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与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强国梦”

时世平

鲁迅曾指出：“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

乱，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

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

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在鲁迅的论述中，

谴责小说的出现，是维新与爱国所致力于富强而不得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

如果说在谴责小说中是一种对于国家贫弱的批驳，那么，在乌托邦小说中则是

对于国家强盛的直接呼唤与愿景，而在鲁迅的文学翻译活动中，也自始至终存

在着这种强国的梦想。

乌托邦小说：“强国梦”与大同世界

中国承传已久的天下情怀，在清末国势衰微、国将不国的危机催逼下，对

于国家强盛的渴望尤为强烈。正如耿传明所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一个顺

应、赶上潮流的问题，还有一个超越的问题，一种重新获得大国地位并在文明

上领先世界的愿望和要求。”他在《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将清末民

初数量众多、内容繁杂的乌托邦文学按内容性质及其与现实关系的远近，分为

远景式、中景式和近景式三种类型。三种类型虽然各有不同的表达思路与实现

路径，但对国家强盛之路的描摹是其共同的思想旨归。

“乌托邦”作为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代表的是人对于社会理性

的、应然的诉求，这种诉求与现实相遇就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在这一冲突面前，

古典的乌托邦主义者大多会退回书斋，以精神的自由替代现实中的不自由；而

近现代乌托邦主义者则倾向于选择走向街头，把现实中的不自由变成自由。于

是，近代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理想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近代乌托邦

也被研究者称为“拟乌托邦”，即以“乌托邦”预言未来的方式表达社会改造的理

想。由此，近代乌托邦也就出现了泛化之势，并且它也不再只是“空想”的代名

词，也可指称一种可实现但尚未实现的现实。近代乌托邦开始介入现实，成为

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近代乌托邦大多即属于这一性质，它集中承载

的是人们力图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愿望和期待。中国近代乌托邦文学与现实

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近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已使人无法回避，即使是远景式的未来展望也与现实密切相关，而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近代中国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憧憬也满怀疑虑，这就成为以预言未来为己任的乌托邦文学繁荣的土壤。

梁启超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来构思《新中国未来记》，但最后只写了五回。据梁启超在1902年第14期《新民丛报》上所撰的“政治小说”计划所提示，其用心并不简单：

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强，冠绝全球……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几酿成人种战争，匈加（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

《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博览会、各国政要的反应、孔觉民的演讲内容以及孔觉民的演讲人身份都化为中国在未来复兴的象征，中国俨然成为未来世界的魁首。《新中国未来记》为其后的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提供了主题范式。富强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中心，而召开万国会议等世界会谈，则是对于华夏中心观“万国来朝”的现代演绎。这种乌托邦想象贯穿于梁启超的思想始终，《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等皆充溢着对于富强中国的乐观精神。

重返“天下之中”：中国跨越式发展之梦

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其翻译的目的即其夫子自道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其中俄国文学最多，占据了鲁迅全部翻译工作的2/3。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引来了俄国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鲁迅在与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翻译了安特来夫的《谩》、《默》和迦尔洵的《四日》。1921年，他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还积极支持热心俄国文学的新秀韦素园、李霁野等出版译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输入中国的。 是什么让鲁迅对俄国文学产生兴趣的呢？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中俄两国的境遇肯定是其考虑之一。与中国一样，俄国也是昔日强大的国家。鲁迅坦言：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里谈到：“弱国模式是将译作来源国集中于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曾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辉煌的民族历史，但在近现代历史上皆可悲地衰落……出于对中国„不变革必亡国‟的巨大恐惧，而以翻译行为来向国人具体生动地展示„亡国‟民族的可悲可怕的境遇。”

但更需要提及的是，当时的中国与俄国同为衰落的国家，在鲁迅看来，俄国（苏联）文学、国势的由弱及强，无疑为中国作了一个楷模。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鲁迅如是说：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由上述可知，鲁迅过多地关注俄国文学，与其对于祖国强大的愿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其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鲁迅一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改造，希望国家强盛，而俄国的例子让鲁迅看到了希望，对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翻译作品自然也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之一，以此“借用外国的药方，医治中国旧思想上的瘤疾”。历史的任何实践行为都有其显而易见的主旨与行为，也有其潜隐的文化逻辑或根源。一般而言，重返“天下之中”的强国梦是近代文学显在的历史根源，现代化则是最根本、最初始的逻辑起点。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9日第4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