兴时代”，赫拉特一度成为文化的中心，也因之获得了“亚洲佛罗伦萨”的美称。此次文化复兴，莫如说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振兴。宏大的赫拉特清真寺，成为其标志性象征。赫拉特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成为商业贸易中心，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波斯湾北上穿越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和田而进入中原，到达北京的。从此以后，无论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还是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再也未能遏制住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势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历史撞击，使既往文明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现代阿富汗的文明模式和民族国家。这就是战争在帕米尔山结地区展现出的历史伟力，它让人不禁想起歌德的伟大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受过帖木儿的蹂躏？”

十八世纪中叶，杜兰尼国家的建立，终于开启了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在1751年前后拥有了大致相当于今日阿富汗的国土。中央王权的积弱不强和地方部族势力的分离与独立，成为杜兰尼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成为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基本特征，延续至今。现代阿富汗的建立可谓生不逢时，此时殖民主义的巨大历史阴影正在笼罩亚洲，一只无形之手正将东方撕得粉碎。印度莫卧儿帝国和马拉特国家的衰落，使阿富汗与西方列强迎头相向。十九世纪初，英法在印度次大陆的争夺波及阿富汗，两国在赫拉特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沙皇俄国完成对东亚的征服，开始展开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处于英俄战略对峙中间地带的阿富汗，成为虎口之肉。1838年秋，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英印军队遭到阿富汗人民的殊死抵抗。这次战争虽以阿富汗人的胜利结束，但英俄幕后争夺的影子已依稀可辨。战后，英国别有用心地释放了大酋长道斯特·穆罕默德，使其重新成为埃米尔，从而确保了此后阿富汗与英国三十六年的“友好”相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土战争使英俄矛盾激化。1878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战争中沙俄竭力支持阿富汗抗英。战争的结果，英国虽然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在战后得到了在阿的所有外交特权。此后的拉赫曼王朝时期，阿富汗始终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英俄之间，如同处于“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拉赫曼国王语）。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地区的战略争夺，始终未曾停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2月，哈比布拉国王被刺，阿马努拉登基为王。趁大战中列强削弱之机，阿马努拉在加冕礼上宣布，阿富汗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举动遂成为英国寻衅发动战争的借口。5月7日，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阿富汗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又一次打赢了战争。但在战后的外交安排中，阿富汗却又一次向英国妥协，出让了开伯尔山口战略地带的管辖权。三次英阿战争，每一次战争之后的外交结局，往往既是阿富汗统治者与英国妥协的产物，又是大国间政治妥协的结果，幕后极其深厚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耐人寻味。

近代史上，列强在阿富汗的争夺，原由何在？早在1919年，即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那年，睿智的英国人哈·麦金德就一语道破天机。他以犀利的历史眼光，分析了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势头及其将在欧亚大陆遇到的战略阻遏。鉴于世界在此前四百年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欧亚非大陆称作“世界岛”，而“从西伯利亚冰冷的、平坦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的海岸”的广大地区是这个“岛”的“心脏地带”。鉴于一部近代大国争霸的历史，麦金德用一个公式表述了它的“大陆心脏”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麦金德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人物，并以此学说名垂思想史。如前所述，阿富汗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即一再为大国所垂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次英阿战争以及六十年后爆发的十年苏阿战争，只是一再证实了这个道理。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一个又一个帝国折戟于阿富汗，战争一次又一次以阿富汗人的胜利告终，阿富汗自身却也一次又一次陷入分裂。帕米尔山结背后蕴藏的极其深厚的历史与地理动力，便昭然于世。

记得大约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有人认为兵败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笔者似乎是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某种直觉曾言及，“有欧亚大陆‘软腹部’之称的大俾路支地区（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比邻地区的泛称）早晚还得出事”。十年后，此话不幸言中。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这场战争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结束的，阿富汗塔利班的军队并非像媒体所预料的那样不可战胜，美军取得了全面胜利。细细品味此役，塔利班其实是在与包括阿富汗北方联盟在内的全世界作战。“9.11”事件之后，环顾全球，几乎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极短的时间内，齐集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道义大旗之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的海湾战争。“道义”的力量真是厉害，旗帜一旦张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加之大国意见、立场和行动的空前一致，便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战争的胜局。十年之中，两场战争，国际关系为之大变。这前一场战争，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开端，美国借以着手建立单极霸权地位；这后一场战争，使十年之中多少有些松动了的国际关系格局，将再次可能按照胜利者的意志重新洗牌。

阿富汗，帕米尔山结，地理的枢纽，人类文明的交汇之所。今天，当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时，国际社会在过去十年间一直追问的问题将有理由再次被提出：由某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难道真的会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现实吗？由此上溯，自十九世纪以来由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发展模式，难道就真的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了吗？答案何在，出路安在，人们正拭目以待。

阿富汗战争解读历史与地理的动力：阿富汗战争解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