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及启示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及启示
2009级经济管理2班 胡清华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 开启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 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们来说如何找出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 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这都成为我们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 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 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 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 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 如果有, 用什么标准? 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 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 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 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 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元学太认为, 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 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 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 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 所
以要笼统地说一说, 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 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 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 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元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 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 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1、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 还处于朦胧的状态, 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 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 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 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 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 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 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 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 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 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 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
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 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 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 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 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3、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 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 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 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 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 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 只要有一次被证伪, 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 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 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 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 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 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 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
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 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 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 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及“硬核”(hard core) 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 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 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4、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 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 尤其是制度经济学, 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 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 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 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 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 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 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 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三、经济学方法论给我们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 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
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
1、“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 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 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 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 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 要以“常无”的心态, 从现象本身出发, 去发现谁是决策者, 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 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 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2、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 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 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 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 他给出了建议:第一, 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 第二, 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 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 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 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 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 就要有一点理论, 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 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 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 另一个极
端就是特殊理论, 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 但是没有内容; 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 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 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 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 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 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 。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 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
4、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 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 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 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 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 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 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 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2001) 。但同时, 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 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