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夫的爱]之前的于文华
由于惯性太大，门刚打开我就摔倒在地。就在我倒地的那一瞬间，一只大手一把将我拎起，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门后。我得救了! 很多朋友问我是从何时开始唱歌的，其实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只记得母亲告诉我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就经常被大人们背着或者抱着去参加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的大会，并且每次开会前都要让我唱上两三首歌。妈妈说那时候我人太小，就是站到椅子上都够不着放在讲话桌上的扩音器，没办法大人们只好让我坐在桌上唱。初春的一天上午，公社要召开春耕动员大会，一大早，村里的几个年青人就跑到我家要带上我去。妈妈说那几天我正在生病。咳得非常厉害，这次就不去了。以后再说。可这几个年轻人说什么都不肯，非要让我去不可，妈妈扭不过只好同意了。 由于是公社大会，各村的社员们都聚集到一块，这样熟人们见面后就相互问候，整个会场显得非常的热闹。那次，是我第一次在公社大会上唱歌，妈妈说，刚把我放到桌上时我还在咳嗽。显然，并没有引起来开会的社员们的注意。除了个别人说“怎么抱上一个小孩儿来玩”，大多数人仍在聊天、笑闹。可当我开始唱歌时，会场便慢慢地安静下来，逐渐地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非常稚嫩的歌声：“雪山升起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 一曲未了。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后就是互相打探，这小孩是哪村的，这小孩是谁家的。看见这，妈妈的脸上充满了笑意，充满了自豪。 1970年代初期的农村，生活水平还很低下，文化生活更是贫乏，只有在农闲季节，县剧团才有可能演上几天当时全国都在上演的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我是百看不厌。场场不落，为了能进剧场，我经常混在三五成群的大人们中间溜进去；有时，干脆站在门外一直等到快散戏了。剧场的门全都打开时再进去看那么一小会儿。 记得有一次看戏的人特别多。和我同来的几个小伙伴走散了。我想不管怎样必须挤到最前面才有可能进剧场，于是，我就借着自己个儿小，在大人们中间钻来挤去的，终于挤到了铁栏前。人越聚越多，我扒在栅栏上被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眼看已是不能凭票入场了，检票员们索性把大门打开，人群便一窝蜂地往前涌。由于惯性太大，门刚打开我就摔倒在地。就在我倒地的那一瞬间，一只大手一把将我拎起。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门后。我得救了!遗憾的是。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位救我的人长什么样，只记得他是那么的有力，那样的高大…… 让人高兴的是我们村组建了文艺宣传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每天利用工余时间去排练节目，有自编的舞蹈、小合唱、三句半。还有二胡独奏等。说起二胡，可能算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件乐器了。二胡的主人姓郑，叫郑和，他人既聪明又勤快，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坐在村头的大石头上，去拉一会儿胡琴，而我和另外几个小伙伴也就成了他的追随者。那时，别提我有多羡慕他的那把二胡了。 宣传队成立以后，经常有慰问演出的任务。而每次演出，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会带上我一起去。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我随宣传队到县印刷厂慰问演出，当我刚刚唱完最后一首歌时，就有一位工人大叔恭恭敬敬地捧着毛主席像送到我手里，并一直护送我到台下(现在想来可能是怕我捧不住主席像吧)。回到家里我对妈妈又哭又闹，说主席像是我得的，为什么不给我。以后我再也不去跟他们唱歌了，弄得送我回来的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很是难堪。 在我们村的村北有一条河，河水极为清澈，河岸上的杨柳树长得非常高大。妈妈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了唱好歌，我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一个人跑到河岸上对着河水去练唱，为了壮胆我每次都要带上我的大花狗与我做伴。 终于有一天，河北省艺术学校来我县招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从此。我便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之门，走上了艺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