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时代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变化的特征

信息化时代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变化的特征

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指的是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或是公众普遍关注的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政治活动的报道，如政府重大会议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各种灾害的报道等，这种报道形式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三个属性，即公共性、政治性、新闻性。这三个属性涉及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公众、政府、媒体，也就是说，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这三个群体缺一不可。

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元年‛，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在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下，得到了符合民意的解决。在这之前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公众也普遍关注，但是他们很少参与其中，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他们只是通过传统媒体关注事件进展的‚旁观者‛，因此，缺少公众普遍参与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并不成熟。如1998年的抗洪抢险报道、2002年的非典报道、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在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事件报道中，公众因为缺乏有效的参与手段而缺席，真正参与这些报道的只有政府和媒体两个群体。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公众有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手段，即新媒体。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公众除了关注传统媒体的报道外，还可以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手段，参与事件的报道，传播自己的信息和观点，这股从网络上崛起的新的报道形式，基本上就是现实中的民意的集合。

从2007年到现在，在公众、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参与下，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不断发展，报道不断走向成熟，公共舆论也逐渐走向理性。虽然在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这都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

的阶段，是报道走向成熟的必然。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对信息的态度逐渐由内部公开到社会公开发布。

公众有获取有关自己利益的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公民实现自身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如2007年3月份发生在海南的‚香蕉致癌‛事件，3月13日，广州《信息时报》刊载了一篇‚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文章。3月20日，广州市食品安全信息网和中国食品网曝光12中常吃的‚毒‛水果，并被众多媒体转载，从而引起了全国水果市场大震动，许多人认为吃了香蕉会得癌症，一时间，‚香蕉致癌论‛导致国内各大城市经销商‚谈蕉变色‛，使香蕉突然滞销，海南香蕉价格从3月20日以前的每公斤2.4到3.2元，突然跌至3月31日的每公斤0.3到0.8元，甚至0.3元以下都没人收购，致使蕉农遭受剧大损失。好在官方从4月2日开始接连进行了危机公关，4月2日，海南官方紧急开会，推出5条救市措施，4月5日，海南省委宣传部和省农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应对香蕉市场风波的措施，4月7日，农业部就发布消息，解释‚香蕉巴拿马病‛，并解释该病与香蕉安全性美誉任何关联，4月9日，农业部发布消息，称我国控制香蕉枯萎并取得一定成效，该病没有对我国香蕉产业造成严重影响，4月13日，为了消除影响，增加蕉农收入，官方主办了香蕉品尝会并邀请香蕉协会、水果协会、营养协会等各行专家介绍吃香蕉的种种好处，至此，‚香蕉致癌‛公共危机逐渐化解，香蕉价格逐渐回升并回归到正常水平。在这件事上，官方从发现危机到危机公关，及时进行了各种信息疏导，不断向社会公布各种公众关注的信息，使公众了解了真相，化解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谣言，从而使公共危机事件得到解决。

第二，对事关公众利益的报道从封堵走向公开，将民意纳入决策范围。

对于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必须让公众了解情况，让公众参与决策进程，才能化解矛盾，促进公共事务的发展。如2007年的厦门PX事件，PX项目是落户厦门的台方投资、经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批准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十一五‛重点项目，但是这个超大项目在论证决策的过程中，厦门市当地的相关专家和民众并不知情，不知道该项目对厦门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危害。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联合105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并将PX项目的危害公之于众，但是厦门官方并没有理睬，也没有采取措施疏通民意。事件发展到5月份，当地网络社区、《第一财经日报》《瞭望东方周刊》相继对PX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厦门百万人同传短信，号召六一‚大散步‛。但是厦门官方随即关闭网站、控制相关媒体，拘留相关负责人，并宣布‚六一‛期间不放假，并不准请假、外出，对公众的信息知晓进行封堵。这才导致6月1日、2日，上万市民上街‚散步‛，向政府陈情，抵制PX项目，此事被《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相继报道，掀起舆论热潮，引发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使政府处于被动。处于舆论漩涡的政府不得不倾听民意，召开环境评价座谈会，邀请市民参与，会上85%的代表反对PX项目的兴建，终始官方改变态度，并在年末的PX项目专题会上决定将PX项目迁至漳州古雷半岛，从而成功化解了这场波及整个城市的公共危机，使事件得到了符合民意的解决。

第三，对公众关注的信息从被动发布走向主动发布，并对媒体报道逐步放松限制。

谣言止于权威信息的发布，政府只有及时、主动的发布公众关注的信息，并且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传播，才能消除各种谣言，减少社会恐慌，稳定社会秩序。为了统一规范政府的信息公开，强化政府公开信息的责任，畅通政府信息的公开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和保障机制，我国在2008年5月1日起，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凸显了我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使我们的政府迈向了‚信息公开时代‛。信息的公开和对媒体报道管制的放松，是我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些措施也使我国政府在之后的公共事件中及时的处理了危机，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就是公共事务报道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在地震一开始，我国政府就开放了所有媒体包括外国媒体进入灾区，进行全方位的报道。震后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政府职能部门部分有关负责人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和救灾动态信息，并且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而且对每场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播。在新闻发布中还不遮掩、不回避、不回答‚无可奉告‛等，这既保证了权威的信息来源，也减少了猜测和谣言，稳定了民心。在媒体报道方面，汶川地震过后10多分钟，新华网就发出了一条快讯，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播出了与灾情有关的新闻，52分钟后，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正式启动直播节目，节目跨度超过26个小时，以同一主题不同时段播出，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这些行为有利于在第一时间稳定人心，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事实也证明了，这次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是成功的，这也显示了政府信息的发布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第四、政府对于网络民意的普遍关注和不断回应。网络的开放性、分散性和互动性等特征为人们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凭借互联网，公众能够平等、自由、便捷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发表见解，展开辩论， 在辩论中形成的呼声与传统传媒汇集为反映民意的公共舆论， 对政治系统的决策产生重要影 响， 例如中国的孙志刚事件导致国家收容政策的废除和救助政策的出台， 汶川地震中公众对 救灾物资使用的担忧和质疑促使监管政策的推出。因此，网络拓展了传媒的广度和深度，正 在生成新型的传媒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更为鲜明，从而构成新型的公共领域。 公共事务报道，在不断变化当中存在这一些不足之处：关于有关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 还存在限制，没有达到完全的公开透明。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不愿意让新闻界知 道灾情及发生灾害的原因(特别是责任事故)。因此，一味限制问题新闻传播，形成‚报喜不 报忧‛的片面的新闻传播格局。对此我国新闻监管对于公共事务报道应有明确的、公开的成 文法规，防止政府部门滥用的权力对公共事务报道的干涉。‚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 是党和人民之祸‛ 。广大记者要切实提高新形势下开展舆论监督的本领，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舆论监督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同时虚 心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增强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除此之外，我国对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还有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在信息的发布中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更加娴熟等特征，这些，都标志着我国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逐渐走向成熟。但是，对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报道，我国政府还有许多地方做的不到位，如信息发布的速度有待提高，对重大公共事件的新闻敏感度不够高，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有待提高，政府的信息发布与

政府的行为不对称等问题。但是，随着政府对民众知情权的重视和政府形象建设的关注，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一定会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