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名画[蒙娜丽莎]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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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8日6点整，整个巴黎仍笼罩在沉静的睡意里，一辆破旧的卡车带着巴黎人最珍爱的《蒙娜丽莎》走上了颠沛流离的旅程。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艺术品逃亡拉开了序幕。

名画逃离巴黎早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因为有一战的前车之鉴，时任法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雅克·若雅敏感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他和巴黎各个博物馆馆长们开始酝酿将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分期转移到外省隐蔽的计划。

远离巴黎的中部和西部乡村是隐藏艺术品的最好地点，特别是卢瓦尔河谷地区，一共有大大小小300多座城堡，大多隐藏在遥远的乡村，被森林和河流包围着，它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成为了艺术品的最佳避难所。

很快到了1939年，战争的硝烟已渐渐燃起，巴黎的艺术品转移迫在眉睫。

8月28日，第一批艺术品转移从卢浮宫开始。提前几天，卢浮宫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打包需要运送转移的50幅名画，达芬奇的巨作《蒙娜丽莎》在第一批运送名单里。工作人员对它特别呵护，不仅在它的画框左边标注了三个红点，还用厚厚的天鹅绒将它紧紧地包裹起来，放进一个特制的框，再放进一个双层白杨木匣子里才装上车。经10个小时的颠簸，到达香波堡。

9月1日，德国闪电般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9月2日，在法国巴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更多艺术品向外省转移。经过4个月的努力，5446箱来自卢浮宫和巴黎其他博物馆的艺术品，分成51个车队、199辆卡车分批转移到外省，隐藏在法国西部和中部的11个修道院和城堡里。

从香波堡到修道院法国宣战后，香波堡谢绝了所有的参观者。

远离巴黎的喧嚣，香波堡主管皮埃尔·舒默尔和巴黎的博物馆馆长们一起陪伴着《蒙娜丽莎》度过了最初的宁静岁月。但他们总是不无担心：因为香波堡太独立显眼了，这无异于空袭的活靶子；城堡的建筑结构也有问题，但每一个房间都只有木制百叶窗，没有牢固的铁窗或玻璃窗，尽管有门，但是门上却没有锁。

即使香波堡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问题，但为了让隐藏在这里的艺术品安全完好地度过香波堡的生活，主管皮埃尔·舒默尔和博物馆的馆长们下了不少功夫，除了每日观测空气湿度，他们还让工人挖出了两条沟渠以方便在遭遇火灾时快速引水。

当然，这些都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大的危机发生在1944年。

8月，一批德国军人抓住了香波堡的50个人质，要求皮埃尔·舒默尔交出隐藏在城堡里的《蒙娜丽莎》，那些德国军人并不知道，《蒙娜丽莎》早在1939年的11月就被装在大篷车上离开了香波堡，它接下来的一站是萨尔特省的卢维涅城堡，然后冒着德国飞机随时扔下炸弹的危险一路向北，停留在了阿韦龙省的洛克·帝尤修道院。

随后，其余的3600多幅画也来到了洛克·帝尤修道院。不幸的是，这个地区过于潮湿，一些油画框甚至已经滋生出霉斑，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进行转移——蒙托邦是他们的目的地。

寄居蒙托邦选择蒙托邦作为法国艺术品的下一站避难地并不仅仅因为蒙托邦人有热情好客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洛克·帝尤修道院只有60公里，转移起来相对方便，而且它有一个宽敞的博物馆——安格尔博物馆，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私人城堡。

1940年9月28日，4辆卡车离开洛克·帝尤，这是第一批前往蒙托邦的艺术品，一共装满了29个箱子；10月3日，《蒙娜丽莎》被安置在安格尔博物馆；11月11日，最后一辆卡车带来了卢浮宫最后的艺术品，卢浮宫从这天起正式寄居在了蒙托邦，直到1943年3月。

然而，寄居生活并不轻松。

人为的因素尚能控制，天气的变幻莫测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1942年的夏季，狂风暴雨袭击了蒙托邦。由于安格尔博物馆建在一条倾斜的街道尽头，所有的积水都顺流而下冲向博物馆。庆幸的是为了节省空间，寄存在博物馆里的画都像书一样排列在架子上，雨水并没有对此造成伤害。而最神奇的是，所有的房间都进水了，只有卢浮宫主管热内·于格的办公室没有进水，那里正是《蒙娜丽莎》的安放地。

和最初香波堡的闭门谢客不同，安格尔博物馆在战争中接待了许多大人物。1940年11月6日，蒙托邦迎来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贝当元帅，他在一位蒙托邦籍的女英雄肖像前驻足良久。一年后，维希政府教育部长杰鲁姆·卡哥皮诺也参观了安格尔博物馆。后来，时任德国在法比卢艺术保护协会会长、波恩大学历史学教授梅特涅伯爵也毫无预兆地拜访了安格尔博物馆。

实际上，从1940年开始，德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巴黎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品隐藏在外省，德法停火协议签订后一天，希特勒悄悄访问了巴黎，当他站在圣心教堂俯瞰着晨光中的巴黎，他说：“巴黎将只会是柏林的影子。所以，有什么必要来消灭它？”正是由于希特勒对巴黎的一念之差让法国的公共艺术品都躲过一劫。

德军在香榭丽舍大道阅兵16天后，希特勒下令所有公共的和个人的艺术品，特别是犹太人拥有的都应当被“保护起来”。陆军最高元帅威廉·特尔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德国驻法国大使奥托·艾伯兹。艾伯兹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除了公共收藏品，犹太人尤其是最有财势的犹太富豪罗斯柴尔德家族、威登斯塔家族和大卫威尔家族的收藏品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纳粹的掠夺，艾伯兹甚至要求在香波堡的艺术品应该立即回到巴黎。

那些被掠夺来的艺术品被存放在卢浮宫和附近的裘德·波姆美术馆。

卢浮宫不设防根据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命令：巴黎应该重新找回文化生活。事实上，因为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巴黎从来没有改变过它歌舞升平的样子，但卢浮宫在德国人进入巴黎后就关闭了。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卢浮宫几乎已经空空如也，几乎所有珍贵的艺术品都已转移到外省，剩下的都是价值不大或者不易搬动的物品，当然也陈列了一些仿制品。

德国人将掠夺来的艺术品都存放在卢浮宫，由于物品实在太多了，他们还征用了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裘德·波姆美术馆。馆长罗丝·瓦兰德会讲德语，德国人将她留下来进行艺术品的编目工作，同时也可以维护美术馆的良好运转。

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罗丝·瓦兰德对藏在美术馆里的艺术品列出了非常详尽的清单，一周两次，她骑车到卢浮宫，悄悄地把笔记交给法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雅克·若雅。她说，即使有一天她不在了，因为有这些详细的信息那些艺术品也会得救。尽管德国的艺术史专家提出要“提防间谍”，但因为罗丝·瓦兰德长相普通，做事低调，在德国人看来她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工作人员，所以她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被成功地被介绍到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里，她的主要目标是查明德国人掠夺来的艺术品运回德国后将存放在何处。1944年6月，罗丝·瓦兰德记下一辆运送艺术品的火车车厢号和目的地——捷克斯洛伐克的尼克尔斯堡，然后她想方设法到卢浮宫告诉了雅克·若雅，以便他联系抵抗组织。火车在欧贝维利耶被法国抵抗组织拦截，这些艺术品都得以被追回。

最后的斗争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有这样的幸运，特别是当法国政府出面的时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难阻止。

1940年底，贝当元帅参观过安格尔博物馆后，决定给他的邻居、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些收藏在法国的西班牙艺术品，作为对他保持中立的奖励，其中一幅油画就是牟利罗的《圣母升天图》。卢浮宫主管热内·于格和同事们一起陪着这些艺术品到了马德里，但是他们说服西班牙用收藏的等值艺术品来交换。看在热内·于格为抢救西班牙艺术品免于纳粹之手所做的努力上，佛朗哥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热内·于格带着西班牙博物馆用来交换的几幅画回到蒙托邦，贝当元帅十分生气，他认为热内·于格把赠予变成了交易。

此事只是安格尔博物馆遭遇的开始。1941年3月，法国海军司令达兰对热内·于格说：“我听说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十分喜欢《出浴的狄安娜》，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里宾特洛甫的梦想。”但这幅画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热内·于格只能用老办法，要求德国用等价值的画来交换，比如存放在柏林夏洛特宫的《日桑的店徽》，但柏林的博物馆机构断然拒绝。里宾特洛甫没有办法强迫德国博物馆界的人做出牺牲，只能悻悻地将已到手的《出浴的狄安娜》送还巴黎。

　　↑法国画家布歇名作《出浴的狄安娜》

1942年11月11日，希特勒对偷偷摸摸地掠夺艺术品已不再满意了，他下令他的军队在整个法国未被占领地区接管艺术品以作为盟军入侵北非的代价。德国人开始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隐藏在乡村古堡里的艺术品都运回巴黎用作德法两国之间的艺术交流。法国博物馆界一边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一边将艺术品进行另一场转移。1943年3月，《蒙娜丽莎》和其他的艺术品被转移到洛特的蒙塔尔城堡。

1943年后，德国受到了盟军的猛烈轰炸，渐渐无暇再顾及那些散布隐藏在法国乡村里的艺术品。除了香波堡遭遇的人质危机外，所有逃离巴黎的艺术品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1945年6月，《蒙娜丽莎》结束逃亡生活，回到巴黎。随后，在艺术品赔偿委员会的协调下，德国人掠夺的大部分公共藏品和私人藏品都相继物归原主。

1947年底，经过两年的整理和布置，卢浮宫重新开放，《蒙娜丽莎》依旧带着她神秘莫测的微笑出现在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