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追求自由的精神

　　他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的，“想说的话基本也都能说”。万一哪天说不了了，“我去开个小饭馆总可以吧，陕西面食我都会做，可以卖个包子什么的。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饿不着” 　　 　　七岁的姚中秋站在村口，张望着什么。 　　关中平原的蒲城，冬天很有些冷。他在等“他们” 。 　　“他们”一来，他就得飞奔回家中，告诉家人停止手中的工作，把编到一半的芦苇席子藏好。 　　“他们”不许农民从事副业，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抓到就要割掉。 　　“当时的自己，就像现在的小摊贩一样。”他笑着告诉记者。 　　30多年以后回头看，“站岗”的童年经验，竟然在无形中影响到他若干年后的学术研究，“对计划经济、市场管制深恶痛绝”。 　　 　　没见面之前，读署名“秋风”的文章，会以为作者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忧国且忧民。继而在网上搜到他的照片，仍是表情严肃，双目瞥向斜前方，带着一丝不屑。 　　结果……发现他相当爱笑。 　　“周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好像也没什么人……”就笑开了。 　　“作品？好象我没有特别满意的…… ”便又笑了。 　　 　　“秋风有变”？ 　　 　　姚中秋同学从小就不服管，这样的学生自然不讨老师喜欢，不过，自称“就没信过教材”的他，1984 年倒是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在人大一待就是7 年，同一楼道的新闻系男生整天逍遥作乐，他却迷上了哈耶克，并在后来惊喜地发现，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和农民很朴素很本能想要干一些事的精神，有契合之处。 　　“他们想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孩子，这不是自由散漫，这是追求自由的精神。他很直接地理解 ―― 我本来就该这么做，离自然法、人的一些自然权利反而更近。所以基层民主乃至中国的改革，会从农村开始。” 　　这自然是日后的思索。在此之前，他先进了北京的“正阳门管理处”，看管文物，“住在前门楼子上，其实就是看城门的”。 　　接着去了某机关，难以忍受，又下海经商，山穷水尽，终于在1995 年成为《首都经济新闻》（现《北京商报》）的一名夜班编辑，编编稿，写写评论，“秋风”这一笔名就是那时候开始见诸报端的。 　　到了1999 年，知识界掀起了“学人办网站”的热潮，秋风便也参与其中。 　　6 年间，“秋风”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也让他结识了不少志趣相同的朋友。他现在名片上印的是“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这其实只是挂名。 　　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他是“独立学者”；在陕西老家，乡亲不太理解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便说自己供职于北京某周刊（该刊的社评由他撰写）。 　　给四份报刊开专栏，时常接到其他编辑的求救电话，平均每周写五六篇评论，秋风在媒体保持着高曝光率。 　　“很多知识分子，当他想影响公共事务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上书，而现代政治已经是公共性的事务，媒体有很大影响。政府政策要获得正当性，必须对民众通过公共舆论反映出来的诉求作出回应，这不一定是民主，但至少是个公共的事情。”他说。 　　“我还是希望讨论怎么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正确地’这个限定词很重要，比如说，出了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骂政府不干好事，接下来就是希望政府把这件事管起来，这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考虑如何限制这个政府的权力……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只是一线之隔。” 　　秋风的研究方向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不同，这个学派关心的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交易的制度环境、规则，是否能保证每个人自由地交换。 　　所以，2001 年前后，秋风的研究范式“很自然地”从经济理论转向了政治理论与法律理论。 　　“你有了一个稳定的分析框架，碰到问题，马上就能看到症结在哪儿――当然这只是我心中的症结”，这或许是他时评高产的原因，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几家出版社希望将其作品结集出版，最后都不了了之。 　　“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完全是指向宪政和法治的。” 　　他的转向一度被人冠以“秋风有变”之名。他自己则说，要理解中国面临的问题，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 　　他批评那些信奉自由市场，以弗里德曼信徒自居的经济学人，他们拿着西方理论比照中国现实，可以得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要自由”的结论； 　　他们把增长体制理所当然地视作自由体制，似乎推进政治民主、增进劳工权利就是在妨碍这种增长体制…… 　　他们“食洋不化”了吗？ 　　“知识分子通常总是最固执的人，他的观念有时会变成一种本能的东西，变成一个信仰，比生命更重要。” 　　 　　“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饿不着”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媒体上关于他的纪念文章连篇累牍。秋风的评语相当别致：王小波、李银河他们那是“愤青的自由主义”。 　　在他看来，王小波的价值是启蒙，但他的自由主义，还是继承了欧陆（而非英美）的传统，过于反传统反权威，强调一种怀疑和反叛的常识。 　　“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破坏，导致文化空虚，结果各种极端意识形态趁虚而入。” 　　他更欣赏已过世的李慎之先生。“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老一辈人待人接物的那种气质，这跟士大夫的文化精神是相关联的。” 　　“这在我们现在 60多岁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当然他们学问可能也很好，但他们没有这种精神气质，毕竟是在粗鄙的文化环境生长起来的……包括新儒家，也不行。” 他又笑了起来。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儒，与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在气质上是一致的，“黄宗羲或者顾炎武，若在当代，肯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秋风的儿子8 岁了，他希望他接受一些传统的教育，但计划总是不能实施，“他不感兴趣”。 　　他有时还试图把一些不同于教材的想法告诉儿子，但这会导致家庭冲突―― 妻子担心影响孩子在学校的机会。 　　于是他只好偶尔简单地对儿子说，“某某某是个坏人。”“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反正这是我比较郁闷的一件事儿。” 　　至于他自己，生活得挺满意，“想说的话基本也都能说”。 　　万一哪天说不了了，“我去开个小饭馆总可以吧，陕西面食我都会做，可以卖个包子什么的。市场化就有这个好处，你饿不着。”他第N次笑了。 　　 　　秋风答记者 　　 　　人物周刊：你对现状满意吗？ 　　秋风：基本上算满意吧。 　　 过去就一直想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读读书，有一点业余爱好，写一点文章。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的成绩，你有何心得体会要和他人分享？ 　　秋风：（笑）没有什么心得。 　　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有一个大体上的目标，不要放弃，想尽办法接近它。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的时代，你了解吗？有没有代沟？ 　　秋风：我对父母还是满了解的，我认为我能理解农民的生活，而且我十分尊敬他们追求自由的本能。 　　我和父母基本没有什么代沟，我尽可能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长领域之外，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秋风：（笑）真的很难回答。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规则、习俗、惯例被遗忘得太快了，这样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不是一个好事情。20 世纪灌输的东西，从政治思想到文化教育，有太多批判性。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秋风：还算可以吧。对个人来说没什么担心，但对未来总是有一点点担心，具体来说，就担心哪天天下大乱。 　　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稳定的，而现在有一些不稳定因素。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责任？你怎么看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 　　秋风：其实履行责任就在获得自由。 　　自由、责任、权利这些词，从理论来说当然可以讨论，但具体到个人，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责任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