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与实用主义哲学精神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设计中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

黄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南京 210095）

摘要：介绍了加利福尼亚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指出了其制度设计中的几个特别之处，如普及与卓越并行、双向转学、分层治理、分级考核、人人享有教育机会等，阐述了作为美国精神哲学基础的实用主义思想对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分析其中的利弊，建议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应吸收普及与卓越并行、双向转学、分层治理、分级考核、人人享有教育机会制度中的重实效、重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合理因素，扬弃实用主义哲学中过于功利的成份。

关键词：美国 高等教育 实用主义 加利福尼亚

美国的宪法规定，高等教育不是联邦的责任，而是由各州自行立法、管理与实施。因此，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每个州都不尽相同。这其中，由于本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两个州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被其它州甚至全世界争相研究和效仿[1]。其实，虽然由各州分别立法、管理与实施，美国各州的高等教育体系仍存在很大的共性。如美国高校基本上可分为两年制社区学院、四年制学院、综合性大学、研究性大学四类。作为成功范例的加利福尼亚模式与纽约模式，在本质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以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例，探讨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设计中实用主义哲学或明或暗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及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借鉴作用。

1 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十二任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发起了著名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提出了有关公立高等教育的构架、功用和发展蓝图。1960年，克拉克·克尔主持制定了《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The Californi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该规划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政策文献，至今仍在影响着加州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2]。按照规划，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形成了独特的结构格局和制度体系，美国其他各州争相仿效。目前，加利福尼亚已建成由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和加州社区学院系统三部分构成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其中，加州大学系统有10所分校，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有23所分校，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加州社区学院系统为两年制学院，共有110所[3]。加州大学系统共有大约21万名学生注册，2008年共有4.2万人获得学士学位。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共有大约43.7万名学生注册，2008年共有7.3万人获得学士学位。加州社区学院系统共有大约270万名学生[4]。

除了由三部分组成的公立大学系统外，加州高等教育体系还有一个系统，即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这其中，既有斯坦福、加州理工这样的世界级名校，也有凤凰城大学这样培养职业领域实用人才的学校。2008年，76所获得西部高校联合会综合认证的私立大学和独立学院在加州共有251,330名在册学生，其中本科生132,301名，研究生101,111名，职业培训人员17,918名。2008年度76所获得认证的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共有3.5万人获得学士学位

[4]。

由于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办学经费与政府无关，除了奖助学金与研究经费资助外，政府对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基本上没有约束能力。因此，政府在设计高等教育制度时主要以公立大学体系为对象。

2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的几个特质

1960年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包含了以下几项主要规定：高等教育各

部分之间职能分化；实行普遍入学的原则；实行区别招生；社区学院转学制度；通过灵活、便捷的加州政府助学金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容量最大化等措施保证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之间自由选择就读；通过税收、财政资助和州投资责任的落实等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支付能力[5]。此后，加州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学数量、入学人数、学位授予率均大大超出预期，有力地支持了加州经济的强势增长。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0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是一次联合“平等与优秀”的努力，它

，“把逻辑加到了历史上”，抓住了历史，并引导了历史[56]。

加州的高等教育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质：

①普及与卓越并行的原则下，按地区布局各类院校，不同职能的院校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

普及与卓越并行，是加州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对这一理念的坚守使加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克拉克·克尔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和普及的时代，如果大规模扩大招生规模，试图把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容纳在原有精英型高校之内，高等教育质量将遭受多方面的挑战，也即，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高等教育在某些时候将削弱高等教育自身[7]。在1960年的总体规划中，克拉克·克尔给出了“普及与卓越”的目标：以卓越的高等教育质量为前提和基础（质量目标），满足绝大多数公民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规模目标）。

普及与卓越并行的解决方案是在加州按地区分别设立一定数量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分校）、综合性教学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分校）和培养职业技能的社区学院。其中，加州率先创立的覆盖全加州的公立初级学院（社区学院）系统，是加州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创新和贡献。法律规定加州大学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目的，加州州立大学最高只能培养硕士研究生，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则只能授予准学士学位。三类院校间分工明确，但又存在多样的交流与合作，如较为成熟的转学制度，加州大学与州立大学之间对博士生的联合培养，州立大学与社区学院的联合办学活动等[7]。三类院校合作完成为公民提供高质量、大规模高等教育的任务，加州的公立大学从此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②因材施教的双向转学制度。

据统计，在所有获得加州州立大学学士学位的学生中，有55%是从社区学院转学而来的，在2007-2008年度，共有5.5万名和1.4万名社区学院的学生分别转到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和加州大学系统学习[4]。

与国内大学的课程设置类似，美国大学本科生一、二年级的课程以基础课为主，专业课一般在三、四年级[8]。这就为美国大学的双向转学制度提供了便利。所谓双向转学制度，包括由社区学院向加州州立、加州大学的正向转学和由加州大学向加州州立大学、社区学院的反向转学两个方向的转学。正向转学一般比较好理解，反向转学似乎不符合国内的正常思维习惯，但在美国目前有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反向转学的原因有三：经济因素，社区学院费用低廉；需求因素，社区学院的课程更接近职业教育；个人因素，社区学院的课程更容易更符合个人兴趣爱好[9]。

双向转学制度得于实现的前提是美国高校的学分互认制度。以加州为例，在社区学院、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取得的相同课程的学分相互认可，学生可以把在学分带入所转入的学校，学分成为学生转学过程中的硬通货。两年制社区学院的毕业生转入加州州立大学或加州大学时，直接进入三年级。

在社区学院的教学实践中，新生入学之初，就有选修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选课指导，了解学生的学习目标。若学生有意转入某所州立大学或加州大学的分校某专业学习，则指导教师会给出该所欲转入学校的课程、学分、绩点方面的要求，学生只须按要求选课、

考试，达到绩点即可转学。若学生没有转学需求，指导教师则会了解学生的职业取向，建议他选择相近的专业与课程，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双向转学制度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给了学生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选择的机会。

③体现教育公平，把人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作为制度设计的理想和目标。

加州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加州居民人人均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按照加州的规定，加州本地的高中毕业生中排名居前1/8的学生可入加州大学就读，排名居前1/3的学生则可入加州州立大学就读，而任何18岁以上的加州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在加州社区学院注册学习[4]。在学费方面，加州大学为每年1.8万美元，加州生源为每年8720美元，加州州立大学为每年1.3万美元，加州生源为每年4155美元，社区学院为每年8000美元，加州生源为每学分26美元[4]。除了对低收入家庭，加州政府有多种类型的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对于特别优秀及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斯坦福、加州理工的这些世界级私立大学名校，也是一种选择。理论上说，加州的高等教育制度设计可允许全加州所有有需求的居民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体现教育的公平性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双向转学制度。《1973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联合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1973) 明确指出，转学教育是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承诺，转学计划应成为加州“承诺”平等的组成部分。1991年加州参议院第121号议案再次强调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切实承担起转学教育的任务，并就加强院校间转学协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3]。

④分层治理，分级考核，予学术以自由，予教学以制度，予行政以严苛的管理。

分层治理，指的是对加州公立大学的三个系统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式。分级考核则是对学校的办学效果、教职员工绩效依据类别、身份对应地采取不同的考核方法。

加州依照院校职能，实施区别管理、宏观协调的原则，为承担不同职能的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其中，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采取赋予自治地位的“公共托管”制，分别成立了加州大学董事会和加州州立大学董事会，使其独立于相关政府部门重叠参与的管理模式，具有高度自治权，以满足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从事高层次专业教育和应用技术研究的需要。而社区学院承担的是普及高等教育、服务社区民众的基本职能，因此实行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管理的体制，使社区学院能够更切实地满足所在社区的发展需求[7]。在经费划拨和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则均有严格的申报、预算、监督、审查制度[10-12]。如此，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的学术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行政事务又有严格的制度。

加州政府对公立大学的业绩考核主要依据第三方评价。加州政府十分重视各种高校认证机制，未通过认证的公立大学将不能得到经费资助。在教职工的绩效考核方面，不同身份的人员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如，终身教授免予考核，教师由院系教授委员会考核，职员由上级考核。在对教师的考核中，科研、教学、社区服务三个方面均纳入考核指标，其中教学考核有一整套严格的评分程序。总的来说，对新教师、新职员的考核严于老教师、老职员，对职衔低的教师、职员的考核严于职衔高的教师、职员，对职员的考核严于教师[13]。

加州公立大学系统的分层治理、分级考核，目的都是为了在充分尊重学术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管理。

3 实用主义哲学精神及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体现

实用主义，是诞生于19世纪末美国的一种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发展史与美国国家的繁荣富强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实用主义是美国国民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美国精神的哲学基础。或者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在哲学上的升华和提炼，它的产生又促进了美国精神的本质[14]。

实用主义哲学带有典型的进化论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推崇主观经验、着眼现实环境、

强调个性行动、求得实际效果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早期的实用主义大师有皮尔士、詹姆

，斯、杜威[1415]。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实效，重视经验和实践过程，在真理观上呈现为相对主

义，在价值上呈现为功利主义，在目的论上则呈现为工具主义。

作为与美国精神完美结合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哲学不可能不影响到美国的教育。事实上，实用哲学大师杜威本人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教育是一种过程，“教育无目的”，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16]。

在加州高等教育的几个特质中，均能见到实用主义哲学无处不在的身影。以下仅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做一些浅层次的分析。

首先，普及与卓越并行、分层治理、分级考核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实效的相对主义精神。

二战后的美国，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巨大需求，高等教育承受着来自企业等用人单位的大众化的压力。同时，精英教育成功的历史传统在教育界仍有很大的市场。在克拉克·克尔领导制订1960年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农场主、企业家要求公立教育全面面向职业教育，加州大学的许多教授们则坚持大学的象牙塔地位。克拉克·克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正是实用主义的“普及与卓越”。普及与卓越并行原则下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三部分设计有效地解决了大众化与精英教育两方面的需求，对学校、教师、学生的分层治理、分级考核以相对主义的精神使得在高等教育的旗帜下实际上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施行了不同目的、不同内容、不同水准的教育。在私立大学系统中，相对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充分，既有斯坦福这样的顶级研究型大学，也有以盈利为目的职位培训学校，甚至还有“文凭工厂”。

其次，普及与卓越并行的原则、双向转学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实现普及与卓越并行原则的最大举措，是按地区建立了110所社区学院。社区学院为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工人，既满足了农场主、企业家的用人需求，又无损于伯克利这样的世界顶级学校的学科地位。普及与卓越并行用功利主义的方案平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教育的争论。

学分互认的双向转学制度也体现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试想，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森（伯克利分校HASS 商学院教授）的课堂上取得的学分，在价值上如何能与社区学院的同一课程同等看待，但学分互认的双向转学制度却认为它们可以等量齐观。学分互认的双向转学制度理论上是为优秀学生提供上升通道，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学生因为更低的学费、不能适应著名院校的学习压力、就业困难而采用反向转学方式转到更低一级的学校直至社区学院学习[9]，成为功利主义趋利避害的手段。

此外，双向转学制度、教育公平性的理念、分级考核的方式，体现了工具主义的思想，同时也是杜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的体现。

高等教育工具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是所谓的康奈尔模式与威斯康星思想。康奈尔大学的创始人企业家埃兹拉·康奈尔宣称要创办一所任何人在任何学科都能获得教育机会的机构，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亥斯坚信，大学应致力于无疆界的知识探索及社会服务，以满足全体人民及其子女不同趣味和态度的需要，大学将是一个瞭望塔，在改革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承担公共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范亥斯主张服务应该成为大学的唯一理想[17]。

显然，康奈尔模式与威斯康星思想靠一所大学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社会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却有能力达成康奈尔的目标和范亥斯的理想。加州的双向转学制度、教育公平性的理念、分级考核方式，就是工具主义教育目的论的体现。

4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利弊分析

在实用主义哲学理念的指导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一百年的繁荣。一百年来，

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教育适应了美国一百年来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需求，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的合格人才，同时，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了数量最多的世界顶级高校群落，取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在“从做中学”的教学原则指导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强调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为未来作准备的训练基地。学校的课程设置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设置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什么方式便于培养人才就采取什么方式。学生与社会保持充分的接触，学生的实践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创新意识得到加强。同时，终身学习的必要性被全体美国人天然认可。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使得美国的高等院校以学生的愿望、要求和兴趣组织教学，学生选什么课、选哪位老师的课由学生本人决定。学校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的选择设置课程，教师教学的目的是发现、挖掘和培养学生的自觉性。课堂上，师生关系平等，可以自由讨论乃至争辩，学生对老师的观点可以反驳。学生在学校的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实用主义哲学带给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弊端是学校水平与教学质量的良莠不齐。在分层治理的模式下，学校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其结果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在美国，世界上最差的学校也在美国，而且，从数量上看，最差的学校永远多于最好的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系统，以加州为例，撑起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半个天空的斯坦福、加州理工这样的世界顶级高校与臭名昭著的“西太平洋大学”同样可以沐浴着加州明媚阳光，健康地生存下来，也可看着是美国多元文化的奇迹。在同一所学校内部，学生的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出生于加州奥兰治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社区学院的毕业生，以后又在杜克大学取得了学位。但大多数社区学院的毕业生都不会有尼克松总统的好前程。

实用主义哲学带给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个弊端是学生功利性很强，综合素质下降。美国的高等教育过分追求经验和实效及以学生为中心，导致学生自觉性差，许多学生努力和刻苦程度不够，学习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等强调基础知识积累的学科，美国学生的毕业率往往很低。2008年，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学位授予率只有49% [4]。 5美国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杜威的学生胡适曾邀请杜威在中国做过两年的讲学。五四时期关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争论对全国知识界无异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普及课程。建国后，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但实用主义从来没有远离过中国这块土地。极左路线指导下的某些政策其实是将实用主义的功利性推到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对基础科学的批判，知识分子下农村等。电影《决裂》中批判“马尾巴的功能”的情节可算得上功利主义思维的艺术化典型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精神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三十多年来几次思想界的大讨论，甚至全社会的主导思想，都能见到实用主义的影子。

在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中，美国实用主义精神指导下的高等教育实践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破除中国几千年师道尊严的传统，鼓励和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创新精神，形成学生完整的人格。注重实践，注重教学效果，从做中学，可以改变学校脱离社会、课堂脱离现实、书本脱离实际的现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缩短学生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时空距离。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机遇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美国一百年来的发展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高等教育走过的经历，或者说加州高等教育制度设计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样版。

首先，普及与卓越并行、分层治理、分级考核的相对主义精神对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群体大跃进、千校一面、集体追求升格却又教学质量普遍下降的现状是对症的药方。

其次，双向转学制度的功利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一考定终身和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

再次，高举教育公平性的大旗并采取对应的有实效的措施（如社区学院的设立、双向转学制度等），可以有效地平抑某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高等教育制度设计中最需要扬弃的是实用主义精神中过分的功利主义成份。在当前的中国高校，表现为高校求大求全，过分量化考核指标（如，以SCI 论文代替科研评价，以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代替教学质量考核，以升学率、就业率代替学生专业水平），教学科研活动中的浮燥等。

6 结束语

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一个大题目。本文仅通过1960年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制定之后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几个侧面，分析了其中的实用主义因素。在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当今中国，如何正确吸收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中合理的实用主义因素，扬弃其负面作用，而非相反，值得国内教育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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