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是几方势力搏弈的结果

论西安事变挽救中国命运是多方势力搏弈的结果

08历史2班 庄 严

【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 为反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的误国政策, 逼蒋抗日, 采取果断措施, 率部“ 兵谏” , 一举逮捕了蒋介石及其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虽然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但在斡旋的过程中，充满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东北军、中国共产党和众多国际势力等因素的较量。

【关 键 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杨虎城 蒋中正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讲话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由蒋中正亲手制定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两个月后，沈阳被日军攻占，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1933年，日军顺着长城一线将战火打到华北地区，直至1936年，东北三省和部分华北地区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国家危机存亡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那就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导的西安事变。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蒋中正平安回到南京，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圆满结局。与圆满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杂的谈判过程，其中交织着多方势力的利益，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搏弈中，是各方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产生。

一、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对事变走向起关键作用。

（一）蒋中正本人

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蒋中正本人的态度对事件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对于当时独裁统治的蒋委员长而言，被自己的部下兵谏，无论是从道义还是面子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但由于形式严峻，自身无法掌握主动权，故对张、杨二人施行不理不睬的拖延战术，以保全自身平安。虽然“攘外必先安内”是其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但由于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亦使得蒋委员长不得不重新审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能够适应新局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虽然是重要的内部忧患，但来者不善的日军和日伪军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不单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更不断破坏中国主权。张、杨二人联共抗日的主张，在当时阶段并不是蒋委员长不能接受的结果。这一想法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坚实基础。

（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亲蒋派

作为蒋中正身边的亲属或亲信，自然将保障蒋委员长人身安全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当作基本原则。亲蒋派首先派出使者到西安进行斡旋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一职，参与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每一重要方针的策划与制定，这使得亲蒋派在事变发展阶段仍能控制南京局面，避免混乱局面对事变的发展起负面影响产生积极作用。而孔祥熙作为南京国民代表所表示的态度对局势的发展从之初的保留武力到中段强硬的姿态最后到停止讨伐与轰炸，派宋子文和宋美龄赴西安谈判，以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亲自飞往西安，积极开导蒋中正，另其态度有所转变。并会同宋子文一起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这一环节亦成为和平解决事态的直接因素。

（三）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

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借机置蒋中正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开始时这一派占优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接着，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但由于四大家族人士的积极奔走，使得讨伐张杨二人，武力解救蒋中正的举措没有得到施行。从侧面粉碎亲日派借刀杀人从而夺权出卖国家主权的想法。

二、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走向起决定作用

（一）、张杨二人的“兵谏”行为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出发，以人生命运为赌注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有以下犯上之罪，但实属形势所迫。除了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妄图蚕食华北土地外，广大爱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失去故土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在12月11号晚，被命令以武力镇压爱国学生的张学良与蒋中正进行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焦点在于是否抗日和如何对付闹事的爱国学生，对于这两大焦点双方都有自己坚定的原则，双方无法说服对方。张学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遂迫不得已决定兵谏。这体现了事情的紧迫性和无法挽回性。

（二）、解铃还须系铃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而不是要杀蒋介石。张、杨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是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帮助蒋介石抗日培训军事人才，而不是要倒蒋的。迫使蒋委员长同意抗日，收复失地，完成民族大义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目的。

（三）、只要蒋委员长同意消除分歧，将民族问题凌驾于借机问题之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复失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蒋委员长既能返回金陵，亦能避免国家灭亡命运。所以决定是否和平解决的关键在蒋委员长身上，而张杨二人的决定权只是对蒋委员长妥协程度的考量和对中华民族就图存亡的多少的判断。

三、中国共产党对事变走向起决定作用

1935 年12 月，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 年5 月5 日，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 “逼蒋抗日”的政策。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拥蒋抗日。因此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与张学良的想法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初衷，扣蒋以后张学良一再表白只要蒋接受八项主张就拥护蒋做抗日领袖，他原以为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蒋介石，没料到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他对共产党这种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同时周恩来坦诚的胸怀和非凡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增强了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四、国际势力的影响对事变走向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极其惊讶, 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重视, 在事变的处理上力主和平解决。长期以来, 在对华投资和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美、英两国, 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 反对日益崛起且有重新瓜分世界强烈

要求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 尤其是与对中国实施武力侵略、露骨地要把英美资本排挤出中国的日本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 美、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华北, 两国报刊公开责骂日本是“ 国际上的强盗” 。西安事变发生后, 美、英舆论界时刻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为避免事态扩大, 给日本侵吞中国以可乘之机, 两国驻华使节秉承各国政府的旨意迅速介入此事, 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和缓。

（二）、西安事变的爆发, 对于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企图寻机扩大侵华战争的日本法西斯来说, 是一个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好机会。因此,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间题上, 日本表现出了与美、英截然相反的态度, 主张武力解决事变。由于日本人不方便出面，亲日派始终借机发动战争，借刀杀人，将中国社会推向混乱的地步，企图浑水摸鱼，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并非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亲密，而是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深刻的合作交流。对于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所持的态度是和平解决。因为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共产国际曾强烈地要求中共中央实行“ 联蒋抗日” 的方针政策。苏联为了保持日本与苏联之间比较微妙的关系，希望能借中国之手来打击日本，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团结中国内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打击日本。

四、结束语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和平解决，多方势力的综合因素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没有一方能一家独大，独自决定事件的走向。由于多方势力的合力靠近和平解决一方，故没有引起极大混乱，在各方的斡旋下，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尾。

【参考文献】：【1】杨中州，《西安辜变》，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0页。

【1】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中正书局，第166页

【1】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44、145页

【1】武育文等，《张学良传》，辽宁大学出版社，第59、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