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新常态下的社保体系普及和国民收入倍增

(2015-10-29 17:25:49)

量跃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张捷（谁是谁非任评说）

对于中国的社保体系，是各种公知舆论攻击的焦点，因为中国的社保是各个地区不能划转的，各个地区差别很大，而且对农村人员的社保就非常落后，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保障水平显著高于体制外，诸多这些问题，成为了制度被攻击的对象。不过我们要说的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在新常态下进行解决的，原因就是只能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新常态的阶段，我们才可以着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提出新常态的同时，2015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将分“老人”“中人”“新人”实施不同参保办法和待遇标准；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国家这样地举动的背后，意味着新常态的开始。

我们一定需要认识到中国普及社保，让社保流转，让不同体制下社保的水平并轨，这些都是需要在中国发展到新常态的情况下才能够实施的，过早的实施是有问题的，会产生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的原因就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当年的贫困状态，这与中国欠发达是有关的，我们的工资虽然被赋予了高福利的说法，但这个高福利是不能全民享有的，而且即使是把当年的福利平移到今天，也是非常低的，我们当年人均才消费400斤粮食，一个月吃一回肉，没有多少油水，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们积攒起来的财富，如何能够支付在今天的发达物质消费？我们现在是人均900斤粮食，即使是低保户，吃肉也是不成问题的，油脂就更丰富了，否则你根本捞不出什么地沟油啊！还有我们当年所为的免费医疗，实际也是少部分人能够享有，即使是这样地免费医疗，我们把当时的免费医疗水平平移到今天，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医疗条件过于简陋了，中国这几十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要以当年的物质水平，以当年物质水平下老百姓积攒的福利给今天服务的话，是根本服务不起的，或者我们的当年社保，就是保当年的生活水平，那么参加当年社保的人们就极端贫困了！其实国家为这些人是提供了巨大的补贴的，我们的退休工资上涨很多次了，但退休人群当年给国家的财富却没有这样快的增长的，这个是政府财政的负担，这负担只能负担少部分人！想一下当初干部也就是100多块钱,这个收入水平当时的肉价不凭票也要5块多,住房人均只有5、6平米，这个生活水平其实连低保都不如！有人说当年国家承诺包养老，现在说养老靠自己是违约，但如果是按当时承诺包当时的生活水平，其实你没有老，这个水平的保障国家也管了，低保是人人可以申请的！

很多人对此说起了西方的社保，似乎西方的福利社会就是天堂，但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西方的福利社会也受到的巨大的压力，政府大量赤字，除了北欧、北美、大洋洲的几个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基本只能依靠不断QE和金融货币霸权维持，中国有这个条件维持吗？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来维持，如果你维持不住，社保体系垮台了，你的国家也就发展中断了，因此对社保体系而言，不是怎样的覆盖怎样的福利好，关键的是怎样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长久存在，不能等到你老了的时候这个体系没有了！

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保体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这样的体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实就是在西方发达了以后建立起来的，他们并没有在发展中的过程建立这样的体系，这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的过程，这个保障体系的增值本身是用来实现保障其生活水平的，但对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快速的水涨船高，社保体系就支持不住了！比如美国的社保体系设计的是你25岁缴费到65岁退休，你缴纳的社保大约十几万美金，你得到的保障是三十几万美金，这三倍的增值要通过时间差在缴费和领取的40年内完成，但二战后和现在美国人的物质消费水平增长并不快，这个体系可以维持，但如果是要求你给社保就缴纳三十几万，意味着你当年的收入大部分要交了社保，没有消费了，现在美国的问题是美联储的低利率让社保没有增值，美国政府可以不断的赤字维持，但中国可以吗？再进一步的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缴纳社保后，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这多少倍的增长，你哪里来的资金能够维持呢？现在中国就有这样的压力，很多改革开放不久就退休或者内退、提前退休的人群，当时的生活水平多低，能够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保障吗？这就导致了社会舆论诟病的从国家来养老到国家帮养老，再到养老不能靠国家的转变，你的社保体系也是要被物质发达发展冲击的，这个冲击你是受不了的。

这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部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是物质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你建立了社保体系，那么你的社保体系是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的，如果把你的社保体系冲垮了，你的国家发展必然完蛋，社会矛盾要变得不可收拾，其实这个问题在拉美危机当中是很明显的，国家公共支出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会拖垮一个国家的。因此在物质发展飞快的时期，一定要国家快速的崛起为第一位，而达到物质发展的一定程度，变成精神文化服务业发展拉动的时期，才可以进行社保体系的建设，这个过程是一定不能拔苗助长的。而西方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鼓动中国过早建立这样的体系，背后是要拖垮中国的发展的。

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光有物质水平提高相对饱和和减缓是不足的，还要有的就是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涨，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为了发展的第一位，一切资源要集中到投资和积累上面来，人们的收入增加速度是赶不上投资的增长的，一切以投资拉动为核心，中国的投资拉动就非常大，而发展到新常态以后，过度的投资拉动造成的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就是大问题了，为了促进消费，就需要有社保体系，同时需要有劳动者更高的收入，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了，在发展中国家过早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会导致投资的不足也是难以发展的，但发展到新常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就变成了关键的因素，劳动者的收入不断提高，高的收入可以缴纳更多的社保，这是维持社保体系的关键，同时社保体系的发达则让人更敢于消费，让经济更活跃，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收入的倍增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同时这需要的前提就是你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外来的竞争者构成一定的门槛，不会因为你的工资快速增长导致你的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大幅度降低。现在中国的新常态，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水平就是对东南亚有优势的，中国的产业升级也在发生，中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在快速的增长，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的收入进入快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个收入倍增的时代可对此新常态下我们可以比照日本怎样成功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学习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造就日本黄金时代，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实施计划时，日本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万-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6万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为13万日元左右。这10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10万日元左右），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日本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日本的经济背景与中国现在有类似的地方，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新常态下的社保体系普及和国民收入倍增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增加日本人的收入上来。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和新常态，也正是日本这个转型的时期，历史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在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短短10年中，日本的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 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对于日本的涨工资，以及带来的粮食等与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的产品的价格上涨，带给日本的不是通胀，而是价格革命，是与当年西方崛起时的价值革命是一个概念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待涨工资所带来的涨价效应，要更重视涨工资所带来的社会效率，尤其是在涨工资以后的对外交易当中，贸易给全社会带来的所得增加了，这个增加的过程与当年世界财富从东到西的移动也是一直的，所有国家摆脱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减少财富差距，与提高最低的工资收益是紧密联系的。而涨工资带来的国际定价权博弈上更多的利益，改变了贸易背后的财富分配。

日本是一个出口大国，当年的日本是世界工厂类似今日之中国，劳动力的上涨使得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国际资本难以压低日本的产品价格，日本社会在出口上就可以为国民带来更多的利益。日本的熟练工人群体的组织效率是非常好的，向日本之外转移产业只能是相对低端的产品制造，日本是在涨工资的过程当中完成的产业升级，在60年代过后，日本的高端制造业是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日本汽车当年挤垮了欧美汽车厂商，在世界车市占据了主流地位。所有这些我们都应当记住日本涨工资的作用，只有工资足够高，对劳动者的培养才是可以得利的。日本的工资在以后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对于欧美的高工资的优势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优势，这才是关键，你的产业在与谁比工资？！没有足够高的工资，是不会有高端的工程师和工人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军当中，这些高端工程和技术人员的流失是巨大的，人数是要超过富豪人数的，而且富豪出去了还要在中国圈钱赚钱，而工程师走了则彻底服务他人了，中国留住高端人才也是需要提高工资的。而中国中端人才的成长，也必然是在高工资的基础之上才有更多的培训成长的机会，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到制造业强国，这些中端劳动力基础和高端工程人才的积累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来源，涨工资是可以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

中国发展的新常态，更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全面的建立社保体系了，可以进行工资倍增计划了，社保体系的建立前提是物质发展达到阶段性的饱和，工资收入不断的提高。而工资收入可以不断的提高的前提是你足够发达，发展的投资让位于收入增长的消费对经济的促进，而且你的工资增加不会造成产业的外流，因此我们的新常态是达到了这样状态临界值，我们的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了中国全面建立社保体系和进行国民收入倍增，是新常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