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国民党会落下"消极抗日"的骂名?
2010年12月1日14:09 中华网 我要参与(1554)
从31年到37年，许多国民党将士为了抵御暴日的侵略，浴血奋战。32年淞沪抗战，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36年绥远抗战，以及马占山、李杜等东北义勇军，却终不能洗脱国民党不抗日的恶名，盖因为老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之故也!
至于要说老蒋卖国，确实也有点冤枉他。可惜他的爱国方式是：“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 这是一种“落后只能挨打”的悲观理论。由此看来，说国民党在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没有冤枉了它。“不抵抗”的恶名是国民党自己挣来的，怪不得别人栽赃。
37年前后，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说国民党奉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体上并没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国民党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此，共产党并没有一笔抹杀。《毛泽东选集》总应该看过吧?其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论联合政府》，毛选一卷本P1037)“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P370)
因此毛泽东又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同上，P365)”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同上，P366)“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同上，P369)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的问题虽然不在于不抗日，而在于片面抗日，但是国民党的失策造成的影响是及其恶劣的。
首先，国民党自己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更害怕共产党发动群众，因而压制群众的抗日。38年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38年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共产党那边。
其次，“单纯防御”而不是机动作战使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损失惨重。有时一天之内，竟有10团官兵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失败情绪。而单纯的横向防御，往往一点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线崩溃，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溃千里。原先预设的二线阵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沪会战中，张治中率部花费数年功夫兴建的吴福线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放弃了。37年11月，抗战正式爆发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了。
同时期，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逆向而上，杀向敌后。敌占区的广大民众，急切地盼望有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保家卫国。在共产党那里，他们看到了希望，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就以冀中根据地的开辟为例。37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53军388旅691团，拒绝与大部队一起往南长途竞逃，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师抗日。他们与共产党保属特委组织的河北游击军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38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一起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在冀中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
再看地方政府，晋东北18个县的县长大多逃之夭夭，留下了五台县宋劭文和盂县胡仁奎两位县长，与共产党合作，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从改编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新四军也开辟了苏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开始时的1万人发展到2万5千人。到38年底，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日军已经达到40多万，占侵华日军总数68万(东北地区除外)的58%，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了抗日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