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定稿)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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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

【内容摘要】以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将各个时期儒家文化特有内涵与其所处的政治体制结合起来。通过对“儒家文化”跟“政治体制”这两种文化元素进行历史分析，结合文献资料，主客观分析综合运用，来理清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当今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出现的问题作出分析指导，完善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政治体制，儒家思想，儒学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必然需要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及相关法律制度，自此，政治体制应运而生。作为统治阶级用以行使治权，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调整与被统治阶级利益、关系的政治体制，必然需要一整套与之互为适应的文化体制作为阶级思想载体。文化，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所以，一种文化，必然反映本身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环境。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华夏文明的思想大成，起源伊始，就注定了其非比寻常的地位。古代中国国家政治体制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儒家文化这一文化主脉的影响下而建立起来的用以维护专制统治，即便是到了近代中国，中西方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维护统治的政治体制，依旧处处透露着与浓厚的儒家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政治体制、近代中国政治体制

本文所论的儒家文化，是宏观意义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总括。也即包含奴隶制时期“儒学”萌芽，到近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整个历史时期儒家文化的所有内涵。

（一）儒家文化历史脉络

1. 奴隶制下的“儒学”萌芽

夏，作为中国第一代王朝，首先进入了国家阶段，此时的国家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统治基础是靠血缘关系和结盟关系维系的，采取禅让制继承，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等级，因此战争跟一定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主宰着国家统治。殷商时期，《礼记·表计》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好鬼神的殷人必然全盘继承五帝时期以来的所有宗教崇拜。而真正统一文化开始的时期是西周时期。《逸周书》及《史记》都有过明确记载，灭商之时，周武王曾登高远眺商邑，“自夜不寐”，向周公姬旦提出在商族聚居地，建立政治宗教中心以稳固政权的措施。西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 而儒家文化思想萌芽于“儒学”的产生，

而“儒学”自西周姬旦“治礼乐”所始。《周礼》所述：“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姬旦也。”姬旦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先秦儒学”

（1）政治背景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中国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当时儒家文化呈现出的特点如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2）孔子思想

孔子在鲁国礼乐文明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其思想适应了当时政治体制的需要，为当时政治体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孔子政治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礼，具体指周礼，实质是维护奴隶社会尊卑有序的统治秩序，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教育思想中，首次提出“有教无类”，教育实践中则应 “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

（3）孟子思想

孟子面对的现实与孔子不同，孔子的时代是旧贵族普遍地堕落，而孟子面对的是残暴嗜杀的新贵族，因此对于“救弊”的方略有所不同。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主张施行“仁政”，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即“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4）荀子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地努力，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

第一，礼治、法治和人治

依荀子之见，社会只有分为贵贱上下，才能相互制约而形成秩序。“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治之经，礼与刑”。荀子主张礼治，同时又主张重法。他提并区分了法义（相当于现今的法理学）、法数（具体的法律）和类（律例）三个概念。

第二，尊君爱民

荀子主张礼治，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而等级制的最高点是国君，因而强调礼最终必然走向尊君。荀子认为必须处理好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主张先爱民利民而后使之。君主越爱民利民，自己越强；反之则亡。

第三，性恶论与“化性起伪”

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第四，社会观——明分使群

群即人类积聚为社会，人能群，才使人类能够存在和发展。人类社会只能是“维齐非齐”，即不平等就是平等，等级划分就是为了平等。不同阶级、等级成员之间的关系要靠礼义来维持，按着礼义的规定，各种不同地位的人各有其权益，各尽其义务。

3.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两汉儒学”

（1）政治背景

汉武帝之前，王朝奉行“黄老之学”，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政策，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合汉初对于恢复经济的需要。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了。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思路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两汉时期儒家文化对其统治需要地满足，使得儒学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发展，开始成为官方主流思想，为统治阶级利用。

（2）独尊儒术

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是无上的，对确立自己权威的事情，他肯定是会接受，而儒家文化最能符合这种要求。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武帝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3）郑玄通学

“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是汉代经学内部的两大对立派别。“经今文学”就是西汉初年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记录的，由秦亡后幸存的儒生们口授的经书；“经古文学”就是东汉初年据说在秘府图书中发现的和在孔府夹壁中发现的，用秦以前古代的籀文书写的经书。西汉是“经今文学”的天下，东汉以后“经古文学”占据统治地位。两派各以经学的正宗自居，相攻若仇、互不相让，形成极深的经学门户之见。直到东汉末年，郑玄面对着本无意义的争辩，在古文经的基础上，兼容今、古文两经，创立了通学(又称郑学) ，才使长达二百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告一结束。所谓通学，就是以古文经为主的经今、古文的合流，达到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可以说是对之前数百年经学积累的一次总结。

4. 集权分权与君主独裁局面下的“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

（1）政治背景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长期混战与分裂，使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战乱不休，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与巩固。人民生活动荡不安，需要从宗教中寻找心理安慰。佛道的传播不仅顺应了普通人的心理需求，也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在理学大师们的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大开，一场重忠孝，

讲廉耻，扬气节的儒学复兴运动由此产生。唐宋时期，调和之风尤盛，许多知识分子兼修儒、佛或三教并修，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儒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2）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程朱理学将孔孟之政治伦理思想之“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之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需要。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3）陆王心学

这一时期，儒家文化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学术气息，政治依附性则大打折扣，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出身有着深切关联。这位农民出身的新朝皇帝，缔造他的政治规则的时候，深受着两方面影响：一是蒙古贵族政治混乱给他的教训；一是贫苦乡村生活的经历、见闻的官吏鱼肉百姓之事，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前者使他极度专权，后者使他对于官僚阶层的极度猜疑。施政中，他废除宰相，直领六部，分割中书省权力，实行特务制„„由此明朝政府直接成为绝对的一人政府。各种政治体制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更有学者的气象。

陆王心学的主要观点，心即理，是儒家之理，即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陆九渊将儒家思孟学派之学说与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程颢天即理之观点，提出了心即理之命题，乃儒家心学之开山。王阳明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之影响，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

5. 新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20世纪20年代产生，文化上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力图客观而同情地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政治上从儒学的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内圣而开出新外王”。

新儒学所作出的学术贡献：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发挥外王大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二）儒家文化与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纠葛

相互作用中体现出如下特征：

1. 宗教性

儒家文化在奴隶制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上（尚）忠”的夏、“尊神敬鬼”的殷商、“尊尊亲亲”的西周，都具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通过一些超自然属性来使人对某一些现象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在等级观念浓郁的古代，崇尚“礼制”的社会制度，统治者依靠着严密的礼制来区分、规范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角色。这正与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中心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谋而合。客观上，儒家文化不是宗教流派，但是对于国家的思想控制方式却表现出了宗教的特质。

2．融合性

融合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化本身元素之间的相互采借吸收融合，二是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相互采借吸收融合。这也说明了文化发展的一般方向。

儒家文化最初的孔子的“仁、义、礼”，到孟子的“仁、义、礼、智”，再到荀子的“仁、义、礼、智、信”。至汉代，董仲舒继承了法家的三纲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儒家的民本位思想改造为法家的君本位。再如：两汉一开始就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鬼神之说以及法家的君权说杂糅；魏晋玄学融合儒、道文化而成；唐朝“儒释道”三教合一；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的宋明理学。儒家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内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

3. 政治性

儒家文化因其倡导“礼制”“等级”等观念而为统治阶级青睐；奴隶制走向瓦解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孟子、荀子对儒家文化的发展使得其在百家争鸣中独孑然独立；秦朝确立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巩固统一，儒生却引用儒学经典，批评时政，最终导致了“焚书坑儒”历史悲剧；汉代封建制度初步发展，董仲舒糅合其他学派，发展了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时期，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大儒朱熹其思想成为官统正学，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趋渐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维护正统封建统治的儒家文

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西方文化异常活跃，民族大融合、世界大融合等思潮迎面开来，新儒学应运而生。纵观整个华夏文明史，儒家文化跟中国政治体制的纠葛休戚相关。

（三）小结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一定的思想只有与一定的统治阶级利益相关联的时候，才有利于其上升成为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以政治体制这一概念表现出来，呈现出“政治主动——文化思想积极响应”这样一种互动模式。儒家文化是一种思想信仰，有利于施政者统一社会思想；儒家文化也是一种行政方式，按照儒家思想的方法论，构建现行政治制度；儒家文化还是一种施政策略，通过儒家文化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文化，建立伦理道德基础。

二、 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所以将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与前文分开叙述，最主要的区分规则就是两者儒家文化所面对的社会基础不同。奴隶制社会时期、封建制社会时期、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形态决定着当时的国家政治体制，几者都是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即便是清朝后期受到了外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的统治者也即为了极力把持住封建统治根基而做出多方面的调整。如：封建性的“洋务运动”也仅仅是在早期工业、民族资本主义、中国近代教育方面做出贡献，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强”“求富”之后，维护封建统治。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基础上；五千年文明史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综合实力提高等方面因素作用下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丰富思想。

（一）儒家文化在当今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应用

当代儒家文化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以较专制社会时期来讲，不再应政治而生，为政治而生。更多是通过文化的渠道影响制定实施的文化体制，尽而间接影响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运行发展。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无法在现有的背景下抛开儒家文化而自立门户。

1. 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的“以德治国”、“仁政”。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2. 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及“和为贵”“大

同之道”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东西方之间分歧与争端，达成共识、维持人类持久和平、帮助社会稳定发展的最佳思维方式。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性意义。

3. 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不像道家文化中的“出世的脱离”，而是以一种“入世的作为”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我们在当下处理环境等问题具有标准性意义。

4. 儒家文化中有关教育的观点：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由博返约以及德育思想，对于我国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小结

儒家文化虽然在封建社会长期被统治阶级用作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其自身也带有明显的宗法血缘烙印，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但是他的某些伦理规范、价值观念、为人之道、处世之方等等已经广为认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代表，不仅对于维系中国多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保持民族生命的繁衍与兴旺，使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居于大国之林，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的健全发展及改革完善同样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司马谈，《史记》，西汉

【2】姬旦，《周礼》，西周

【3】班固，《汉书》，东汉

【4】孔丘，《论语》，春秋

【5】戴圣，《礼记》，战国末年

【6】孟轲及其弟子，《孟子》，战国

【7】荀况，《荀子》，战国

【8】江荣海，《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9】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0】主编：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