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英雄情结

路遥的英雄情结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406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402

【英文标题】 Lu Yao's Heroic Complex

【作 者】贺智利

【作者简介】榆林学院　中文系，陕西　榆林　719000　贺智利

贺智利（1966—），男，陕西神木人，榆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

【内容提要】路遥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子形象，这是作家本人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艺术地投射的结果。陕北的地域文化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是其英雄情结形成的主要原因。路遥小说所显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当下缺乏“硬”度的文学不无矫正作用。

【英文摘要】 Lu Yao's novels portray a series of dauntless, unyielding men, which artistically reflects the deeprooted heroic complex of the writer himself.The local culture of Northern Slaanxi and the hardship from the actual life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heroic complex. The heroism manifested in Lu Yao's novels helps rectify the deviation from“ hardness”in literature.

【关 键 词】路遥/英雄情结/艺术投射

Lu Yao/heroic complex/artistic reflection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4）03—0006—04

　　　　一

荣格认为：“情结是意识无法控制的心里内涵。它们和意识分裂， 在潜意识中过着个别的生活，时时刻刻准备去阻挡或支援意识意象的需要。”［1］（P74）“个人无意识有一种重要而又有趣的特征，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荣格称之为‘情结’。”［2］（P35）荣格还认为，情结“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驱力，而且可以强有力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2 ］（P36）“它们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 而这对于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是十分重要的。”［2］（P37）一个人可能会有权力情结、金钱情结、爱情情结、自卑情结或艺术情结，但一个生活的强者，在其无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英雄情结。

一般地说，英雄情结的特征表现为改变人生、解放社会的伟大抱负， 是一种豪迈无畏、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包含着不满足和超越平庸凡俗、做杰出人物、创英雄业绩的潜在欲望，以及反抗意识、挑战意识、创造意识和牺牲精神。考察路遥的生平及其创作历程，不难发现，英雄情结贯穿了他的一生。

童年时代的路遥是在饥饿和屈辱中度过的， 但沉重的生存压力和卑微的生存位置更激发了他顽强不屈的抗争力量。与路遥同村的伙伴刘凤梅回忆：小时候的路遥聪

颖而又淘气，常常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认输。［3 ］（P179）这种不服输的犟劲，发展为他后来性格中的硬汉子精神，并由此转化成了成就大事业的自信、自立和面向人生的倔强的进攻姿态。

“文革”爆发后，正在上中学的路遥满腔热情地参与了那场狂飙运动， 并且成为“红四野”的司令，延川县人所共知的造反派领袖。1969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20岁的路遥成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实现了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抱负滋生于对屈辱、压抑的反抗，也来自对家乡英雄的崇拜，以及由此积淀而成的英雄情结。

大学时期，路遥把文学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为此， 他系统地阅读了古今中外那些文学大师们的经典之作，并且把建国以来全部重要的文学杂志翻阅了一遍，试图对当时的文学界进行一次挑战性尝试。我们从他读书、读报刊的选择性颇强的目录中，可以领略到他对世界文学巨擘的追踪，以及超越平庸，欲独领中国文坛风骚的英雄气概。

从路遥的创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超越意识、挑战意识和牺牲精神。 当“伤痕文学”的大潮铺天盖地，几乎成为所有作家共同的审美选择时，路遥却逆流而上，独辟蹊径，偏要歌颂革命意志坚如磐石，把热血与生命献给人民的老干部；当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盛行文坛成为时尚时，路遥却执著于思考当代青年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与困惑；当寻根文学把作家的审美目光引向远古洪荒时，路遥却要描写反映现实生活变革的巨幅画卷；当现代派文艺思潮使许多作家趋之若鹜时，路遥却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可以说，路遥创作历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一次个人对群体的挑战。这几次挑战性或者说迎战性选择，集中表现了路遥在艺术创新中的独立精神。

路遥在文学上具有雄伟的抱负和成就大事业的英雄气魄。在创作中， 他不屑于小打小闹，也不迷恋小的故事，而是怀着“史诗”的情结，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建构起时代精神的大宫殿，力争使自己有资格位于中国作家队伍的排头兵位置上，表现出超越别人、独占鳌头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理，摘取文学最高桂冠的欲望与意志，战胜对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自信、强悍与霸气。在创作间隙，他爱唱歌，而唱得最多的是由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曲《沁园春·雪》，［4］（P51）其潜在原因，也许正是伟人毛泽东这首写于路遥的出生地清涧的词，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势，与自己无意识中的英雄情结发生了共鸣的缘故。《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并不满足，

而是立志“要在以后写出更大的作品，真正的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5］这种孤独傲岸的强者型气质， 显示的正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

英雄主义还强调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与不惜献身的牺牲精神。 路遥在创作上有一种为文学永无追悔的牺牲精神和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为了创作，他抛弃了一切的人间温暖，如同一个苦行僧，一心只想功德圆满。当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命运把他推向了在生命与完成作品之间的两难选择境地，如果停笔休养，可能会重演柳青的悲剧，只给世人留下半部杰作；如果继续工作，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关键时刻，路遥毅然选择后者，不惜用生命作赌注，把后路彻底切断。他说：“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4］（P86）路遥最终用自己全部的热血与生命铸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大厦。这种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构成了一个作家独具魅力的存在方式。英雄情结，正是路遥精神上一团永远燃烧的活火，一道永不枯竭的潜流，一架灵敏强大的风轮，一面至大无声的鼙鼓。

　　　　二

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应该说路遥的英雄情结是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形成的， 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作者主体童年时代所感受的创伤性经验的因素，但这些经验，归根到底是在主体家庭与社会的外部环境刺激之下产生的。

首先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路遥的家乡陕北， 是一块既贫瘠又神奇的土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块因被割裂而异象突出的地壳板块上，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共同铸造了该地区人们特殊的心理气质与性格，既善良又骠悍，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在这块黄土厚垒、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盈荡着质朴的民风和豪爽的气概，充满着英雄血和美人泪，在保守和开拓的矛盾交搏中，施行着创造性的进取和变革。［6］黄土高原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 是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我们可以追溯到在陕北13年的毛泽东，追溯到现代英雄刘志丹、谢子长，追溯到斯巴达克斯式的悲剧英雄、横行天下的闯王李自成，甚至一直远溯到民族蛮荒时期的半神人物公孙轩辕。贫瘠沉雄的黄土丘陵造就了陕北人的硬汉子性格，这种与险恶大自然反复较量过程中逐渐培育起来的性格基因在无数代人的复制中被凝成“集体记忆”，烙印在每一个陕北人的心理上，使得陕北的几乎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英雄情结”，随时准备像他们的光荣前辈李自成那样，翻身上马，去横行天下。这样的文

化心理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路遥。

其次是长子的家庭地位以及艰难的成长经历。在路遥凄凉的少年记忆中， 永难忘却从清涧到延川的那一条曲折漫长的家乡小路，从七岁生身父亲出于贫穷将他送到延川县的另一个村庄另一个家庭开始，命运就用烙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烫下一句灼热的话：人活着，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那场生存空间的大转移，使他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情结往往是由个人情结经验中的一处重大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伤害被埋进潜意识里，会在人的意识里固着于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上。这些观念变得充满情绪色彩，并总是影响他的思想、感觉和生活。”［7］（P502）参照这种说法，可以说，童年时代的心灵创伤，为滋生英雄情结提供了土壤。其后，在求学的道路上，他不仅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而且在窘迫的生存状况中又感受到强烈的自卑和巨大的屈辱。凡此种种，都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锻铸了他非常人所能想象的生存毅力和与生活搏斗的顽强精神。从个人无意识的角度讲，此时路遥心理中由于受外界刺激所积淀的主要还不是英雄情结，而是自尊情结和反抗情结。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簇心理丛”，“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2］（P35）形成情结。那么，自尊情结与反抗情结这两个在内容和意向上相关联的因素，同时在路遥无意识中形成并聚结在一起，就成为他英雄情结形成的重要原因。

陕北历史文化的影响和来自现实生活的苦难，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路遥从少年时期便具有人杰意识，并在故乡先贤和文学前辈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强化。陕北民间广为流传着各类神话传说，古往今来涌现了不少彪炳史册的仁人志士，这些先贤的事迹在历史上一直蔓延下来，构成了一种有着很大感染力的文化氛围，而从小就受到了压制与深创巨痛的心灵，最容易接纳反抗的火种。路遥从小就对英雄人物至为崇敬，中学时期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小说，其阅读动机也许正是久久郁结于无意识中的英雄情结渐渐显现于意识层面，开始对英雄主义精神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陕西前辈作家中，路遥最崇敬的两个人是柳青和杜鹏程， 而这两个人身上都充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两位作家在创作中是属于少数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是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们在文学上都具有雄伟的抱负和成就大事业的英雄气魄，路遥赞美他们是“气势磅礴的叙事诗人”，是文学行业中的“斯巴达克斯”。［4］（P3

81）这两位作家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崇高的人格力量在路遥身上得到了延续，使他的英雄情结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被升华、被融化，从而形成稳定的人格结构。

　　　　三

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路遥的英雄情结必然会艺术地投射在其作品中， 影响其作品的形象塑造、艺术构思和审美风格。

肖云儒认为，路遥“孤独傲岸的强者气质和特定的生活素材熔铸之后， 常常使他的作品溢散出一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8］事实确实如此，英雄情结投射的结果，使路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硬汉子模型，构成一系列“当代英雄”形象，这既本源于民族的英雄崇拜的潜意识，更出于路遥对崇高人格的自觉追求。

《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县委书记马延雄，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 在被蒙蔽的群众因为他而发动的一场武斗即将爆发时，为了制止一场流血冲突，使无辜的群众免遭战火荼毒，他挺身而出，主动做一颗“豆子”，钻进两扇疯狂旋转的石磨中间，以自己的粉身碎骨，平息了这场将要使许多人白白送命的武斗。马延雄在自己最痛苦最危险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只想到群众，能够以不可想象的伤残饥饿之身，夜行于雨水泥泞的远路之上，去从容赴死，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对主人公英雄主义精神的由衷歌颂里，投射进了作家本人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英雄情结。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建强，在最困难的时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 他经常在课堂上饿得眼冒金星，但面对同桌周文明侮辱性的施舍，他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将那块施舍品远远地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尤其动人心魄的是他为了赶回因过度饥饿而急剧下降的学习成绩所表现出的超人意志力：“为了再一次冲到前面，我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一下子死在教室里！我对自己说：死就死吧，这么不争气，活着又干什么？生活的贫困我忍着，但学习上的落伍是无法忍受的，这是真正的贫困。我必须在这个竞争中再一次名列前茅。”经过一番以整个生命为抵押的拼搏奋斗，马建强获得期中考试中各门平均分数全班第一的成绩，他“像胜利了的拳击手一样，疲惫不堪带着说不出的欢欣”。这是一个胜利者对自身积极进取、勇敢创造的本质力量在情感上的满足和肯定。我们在马建强身上可以看出海明威式的“人的精神是不可被战胜”的硬汉子精神，显示出坚韧刚强、百折不回的英雄气概。

高加林和孙少平是路遥投入自我成分最多的两个重要人物。 作为来自穷乡僻壤的生活强者，他们都有一

种百折不挠、勇克险阻的进取精神。不满现实或自我现状的追求欲望，激励他们去开辟新的生活。孙少平是一个出身农村的青年，他任侠勇敢，积极进取，有着远大崇高的理想，处处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他在刚刚跨入社会时就表现出非凡的进攻性格。在是安分守己当农民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闯世界的冲突中，他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背井离乡当揽工汉的生活；在救不救小翠出火坑的道德冲突中，他不听“萝卜花”的“好心”劝告，勇敢地站出来，以打掉自己的饭碗和拿出所挣的血汗钱为代价，救出了小翠；在煤矿井下人和自然的殊死搏斗中，使那些出身高贵的子弟们一个个败下阵来，用血汗和智慧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可算是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小说结局写他带着英雄的疤痕返归矿山，完成了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塑造。当他从死亡线上被救回人间的时候，实际上他成了为抢救他人而牺牲的师傅不死的精神化身。

路遥作为特定的主体，他的英雄情结的内涵比较丰富：至少还包含有自尊、反抗、复仇、有所为等心理意象，这些心理意象在《人生》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高加林是一位不甘平庸勇于追求的青年， 他的吃苦精神和惊人的才华显示了进取不止的强者性格。即使性格有缺点，也并不能掩没他整个人生主导方面的英雄光辉。他回乡当民办教师时，以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成为全公社拔尖的教师；他重新成为农民时，在多年污秽的吃水井里撒下漂白粉，搞了一场“卫生革命”；他即使春风得意在县城工作时，仍以英雄般的献身精神投入抗灾第一线，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新闻报道。如果是一个懦弱的人，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后也可能就认命了。但高加林自尊心强，性子硬，就连高家村的“土皇帝”、“大能人”高明楼也暗地里怯他三分。所以尽管身处下层，在精神上他从未低视过自己，决心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而要超过高明楼，他觉得又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生活给他的不平愈多，他的报复心愈烈。当为担大粪受到克南妈的羞辱时，他心中复仇的火焰更加激烈地燃烧起来，恨不得将两桶茅粪泼在这个看似干净但心地肮脏的女人的身上。从农民出身的高加林的人生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愤于社会不公、人与人不平等的反抗情绪。弄权者和“出生罪”成了农家子高加林人生道路上真正难以逾越的障碍。悲剧的发生，包括高加林自身人格的扭曲，都透出了来自黄土地深处的沉重叹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反抗情绪既通向作家的英雄情结，又与来自陕北民间的古老而又常

新的求公道求有为的生命冲动暗合，增加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深度。

由此看来，路遥小说主人公淳朴、坚韧的性格、反抗挑战的精神， 很大程度上就是主体无意识中英雄情结支配的结果，路遥对这些人物的钟爱正是所谓“英雄惜英雄”。路遥的小说在构思时追求一种恢宏的构架与史诗式的风貌，形成一种沉郁、雄浑、壮丽而崇高的美学风格，这里面也有英雄情结投射的成分。因为路遥“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的著作，交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热的足球比赛。”［4］（P390）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路遥内在的英雄情结与其作品的投射关系， 唯其英气所钟，雄风所聚，作家的襟怀才能包举古今，经纬天地，形成其作品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

路遥英雄情结的艺术投射，为其作品增添了诗性的、理想主义的美与激情， 显示了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思想意义，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英雄情结所投射出来的心理能量，大大地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力度，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丧失了理想和信仰，颓废消沉茫然不知所措，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玩世不恭的痞子和“一地鸡毛”的琐屑。文学缺失了英雄主义，就缺失了硬度，这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而路遥其人其文所显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恰恰反衬出我们生活的苍白与无奈，能够燃起人们心中的激情，获得改造社会，超越自身的途径和力理，去追求一种人生的力度和伟大的人格高度，给萎顿、颓废、疲软的生活注入阳刚之气，给缺乏“硬”度的当代文学补充钙质。

收稿日期：2003—10—25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0JK040）

【责任编辑】兰一斐

【参考文献】

［1］［奥］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2］［英］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7．

［3］刘仲平．路遥纪念文集［Z］．榆林：榆林日报社，1992．

［4］路遥文集：第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N］．榆林日报，2000—10—28．

［6］艾斐．论陕北题材文学［J］．延安大学学报，1989（1）．

［7］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J］．延安文学，1993（1）．

本文未被复印资料收入

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