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大户出任环保局长说明了啥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和野 生动物物种均占世界的10%左右，基本约有200个特有属。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了动植物生境的破坏，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有的物种已经灭绝。高等植物大约有46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高等植物的15%以上，近50年来约有200种高等植物灭绝，平均每年灭绝4种；野生动物中约有 4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非法捕猎、经营、倒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

一个良性生态系统要求森林覆盖率仅13.9%。尽管建国后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但森林破坏仍很严重，特别是用材林中可供采伐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已大幅度减少。大量林 地被侵占，1984～1991年全国年均达837万亩，呈逐年上升趋势，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植树造林的成效。

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沙漠化较为严重的国家，土地沙漠化急剧发展，50～70年代年均沙化面积为1560平方公里，70～80年代年均扩大到2100平方公里，总面积已达20.1平方公里。40年来初步治理了50多万平方公里，而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79万平方公里。耕地退化问题十分突出。原来土地肥沃的北大荒地带，土壤的有机质已从原来的5%～8%下降到1%～2%。由于农业生态系统失调，全国每年因灾害损毁的耕地约200万亩。

1970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广泛使用“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用一个来自日本的词语“公害”进行描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就不时提到“公害”问

题，并提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此都感到陌生。但是总理一再讲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环境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末，作为国民经济指挥系统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许多部委都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来抓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这个小组由16人组成，负责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国务院北院，距周总理住处很近。周总理对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切考虑，都交由这个小组去筹划和组织实施。

一次，李先念副总理在小组会上说：“总理讲环境保护已经多次，我们一个答话的都没有。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总理问起的时候，要有个人能答话。谁来管管这件事？”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话。李先念说：“谁管的业务中与这项工作关系多，就谁管。”有人提出，曲格平管最合适，因为污染最大户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从这个部来的。随之有好几位同志赞同。李先念问曲格平的意见，曲格平说：“我不懂环境保护，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李先念宽慰他：“这是一件新鲜事，总理很重视，你就管起来吧。多请教专家，多看书，先做学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项临时性的分工，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新中国的环保事业也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艰辛探索。当时，中国正处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是与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1972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这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决定，他要让中国人走出国门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镜鉴，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

在当时，一般的认识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是个卫生问题，所以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以卫生部军代表为主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国务院后，周总理说：“这不行，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还涉及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代表团回来要制订一些环境保护措施，需要综合部门来派团。”后来，代表团根据总理的意见调整了组成名单，加强了领导力量。代表团准备的发言稿，周总理也都一一过目。

他提出，对自己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应该承认我们现在也存在污染等环境问题，要注意学习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就这样，代表团由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卫生、核工业、石油化工、农业等部

门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组成，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人类环境会议。

代表团回国后，在向周总理做汇报时，重点提出两点结论：一是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比西方国家轻；二是中国自然生态破坏远在西方国家之上。总理说：“我所担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比较严重„„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中国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中，但是周总理坚定地排除干扰，毅然决定于1973年8月以国务院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专题研究和部署环境保护问题。总理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还得让全国各级领导都重视。

各省区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工厂代表、科学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半个月，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我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列举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会议越开越深入，越开越热烈，最终周总理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由党、政、军、民、学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把“环境保护”这一概念推向了社会。

曲格平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宣传大张旗鼓，大会堂门口出现了来参会的车队，天安门广场上还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来拍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唤起了中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气候下，能召开环境保护会议，不能不说

是一个突破和奇迹。在曲格平看来，这离不开周总理的支持和倡导，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政治胆略。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地方也仿照国务院的做法，相继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加强宣传，开展环境治理，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冲击波。周总理曾担心“雾伦敦”后出现“雾北京”

其实，周总理对环保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远不止在上述两次会议期间，他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大家认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1970年12月初，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夫人浅沼享子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随行的浅沼享子的女婿是电视台一位专门报道公害问题的记者，就对他说：“我要向你请教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总理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请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害的状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第二天，周总理就指示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让这位记者来讲环境保护的问题。并且要求：除了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和各个部委的负责人也都要来听这个课。报告会结束后，总理还专门打电话询问听课效果，并对分组讨论报告作了批示，要求把这个文件发给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人。

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1970年到1974年的5年间，周总理对环境保护至少作了31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环境保护有这么多的讲话，足可以看出总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当时，上海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环境问题暴露得也比较突

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都很严重。所以，周总理讲话中提及上海的例子比较多。他对上海的同志说：“你们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啊！上海人对上海的水意见很大，有味道。黄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总理对北京的环境状况也特别关心。上世纪70年代初，他说：“首都烟雾弥漫，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过去人们常说‘雾伦敦’，我们弄不好，就成‘雾北京’了。”他认为，北京是首都，工业企业不要建太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厂不要建在首都。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清洁的城市、清洁的首都。他说：“工业建设要耗费大量的水，现在北京供水都发生困难，大量污水又把清洁水源污染了，别弄得没水吃了。”

在环境治理当中，周总理提倡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当时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厂宣称其污水处理的水平非常高，能够养鱼。因此总理曾经陪着一些外宾去参观这个污水处理厂，看到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外宾连连称赞。后来总理得知这个厂弄虚作假，所谓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其实是换上了自来水，并非处理过的污水。 在一次会议上，总理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他说：“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弄虚作假骗人？很要不得。”总理还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过污水养鱼的外宾作检讨，坦陈我们的污水处理并没有过关。批评的时候，曲格平正好在现场，他向北京市传达了总理的意见。北京市立即传达到了那个石油化工厂。化工厂的负责人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

批评，而且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以后，这个厂在污水处理上一直做得很不错。

周总理以其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和敏锐，预见到了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环境难题。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曲格平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也许还要推后很多年，甚至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