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

2004年8月长春第七届国际“萨姆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B]

萨姆（Saman）文化是中华民族
为人类文明播下的第一颗种子[/B]

北京《民间文化论坛》顾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林  河[/B]

摘要[/B]：“萨满”（Saman）之“萨”有“老祖婆”、“神女”、“巫妪”、“社石”等含义，“满”即“姆”、“嫫”、“嬷”、“妈”、“母”之讹译，在古代，是 “老祖婆”、“女巫”、“巫妪”、“女神”、“社神”之混称，特此更名“萨姆”。本文即对“萨满文化”的诠译与考证。[/B]

目录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萨姆文化”
阿尔泰-通古斯语族不是“萨姆教”的创造者
“萨姆教”在六千年前的西亚地区已经很流行了
西亚的“萨姆教”来自“遥远的东方”
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萨姆文化”的起源
用民族语言学来研究“萨姆文化”
正本清源：“萨姆”为什么叫“萨姆”？

前     言[/B]

国际“Saman”（萨姆）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但在中国召开会
议这还是第一次。我是“萨姆的子孙”之一，这次能与全世界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而感到荣幸。
我是“萨姆”的子孙后代。但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萨姆子孙”，而是汉藏语系“黔台语族”（有壮侗语族、侗台语族、侗傣语族等别称）的“萨姆子孙”。我为什么要这样申明呢？这是因为“黔台语族”的“萨姆文化”要比“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萨姆文化”古老得多，而当今学术界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本来是“晚辈”的“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萨姆文化”当作了“萨姆文化”之源,，而极少有人知道本应是“长辈”的“黔台语族”的“萨姆文化”才是“萨姆文化”之源。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将源流颠倒了的历史当作“信史”来研究，就必然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产生“将晚辈当长辈”，“将长辈当晚辈”的错误。我想，这是任何严肃的专家学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我过去对萨姆教的认识都来自书本，书本上说：“萨姆教”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宗教，“萨姆”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语言等说法，我从不怀疑。到后来，当我从宏观上去研究“萨姆文化”时，才发现中国的南北都有“萨姆教”，中国南方的“萨姆教”的历史，也比中国北方的“萨姆教”古老得多。但由于研究“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萨姆教”的学者中、外都有，并已形成了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问。而研究中国南方民族“萨姆教”的学者，却凤毛麟角，有一些学者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南方民族中还有比中国北方的“萨姆教”古老得多的“萨姆教”。本文也就算是对中国南方“萨姆教”的研究和介绍吧。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萨姆文化”

我为什么说中国南方原始的“萨姆教”的历史比中国北方的“萨姆教”古老得多呢？这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研究出来的。全世界的人种和民族虽然各有各的历史，但按照“社会发展史”的系统排列，人类的历史却只经历了“采集时代”、“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已经有了高级的“人为宗教”，旧的“原始宗教”是“人为宗教”排斥打击的对象。新的“原始宗教”根本无法产生。因此，本文不予评论）这几个阶段。 且让我们看看“萨姆教”应该产生在哪一个时代？
“采集时代”能不能产生“萨姆教”？“萨姆教”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在人类的“采集时代”，由于人类的生产力非常低下，是产生不出“原始宗教”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排除这个因素。
“渔猎时代”能不能产生“萨姆教”？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全世界是最早的，中华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识”在全世界也是最早的。前些年，中国长江流域的巫山地区（重庆市奉节县的兴隆洞），发现了距今14万年以前的“原始宗教文化”，其中就有“鸟神崇拜”（经人工雕凿的石鹗）、“宗教法器”（招唤鸟神的石哨）、“宗教记事符号”（刻画在剑齿象牙上的符号）、“原始宗教仪式”（两只并列在祭祀现场的、起类似“索伦杆”作用的剑齿象牙）、“原始祭祀场所”（比较平整的天然石洞）……充分地表现出了“渔猎文化”的特征。这时候有了“原始宗教意识”，还有了“鸟崇拜”是可以肯定的。“萨姆教”也是鸟崇拜，仿佛有某些共同点，但这么遥远的年代，是不是有了“萨姆教”呢？我们却无法研究。
“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过渡时期能不能产生“萨姆教”？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中国长江流域的洞庭湖平原上，就出现了规模相当宏大的“T”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1997年4月6日《中国文物报》储友信先生是这样报导的：
“为配合襄樊至石门铁路复线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临澧县官亭乡竹
马村的铁路取土场清理发现一处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高台式建筑遗迹。该建筑遗迹
位于一高出周围农田约6米的台地上。高约70厘米的土台建筑直接叠压在台地中的
网纹红土之上,遗迹面积约24平方米,外围轮廓呈椭圆形,中部内凹呈方形,南北向,在其南部有一门道,通过门道往土台中部延伸一条长4、深达0.8米的封闭的沟,门道与沟均朝向西南而不同于遗迹所呈现的南北向,沟内土呈灰色且发现有炭,其为灰烬的特征在门道处尤为明显。在门道以西紧挨土台边缘有一深50、直径60厘米略呈圆形的水坑(?)。通过对遗迹的解剖,佐以从遗迹周围发现的鹅卵石推测土台为夯筑而成。遗迹内少有文化遗物出土,而在遗迹周围覆盖在遗迹之上的堆积中发现较为丰富的打制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石锤,石器个体较小,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遗迹所处的台地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连接旧石器时代(典型的网纹红土)与早期新石器时代(叠压在彭头山、八十垱遗址之下的黑色湖相土)的地层序列,这套地层以及地层中人类生活遗迹的发现,对进一步探讨洞庭湖地区由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极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湖相的黑色土中发现了两处地穴式遗迹,从其门道的方向
以及从门道纵延至遗迹中的沟可以看出其与土台建筑遗迹具有承袭关系。”
这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建筑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多久呢？一般来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分水岭是距今15000年左右，估计其年代应为18000年左右。旧石器时代末期就能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建筑，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样规模宏大、形制成熟的“高台式土木建筑”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        它不是平民的住宅，因为一般平民是不会建筑这种费工费时、形状
古怪、大而无用、不宜居住的“T”型夯土高台的；
（二）、该是原始的宗教建筑：1、那座北朝南、外圆内方的夯土坛，似表现了古人的某种哲学观念；2、那低矮狭长、无法走人的门道边和沟渠中残留的灰烬炭粒，似为焚香祭祀、宰杀牲口、以血祭天而特建的流水通道；3、那祭坛上面还应搭建有高出土坛的“高脚式竹木建筑物”，以供祭祀人员活动之用，这便是考古学界所谓的“干栏式建筑”的最早形式；4、斜向西南的门道和沟渠似有某种天文、地理或宗教的特殊含义；
（三）、另外两处地穴式遗迹也有形制相同的门道和沟渠，这说明了人们在
宗教信仰方面已经有了固定的规章制度，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宗教观念了；
（四）、它不应是人类“迁徙无定”时期的产物，因为“迁徙无定”的人们
都会因简就陋，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建筑这么耗时费力的大型建筑物的；
（五）、它应该是定居之后的人们在宗教情绪的鼓舞下，以较多的时间、较
多的人力不断建筑起来的宗教建筑物；
（六）、由于发掘匆忙，在现场未能找到稻作文化的痕迹，无法确定这是不
是稻作文化的遗址？又因考古发现是“哑吧资料”，也无法确定这是不是“萨姆教”的原始宗教建筑。我认为即使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人工栽培水稻的本领，但因洞庭湖区遍地沼泽，野生稻的资源丰富，人们完全可以依靠收获野生稻及其它粮食类植物来维持他们 “半渔猎”、 “半定居”的生活。如果他们仍处在迁徙无定的渔猎时代，他们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来建筑这么宏大的原始宗教建筑的。因此，它还应该是与稻作文化有一定关系的宗教活动遗址；
（七）、没有农耕文化，没有“安居乐业”的定居生活，是不可能出现这么
高水平的原始宗教建筑物来的。而中国南方的农耕文化只可能是稻作文化。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还有早于15000年的可能。但目前还没有考古证据，这就算是我的一个预言吧。
由于资料太少，不能证明这时候已经有了稻作文化与“鸾鸟崇拜”，也无法
证明这时已经有了“萨姆教”。
“萨姆教”应该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要研究“萨姆教”首先就得研究它是哪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物。研究它的文化特征、语言特征和历史特征。我严格控制自己一定要在“系统论”、“控制论”的基础上研究，以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
在工业时代以前，农耕时代的文化就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化。农耕时代的早期，虽然还没有产生文字，但人类已经积累了“采集时代”、“渔猎时代”发明的语言，又新添了“农耕时代”发明的语言，语言可以说是相当发达了。农耕文化非常崇拜鸾鸟，这有汉代古籍《白虎通义》为证。《白虎通义》说：“炎帝者，太阳也，属续，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也就是说：我们首创农耕的神农炎帝是太阳神，祝融（炎帝的神佐）的精魄是鸟，阳离（太阳）就是鸾鸟。
原始文化比较先进、原始语言比较发达的“农耕时代初期”，应该是产生原始宗教的良好温床，萨姆教在农耕时代就应该是日趋成熟的了。我们从“农耕时代”的语言中去探索“萨姆教”的的起源应该是比较可行的一条道路。
产生于农耕社会的语言，必然会保存在农耕民族之中。就像今日的中国字是几千年前的甲骨文的文化遗产一样，今日的中国语言也必定是几千年前的中国语言的文化遗产。只有到首先发明农耕文化的民族中去寻找农耕社会的语言，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但在世界众多的民族中，谁是农耕文化的发明者呢？过去由于考古资料的欠缺，国外一些学者把“农耕文化史”的源流给颠倒了。他们认为西亚、埃及、印度才是农耕文化的发明者，根本没把中国看在眼里。中国是生产水稻的大国，而国外学者却把粳稻命名为“日本稻”，把籼稻命名为“印度稻”，完全没有中国的地位。中国人由于考古科学的落后，也提不出水稻发源于中国的证据，只好默认了国外学者的看法。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以前都没有想过中国会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的学术界又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农耕文化的呢？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据《国语·晋语》、《史记·补三皇本纪》等书说，中国首创农耕的是一个名叫“炎帝”的古代帝王，这位帝王是伏羲氏的后代，是黄帝的老弟，就是这位炎帝在陕西的姜水边上创造了农耕的，这位炎帝的历史距今为4700年左右。《世本》、《太平御览》等书又说，“黄帝造火食”、“黄帝始蒸谷为饭”、“黄帝始造釜甑”，说明了黄帝也是农耕文化的创造者。因此，说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泱泱大国，就是从炎、黄二帝这时代开始的。如此说来，“萨姆教”就有可能是中原人创立的原始宗教了。但是，在中原的语言中，却不见有“萨姆”一词，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根本不能证明“萨姆教”是中原人创立的原始宗教。
由于中原的炎、黄二帝的农耕文化远远晚于西亚、埃及和印度的农耕文化，西亚人又有讲通古斯语、信“萨姆教”的传统，“萨姆”一词起源于西亚似乎是铁证如山了。
但是，中国近20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却推翻了农耕文化发源于西方的“西方说”和发源于中原的“中国说”。根据考古新发现，全世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不在西方，也不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而是在被中国历史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中游地区。
           近20年来，中国的考古科学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余姚市发现了距今6900年前的河姆渡稻作文化遗址，推翻了水稻发源于印度的旧说，后来，又在湖南省澧县发现了距今9000-10000年前的彭头山稻作文化原始聚落，并在他的周遭发现了八十垱、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数十处9000-8000年之间的稻作文化群。后来，又在湖南省九疑山下道县的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5000年（有22000、18000、15000、12500、10000年诸说，这里采用的年代数据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玉蟾岩》录象片之说）前的人工栽培稻、陶器和“植物纤维编织纹”（最原始的“布纹”）的遗痕等原始的稻作文化，把中国农耕文化的历史，推到了全世界的最前列。
因此，中国的长江中游，不但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而且也是全世界农耕文化的发源地，这一事实，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
既然中国的农耕文化发源于中国的长江中游，则中华民族的农耕语言也应该发源于中国的长江中游，“萨姆”这一词汇也应该是长江中游的农耕民族创造出来的。
是不是如此呢？且让我们从语言发生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来认真作一剖析。

阿尔泰-通古斯语族不是“萨姆教”的创造者[/B]

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用的就必然是哪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在研究“萨姆文化”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 “萨姆”是哪一个民族发明创造的文化？“萨姆文化”为什么要以“萨姆”（Shaman）命名呢？“萨姆”的含义是什么？它有哪些文化内涵？这是我们研究“萨姆文化”必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正本清源”，才合乎科学，才能找到本源，才不会“张冠李戴”！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吗，还用你今天来问！”是的，我过去也以为这些都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当我多问了几个为什么之后，我发现这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而是远远没有解决。先查一查相当权威的词典上的说法吧！
        由任继愈教授等主编的《宗教词典》对“萨满”的解释是：“萨满”一词为满-阿尔泰-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
由陈永龄教授等主编的《民族词典》对萨满的解释是：“萨满，一作萨吗、萨蛮，阿尔泰-通古斯语，意为“狂舞的人”，萨满教巫师的通称，原流行于我国北方满族、蒙古族……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
由施正一教授等主编的《民族词典》对“萨满”的解释是：“萨满”意为男巫……现大多流行于欧、亚大陆的极北部，北美洲爱斯基摩人的宗教，性质与之相似，也有萨满教之称……。
我曾以这个问题问过一位研究萨满教的著名学者，“萨满”一词是不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语“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呢？他说：“因为萨满在祭神时要兴奋地狂舞，所以叫萨满”。我问：“那么，在阿尔泰-通古斯语中，‘萨满’这两个音的哪一个音代表兴奋？哪一个音代表狂舞呢？”他说：“不是哪一个音代表兴奋或狂舞，而是萨满这整个词组都代表兴奋地狂舞”。我问：“名词不应该是有音无义，不可解释的。例如汉语中的‘巫师’二字，‘巫’字是指原始宗教的神职人员，‘师’字是‘尸’字之误，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古以幼卑者为之，后世才改用画象了。”所以，巫师指的乃是祭神的神职人员，字与义都非常清楚，毫不含糊，“萨满”的含义是这么地模糊不清？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的含义我们还没有发现呢？”他说：“没有了，就是兴奋、狂舞的意思”。这就像将“舞蹈家”解释为“跳舞给大家看的人”一样似是而非。看来，他认为“正本清源”是没有必要的了。
又有学者用龟兹语来解释“萨满”的含义为“山”，或用锡伯语来解释“萨满”的含义为“知道”，也是不科学的，因为龟兹和锡伯都不是萨满教的发源地。用不是发源地的语言去解释语义，就会象用汉语去解释英语的语义一样，如果我们把“美利坚”解释为“美丽的坚果”，把“俄罗斯”解释为“鹅卵石”，岂不是闹大笑话吗？
蒙古学者札奇斯钦氏以为“萨曼之义，蒙人不知，可能为满洲语的巫祝，蒙人巫祝其原义为“师公”。 这位学者很实事求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的话至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萨满”一词不是蒙古族的语言。
满族萨满教的传人傅英仁先生说：萨满的原意是“神的使者”。傅英仁先生的这解释指的还是萨满的职能而不是的萨满的语义。这就像将“警察”解释为“街头站岗者”一样，根本没有触及到“警察”的原生语义。傅先生是满族萨满教的传人，却不知“萨满”在满语中的原生语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将“萨满”说成“男巫”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中国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己有“珊蛮”一词，并有意即“巫妪”的解释。“萨姆”在中国史书上有萨姆、萨姆、萨玛、萨麻、萨曼、珊蛮、珊满、萨莫、萨妈、叉妈、撒妈等无数种译名。其实，无非是“姆”与“妈”的译音，女性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
从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萨姆和学者都不知道“萨姆”一词的原生含义来看，说明了“萨姆教”不是阿尔泰-通古斯语族创立的原始宗教。我们要想了解“萨姆”一词的含义，还得继续去寻找创立“萨姆教”的那个民族，只有找到了它的母族，才可以从它母语中了解到“萨姆”一词的真正含义。

“萨姆教”在六千年前的西亚地区已经很流行了[/B]
       
        既然我们未能从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语言中找到“萨姆”一词的原生含义，我们又何必老抱着阿尔泰-通古斯语族不放？而不去尝试一下到其他民族中去找一找呢？这是因为：原始宗教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哪一个民族创立的原始宗教？它必然会具有这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和语言烙印。根据客观规律，以采集为生的原始民族，是产生不出渔猎文化的宗教文化来和语言来的。同样，以渔猎为生的原始民族也是产生不出游牧文化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来的。以游牧为生的原始民族也是产生不出农耕文化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来的。为什么呢？隔行如隔山嘛。口说无凭，有历史为证。
公元二世纪的时候，中国北方的鲜卑族，人口已逐渐兴旺，光靠射猎为生已不能维持生计，他们的领袖檀石槐为了给自己的民族寻找出路，寻找到了一个叫乌侯的地方、发现那里的秦水纵横达数百里，水中有鱼，但无法靠他们传统的射猎文化弄到手。为了解决这一个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了解到海对面有个日本国，日本国的倭人都善于结网捕鱼，于是他便攻打日本，将千余家倭人掳回，安置在秦水两岸，命令这些俘虏为他们捕鱼，用以补助鲜卑族食物的短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古人要想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多么的不容易！以射猎为生的鲜卑族竟然不懂得使用网罟，还要靠掳掠懂得使用网罟的倭族人来为他们捕鱼。由此可知：鲜卑族的意识形态中即使有鱼神也不会有渔业神的，在语言上也是不可能有渔业语言的。如果有的话，就有可能是从倭人那里学来的。
由此类推，游牧民族也不可能有农业神和农耕语言，如元朝初立时，西安地区有虎狼为害，当西安的农民请求元朝皇帝驱逐虎狼时，一些只知有游牧生产而不知有农耕生产的元朝将领，却在请求皇帝杀尽西安的农民，让中原的良田变成草原，以便于放牧牛羊。当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南方的禾苗时，还以为是牧草，惊羡地说：“江南好牧草，可以牧牛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自发地产生出农耕语言和农耕神来呢？
什么样的生产力只能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是学术研究必
须遵循的一条科学规律。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长期以来都以游牧文化为主的阿尔泰-通古斯语族，是很难创造出相当成熟的“萨姆文化”来的。因此，我们要想找“萨姆”一词的原生含义，就应该把研究的路子拓宽一些。
由于中国的汉族与阿尔泰-通古斯语族是邻居，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应该是汉族，遗憾的是：汉语中不但找不到“萨姆”一词，汉族也没有人懂得“萨姆教”。如果有极少数人懂的话，就有可能是熟悉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汉人。因此，到汉族中去找“萨姆教”也会徒劳无功的。

西亚的“萨姆教”来自“遥远的东方”[/B]

西亚的苏美尔文明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六千年，他们既有游牧文化也有农耕文化，“萨姆教”会不会是苏美尔人创立的呢？       
        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一直把苏美尔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因此，完全具备了产生“萨姆文化”的条件。
        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苏美尔文明时，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根据国外许多学者的考证，这苏美尔文明，却是一个不知源头的文明，传说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而苏美尔的语言也非常接近中国人的语言。这真是无巧不成书，找来找去，最后又找回中国来了。
国外学者说的这“遥远的东方”显然不是指苏美尔东边的近邻印度，而是指印度东边的远邻中国。语言学家所谓苏美尔语接近于中国语之说，也应该是指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语言，而不是汉语，因为，在六、七千年前，汉族尚未形成，根本还没有统一的汉语。
但是，用什么方法去认定中国的南方民族就是“萨姆教”的发源地呢？请允许我首先讲一讲方法论的问题。
在古代中国，生产力先进而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经常被生产力落后但武力强悍的游牧民族所征服，这是东方与西方都曾发生过的历史。在中国，当某一个游牧民族的铁骑兵征服了中原，完成了王霸之业以后，对待被征服的民族，往往是“夷其祖庙、焚其典籍、迁其宗室、奴役其民”。也就是说：不让被征服的民族崇拜自己的祖先、不让被征服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历史，不让被征服的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让被征服的民族有自由平等。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都会自认本民族是先进民族，要被征服的民族崇拜他们，以他们为宗主。这一传统延续的时间很长，在西方的洋枪洋炮还没有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前，中国的封建朝廷一直自视为“天朝”，而把西方列强当作没有文明的“红毛生番”对待的。二战时希特列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样对待        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因此，中国的24史基本上是“中原中心论”和“中原优秀论”的产物，周边民族和西方民族在24史中都是没有地位的。西方的殖民史，也是没有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的地位的。
在西方世界：近代的西方科学发生了巨变，特别是军事力量发生了巨变，把东方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于是，殖民主义 “强权即真理”、“以强权评优劣、以血统定贤愚”的思潮风行一时，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深受其害，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就在近一百五十年间，因封建王朝的专制腐朽、落后于时代而导致了国运衰微，败于西方列强，受到了八国联军的辱躏和一些邻邦的欺凌。国外学者论述中国历史，大多受到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优秀论”的影响。就是在今天，一些贬低或抹煞中华文明的言论也还能随意在国外报刊书籍之中看到。学术上的偏见是这么强烈，历史学的公平公正又何从谈起呢？
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敢冲破中国的“中原中心论”、“中原优秀论”和西方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优秀论”的藩篱，我们的理论就无从创新。具体到萨姆文化的研究来说，也就只能人云亦云了。
正因为如此，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跟着来了。在没有发现中国农耕文化的历史有一万多年之前，只有4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怎么能与有了6000年历史的苏美尔文明相比呢？ 因此，“萨姆教”的原生地在哪里？仍然是迷雾重重。
但我们不能因为迷雾重重而不去研究。因为，虽然在研究上迷雾重重，而问题却只有两个：要么是历史传说错了，要么是考古发现错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当国外学者还在努力证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西方的时候，中国的考古学也努力地追赶上来了。近20多年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历史要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早了许多。因此，中华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的渊源关系就理顺了，中华文明不再是苏美尔文明的小孙孙，而是苏美尔文明的老爷爷了，苏美尔文明来源于遥远的中华文明的传说就能够成立了。
下面，且来比较一下“苏美尔农耕文明”与“中华农耕文明”的异同。

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萨姆”的起源[/B]
（一）、从《人种学》角度研究：据人类学家考证，苏美尔人“长着黑色的头发、矮小个儿，圆形头颅、喜欢赤足”。这些特征不同于黑种人和白种人，不同于黑、白人种的混血儿。也不同于个子比较高大、从来不打赤脚、讲阿尔泰-通古斯语的中华北方人种，而与个子比较矮小、终年赤脚的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完全相同。
      （二）、从《农耕史》角度研究：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中国“洞庭苍梧之野”的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中，就出土了人工栽培稻。这已意味着人类农耕文明的萌芽，而在两河流域，这时候还没有农耕文化。在距今九千年前，中国洞庭苍梧之野的澧县彭头山文化就已出现了农耕聚落，而这时的两河流域还没有出现苏美尔文明。在距今七千多年前，中国洞庭苍梧之野的黔阳县的高庙文化和长沙市的大塘文化，就出现了在水上祭祀水稻之神的宗教文化，而这时的两河流域还是没有苏美尔文明。大约又过去了一千年，苏美尔文明才突然出现在两河流域的土地上，从时间顺序推论，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比要晚了几千年，因此，苏美尔文明是中国南方民族的某一个支系，从长江中游顺着河流与山谷，走出云贵高原、进入同样适合水稻生产的缅甸、印度，再由印度迁徙到两河流域后，在新的土地上创造出一个新文明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三）、从《宗教学》角度研究：“Shaman”与“Sumerian”（苏美尔）是同音异译，苏美尔文明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萨姆文明”。但我要提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汉族却没有以“萨姆”命名的教，满、蒙等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一些分支虽然有“萨姆教”，但从人种学分析，满、蒙等族都与苏美尔人种没有嫡系关系。只有中国南方的农耕民族，不但与苏美尔人的人种相同。而且他们信仰的也是“萨姆教”，并有一整套远比世界各地的“萨姆教”成熟得多的原始教仪。只因为他们说的不是汉语，而古代的中原学者，又长期地蔑视这些比中原民族先进了几千年的南方民族，视之为没有文化的“南蛮”，将他们的宗教信仰视为“事妖结妖社”，将他们的族称写进历史时，还要要加上一个“犭”字傍，以示蔑视，因此，这些弱势群体的的文化很少有人作全面研究。从而造成了中华文化史研究的空白，至今仍然未能彻底改观。  
（四）、从《文字学》角度研究：这两大文明使用的都是象形文
字，苏美尔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象形文字不但有许多音义相似的字，而且还可以用中国原始文字的“活化石”——彝文来解释。从表面上看来，苏美尔文明的象形文字远远早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甲骨文，但若与中国南方稻作民族的原始文字来比，却又落后了一、两千年，如 “日”、“月”、“卍”、“╳”、“ #”、“∞”、“▼”、“▲”、“▽”“△”等象形文字为例，中国早在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就出现了，而在苏美尔文明中，却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才出现的，比中国要晚了一、两千年。中国人七千年前的书面文学是用利器书写在陶坯上的，苏美尔人五千年前的书面文学是用刻刀书写在泥板上的。二者的书写方式也完全相同。
（五）、从《神话学》角度研究：苏美尔人的神话与中国神话往往相合，起源于苏美尔人的泥板书的《旧约·创世记》里面，记载着耶和华七天创造世界的神话，与中国神话女娲七天创造世界的神话基本吻合，《旧约·洪水神话》中人类因洪水而灭绝后，只剩下“noah”（诺亚）一家乘坐方舟得以脱险的神话与中国黔台语族《洪水神话》中只剩下 “nuoya”（诺亚）兄妹乘葫芦得以脱险的神话基本吻合等。从表面来看，苏美尔的神话早在泥板书中就有记载，而中国神话却多见诸民间口头文学，而很少见于历史记载，似乎要晚于两河流域。但从神话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原生地的神话往往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合乎发生地的文化背景，故事也比较完整，逻辑性比较强。而从外地引进的神话，来龙去脉往往比较模糊、容易用当地的文化背景去改造外来神话，故事情节也往往支离破碎，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从神话发生学的角度衡量，《旧约》中记载的那些源于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与洪水神话的特点，正好合乎传承地神话的特点而不合乎原生地神话的特点。根据这一科学原理，我们就可以反证：这些神话的原生地应该是中国黔台语族地区而不是两河流域了。有关这类的问题，几句话不可能谈清楚，在我出版的《中国巫傩史》等200多万字的论著中多有涉猎，这里就不说了。
（六）、从《建筑学》角度研究：两河流域木材稀少，连石头也很难找到，但却有粘性很强的泥土。因此他们的建筑主要是泥坯建筑。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观”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就是苏美尔建筑艺术的杰作。两河流域建造房屋主要是用土砖堆砌，苏美尔人作的土砖有两种形式：最初用的是一种形状不大规范的拱形砖，因为外形很像面包，俗称“面包砖”，后来才改用一种棱角线分明的“矩形砖”来建造房屋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原来，不规范的“面包砖”可以用手捏制，那非常规范的“矩形砖”却无法用手捏制，而必须用有卯榫的矩形模具制造。由于木构建筑的卯榫结构是木材资源丰富的中华民族发明的，缺乏木材资源的苏美尔人是发明不出来的。因此，苏美尔人的“矩形砖”只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南方稻作民族发明的卯榫结构传到西亚，改变了苏美尔人制砖工艺的历史。
（七）、从《天文学》角度研究：苏美尔人有太阳历、60进位
制、28宿、12生肖等与古代中国十分相近的民族文化。而这些文化的源头都在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地区。
（八）、从《科技史》角度研究：陶器是人类最早的“化学工业”、
“冶炼工业”和“手工业”。中国在一万五千年前的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了陶器。而苏美尔的制陶史还不到八千年，大大落后于中华文明。再从工艺角度分析：古代的两河流域不产稻谷，制陶时在泥坯中掺稻壳是中国稻作民族的一大发明。奇怪的是：苏美尔人的陶器不但在外型、纹饰等方面都与中国陶相似，就是在泥坯中掺稻壳的方式也与中国陶相似，一个不产稻谷的民族，他们的陶器却是掺和了稻壳的，这稻壳如果不来自中国又来自何方？

必须用民族语言学来研究“萨姆文化”[/B]

“萨姆”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因此，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去
研究它是至关重要的。据考古学家证实，人类稻作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南方的“黔台语族”诸民族的先民，也就是说，是“黔台语族”诸民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语言，因此，他们理应是 “萨姆文化”的创造者。为此，我且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对“黔台语族”的语言作一些考证，看看这推论对也不对？
黔台语族（又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壮侗语族），包括了“黔语”和“台语”两大语言。“黔语”之所以叫“黔”？是指居住在古黔中（主要包括古代的川、鄂、湘、黔交界的广大地区）这一带的土著民族的语言。但“黔中”为什么要叫 “黔”呢？就很少有人研究了。一些辞书说：“黔”字从“黑”从“今”，“黑”指的是“黑土地”，“今”是“声符”，表示“黔”字要读“今”。这是因为“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种不出水稻，只有长期被洪水冲积而成的“黑土地”才适合于种水稻，再加上这一地区的人都喜欢穿黑衣服、包黑头巾，古有“黔首”之称。所以，这一地区就被称为“黔”了。“黔”字为什么要以“今”为声符呢？其实，这“今”应该作“粳”，由于中国人最先发明的是“粳糯”和“粳”，所以自称“chinman”（粳民），商代时，南方民族为什么被称为“荆蛮”，就是因为他们自称“chinman”（粳民）的缘故。但因为在语言学界已经习惯于将“黔台语族”作为标准词使用了，改为“粳台语族”反而会造成误会，在本文中也就只好随俗称之为“黔台语族”了。
“黔台语族”的范围有多大呢？据国内外语言学家开列的名单，小而言之，它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侗语、壮语、水语、莫语、锦语、仫佬语、毛难语、佯黄语、拉珈语、标语、黎语、村语、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布央语、耶容语、傣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语、台语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掸语、石家语、土语、侬语、岱语、黑傣语、白傣语、坎梯语、越南北部的拉哈哈语、印度阿萨姆邦的阿禾姆语、南岛的印尼语、阿眉斯语、原始的澳泰语及已趋消亡的阿含语等。说这种语言的总计约有一亿人之多。这还不包括受其语言影响的民族在内。大而言之，国内外的语言学家认为：还可以建立一个包括汉语、藏缅语、苗瑶语、黔台语、印尼语、南亚语和南岛诸语言的“超语系”呢！如果谈到它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可以说：只要是有农耕文化的民族，它的语言中，就会多多少少地接受了黔台语族的农耕语言，就是没有农耕文化的游牧民族如讲阿尔泰——通古斯语的许多民族，在接受了“萨姆教”后，也会自然而然地引进一些“萨姆文化”的风俗和语言。如黔台语称“水田”与“土地”为“拿安” （lan），不但朝鲜语的“水田”与“土地”都称“lan”，就是印欧语的“土地”（land），通古斯语的“土地”（stan）也是由此变化而来。
“萨姆”只是汉语的音译，如果将“萨姆”转换成拼音符号就成了“Sam”或“Shaman”。简称为“萨”（sa）。中国的黔台语族正是一个崇拜萨姆的民族。如侗族（侗族是他称，自称即黔族。侗族在黔台语族中地位非常重要，因在黔台语中，侗语是最标准的语言）就有一系列的“萨文化”，认为自己的老祖婆是“萨”，有“samam”（萨妈）、“sasi”(萨岁)、“saying” （萨娘）、“saong”（萨翁）、“saliu”（萨刘）、“sabian”（萨变）、“saba”(萨巴)、“jinsa” (粳萨)、“nuosa”(糯萨)、“lansa ”（澜萨）、“satianba”(萨千巴)等各种各样的“萨”。村村设有“tansa”（萨坛），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祭萨活动，主持祭祀的女巫则称为“saman jin”（萨姆粳）（意为“保佑粳稻丰收的老祖婆”）。属于“黔台语族·侗水语支”的水族，则认为“萨”（sa）是水稻之神和雨水之神，是众神之首。
在中国大西南诸民族中，对原始女神的崇拜极为普遍，但称呼各有不同，“侗水语支”称这原始女神为“萨”或“萨姆”，纳西语称“姆萨”、布朗语称“姆雒萨”、独龙语称“雒姆萨”、怒语称“董姆萨”、景颇语称“董萨”、白语称“萨姆董”、洛龙语称“海布萨”，拉祜语称“厄萨巴”，阿昌语称“萨曼”、苗语称“娘阿萨”（萨姆娘娘）、壮语中、称“咪雒陀”（翻译成汉语，便是“伟大的雒妈咪”之意）、傣语称“姆亚”、黎语称“娘姆”，此外，还有许多别名，侗族就有大圣、大灵、顶大、大姆、圣姆、大姆天子等等别称。其它民族则有珊蛮、珊满、萨莫、萨玛、萨吗、叉妈、察玛、贞末、子莫、摩莫、赞普、苴牟、苴莫、毕母、毕摩、呗耄、贝玛、皤玛、白马（不是白色的马）、梯玛、撒妈、莎玛、就姆、贝尼等等译名。
再将“Saman”的发音去考察一下西亚最古老的“Sumerian”（苏美尔）文明，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发音非常相似，而与苏美尔文化有关的“Samarra” (萨姆拿) 文化、“Samals” (萨姆尔)人、“Semas”（塞姆）人、地跨欧亚两洲的“Shems”（闪米）人、“Samoyed” (萨姆亚德)人等，都与“萨姆”这个“语根”有关，应该是同音异译。
苏美尔人称日神为“萨姆媭”地母神为“宁胡尔萨”、地母神的女儿为“宁萨”等，与中国南方黔台语族的语言称“神”为“萨”基本吻合。西亚“闪族”的太阳神也叫“shamash”（萨姆媭），即把太阳神也当作“萨姆”的思想观念。
在苏美尔文学中，有一位叫“nansa”（难萨）的女神，能够为人消灾解难，使孤儿不孤，使寡妇不寡，暴虐人不暴虐，“难萨”在中国“黔台语”中，“难萨”即“傩萨”（“难”与“傩”相通）、“雒萨”，含义是“太阳鸟萨姆”之意。
不但西亚有“萨姆”，这个“语根”，在全世界的分布也很广泛：
《圣经》人物故事中有“Samuel”（撒马耳记），说“撒马耳”（萨姆儿）的原意为“上帝之名”，又说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和早期先知的名字。可见“上帝”和“先知”也可称为“萨姆”。
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摩西五经”又称“Samaria（撒马利亚）五经”，是撒马利亚人唯一的《圣经》，可见得《撒马利亚五经》即“萨姆教的五部经书”。
《圣经》称上帝造出的男人为“adham”（亚当，系希伯来语），在中国的黔台语中，“alan”为“稀泥”之意，“亚当”即“稀泥做的人”。称上帝造出的女人为“hawwah”（夏娃，希伯来语），在中国的黔台语中，“夏娃”为“萨娃”的异译，即“女娃萨姆”之意。
基督教中有位神学家叫“Samler”（萨姆勒），说明西方的神学家也称“萨姆”。
天主教的“圣体圣事礼仪”称“Mass”（弥撒），“弥撒”即“咪萨”，是祭祀“萨姆妈咪”的礼仪之意。
基督教称耶稣为“Savior”（萨维耳），含义为“救世主”，可见得“萨”与“救世主”也有关系。
古代犹太人的君王和祭司在接受“抹膏礼”祝福时，“受膏者”被称为“Messiah”（弥撒亚），其含义应是“赐予福祉的萨姆”。
英语中的 “天使”称“Amesha”（阿曼萨），而在黔台语中的含义，“阿曼”为“天”，“阿曼萨”即“天上的萨姆”。
英语中的“land”（拿安），含义为“土地”，而在黔台语中的含义也是“土地”。
英语中的Satur nalia（萨陀雒利亚），含义为“农神节”，依中国黔台语的含义，便是“伟大的太阳鸟萨姆” 的节日之意。罗马的农神称“萨陀恩”，其含义也相似。  
印度婆罗门教的酒神称“soma”（苏摩），为酒和药草的保护神。
印度婆罗门教的家庭祭称“Samskara”（萨姆克雒），即“萨姆人的雒祭（傩祭）”。
印度的佛教语言中，使用“萨姆”这“语根”的频率很高。
印度的佛教称诸佛为“Bodhisattva”（菩萨）。称僧人为 “Sramana”（沙门），即“萨姆”的异译。称出家女子为“Sramanerika”（沙弥尼）。称“禅定”为“Samadhi”（萨姆定）。称“和合性”为“Samagri”（萨姆利, 诸缘聚会，谓之和合）。称“Samantaphadra”（多跋陀罗萨姆，中国简称“普贤菩萨”）。称佛教神山为“Sumeru”（须弥山）。印度的《Samaveda》（娑摩吠陀），“娑摩”即“萨姆”的异译，“吠陀”为经书之意，“娑摩吠陀”即“萨姆的经书”。
        印度东北部有“Assam（阿萨姆）邦”，是印度水稻的发源地，住的“Assam（阿萨姆）人”是中华人种，讲的也是中国“黔台语族”的语言。“阿萨姆人”即自称是“萨姆子孙”的人。
日本有“邪马台”古国，这“邪马”也是“萨姆”的译名。
日本战国时代有萨摩国岛，
日本江户时代的九州西南端还有萨摩藩。
朝鲜语不但把女巫称为“萨姆”，还把祭坛称为“萨坛”，祭神的“萨雒竿”上，立的是一只或三只雒鸟，与中国的“黔台语族”完全一致。
大洋洲有“Samoans” (萨姆亚)人，还有个萨姆亚岛。
南美洲有“Samucos” (萨姆科)人，可知南美洲也有信仰“萨姆”的人。
…………………………………………………………
从以上的比较研究显示，苏美尔人应该是从中国西迁到两河流域去的。是中国南方以种水稻为生的“萨姆氏族”，迁徙到了西亚之后，在两河流域“因地置宜”地改种了麦类作物，但还保持了“萨姆信仰”的中华子民，是中华文明在西亚绽开出来的一支奇花。
关于中西历史文化的对比，北京的《中国民族》杂志从2002年起已为我开辟了《中华文明基因研究》专栏，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刊载了一年多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从网上查阅和下载，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本清源：“萨姆”为什么叫“萨姆”？[/B]

“萨姆”为什么要叫“萨姆”？这是一个语言学的难题。我们不是古人，怎么能知道古人为什么要称“萨姆”为“萨姆”呢？但世界上只有不完善的研究方法，而没有不能研究的事物。我们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完善，也不妨尝试一下。“吃一堑，长一智”嘛，集中大家的智慧，总会有接近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躺在学术圣殿的象牙床上知难而退,无所作为，则永远到达不了真理的彼岸。
下面是我通过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萨姆”为什么要叫“萨姆”所作的一次尝试。当然谈不上正确，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研究的可能性方案而已。
在中国文献中，“萨姆”之名，最早见于《禹贡·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文中的“蔡蒙”，就是“萨姆”的译名。华阳在四川，即华山之阳。黑水在云南，即今之怒江。也就是说，从四川到云南，都是“萨姆”氏族的居住区。这与现在居住在这里的“黔台语族”，至今还信奉“萨姆”的风俗是一致的。《禹贡》因为文词古奥，两千年来的历史学家都只有注疏而没有解释，我只好根据我的浅见，将“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解译一下，我的解释是：“萨姆氏族能够开辟出这么一片大好平原，和夷（糯夷、雒夷、倭夷之译名，即后世的骆越）是有成绩的。这里的土地都被他们改造成为一片青黑色的土壤了。”这解释肯定还可商议，请大家有了更好的见解以后予以纠正。
又《辞源·叟瞒》云：叟瞒是“春秋狄国名，防风之后。”《左传》：“叟瞒侵齐”[又]“获长狄侨如，叟瞒由是遂亡。”这个“叟瞒”又作“沙茫”，也是“萨姆”的译名，还作“汪茫”，则不知何意？地望在今日苏、皖、浙一带，故能北侵齐国。为什么从川、滇到江、浙都有“萨姆”呢？这就与中国南方的稻作民族普遍信奉“萨姆”有关了。在史书上，“立土坛为社”的便叫做“社”，“立石为社”的便叫做“礻石”。《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这“社”、“礻石”就是“萨”的译音，“社主阴气”,说明了”社”是女神。“谓母为社”就是说“称母亲为萨姆”，同样说明了古代的苏、皖、浙一带的确是有“萨姆”崇拜的。湖南方言尚有“鸟语诘舌”的古粤之风，“萨”、“沙”、“石”、“社”、“夏”不分，也说明了“社”与“萨”是一音之转。
2004年一月，广州博物馆展出了一块由湖南提供的、生活在距今2000万年前的名为“萨摩麟”的动物头骨化石。把珍稀动物也命名为“萨摩”（萨姆），可见得中国南方民族的“萨姆崇拜”之根深蒂固。（引自《中国青年报》2004.5.18）
勐腊县境内，居住着一种尚未识别的少数民族——克木人。克木人是云南西双版纳独有的“人们共同体”。 汉族则称其为“岔满”、“插满”、“查马”、“沙茫”等（据西双版纳学者张忠明先生的考证）。这也是大西南有“萨姆”的佐证之一。
在东南亚，泰国有“萨孟”、“萨公港”、“堆萨仡”、“班萨拿（“拿”即“田”）陂”、“西萨差拿莱”、“萨拿武里”、“萨公拿公”、“拿公萨瞒”、“萨瞒阿侬”、“萨妹萨公”、“萨妹巴公”、“萨南猜凯”、“萨交”、“卡萨明”、“西萨瓦”、“通萨连”、“通萨南鸾”、“萨敦”等无数地名，缅甸有“万萨姆”、“万萨拿”、“萨妹”、“旦拿萨”等地名，老挝有“丰萨里”、“姆萨峒”、“萨耶武里省”、“萨湾拿吉省”等地名，印度有“阿萨姆邦”（印度稻发源地）、“奥里萨邦”、“道萨”、“萨特普拿山”、“萨地亚”、“萨贾汉布尔”、“瑟赫尔萨”等地名，我们不应视为偶然，都值得我们去探索一下，而不要“不屑一顾”，错过了研究的机会。
当我在中国的大西南作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察以后，发现许多民族的“萨坛”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立石为社”。用“石”来做“萨姆”的替身。
侗族的“萨坛”是这样做的。请“萨姆粳”（巫妪）择址以后，便在地上挖一个圆洞，在洞中铺上石头，“母石”一般都要到旧的“萨坛”附近取来，首先在洞中先放一个圆形的母石代表太阳，然后用小石头铺12条代表太阳光芒的图案。这明显地说明了“萨姆”就是太阳女神的化身。石头铺好后，便在上面放一些银制的妇女首饰和小纺车，然后在上面盖上一口铁锅，再用土将洞覆盖，在洞上面用石头围出一个高出地面的圆形土坛，在土坛中央种上一株长青树，表示“萨姆”将保佑她的子孙四季长青、年年兴旺，“萨坛”便宣告完成了。
水族的“祭萨节”，所祭的“萨神”是一块通神性的“人形石头”，祭坛多设在特定的古井旁。在坛前要立一根竹竿，在竹竿上立一只公鸡。祭祀完毕后，大家就用酒去浇那石头做的“萨神”，他们把“萨神”浇得东歪西倒以后，便把她收藏起来，不让别的村寨偷偷把她请走。他们认为，“萨神”一醉就是12年，在她酒醉期间，地方上都会风调雨顺、人寿年丰。
过山瑶在迁居时，一定要将旧居的三块代表“萨姆”的“支锅石”带走，到了新居之后，先要举行祭祀，将这三块“支锅石”立在新居地头，然后才能开火煮饭。
彝族视“支锅石”为神圣之物，认为“火塘”上边的支锅石代表神先神灵，左边的代表男性祖先，右边的代表女性祖先。因此，火塘上方是严禁就坐的。火塘也是严禁跨越、脚踩、敲打、吐痰的。
在中国大西南的许多民族中，像这样“立石为社”的祭祀风俗，随处可见。由于中国的汉族是农耕民族，也传承了“立石为社”的风俗习惯。
为什么要“立石为社”呢？原来，古人认为，大石就是人类的母亲。《淮南子·修务训》说：“禹生于石。”又说：禹的妻子涂山氏“化石方生启”，也就是说，禹和他的儿子启都是“石萨姆”之子。我小时候也曾认过“石干娘”，以石为母。
《周礼·小宗伯》郑注云：（社主）“盖以石为之。”《吕氏春秋》云：“殷人社用石。”《说文》曰：“佑，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唐书》曰：“社稷主用石。”《宋史·礼志》曰：“社稷不室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坚久。”《水经注》、《益州志》等书记载：“龙盘山有一石，长四十丈，有户及扉。” 汉·杨雄《蜀王本纪》、晋·常王居《华阳国志》等等古籍记载：“蜀王死，五丁力士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笋，以为墓志。” 《汉书·五行志·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条》载：“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这“三石组合”是由三石摆成品字形、三石相叠、或在三石之上覆以卵形巨石的人工建筑物。这“三石文化”还表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的“礻”字作“示”，就是用三块小石顶着一块大石当作祭坛，在大石上面陈放着祭品的象形字。甲骨文的“福”字，就是将酒尊供奉在“示”形大石祭坛旁边以祈福的象形字。甲骨文的“祝”字，就是一位女巫跪在“示”形大石祭坛旁边求神祝福的象形字。
朝鲜和日本的神道教，受“萨姆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有“石萨姆”，也有竹木做的“萨姆杆”（讹称“梭罗杆”或“索伦杆”）。以石为“萨姆”是在石柱上立“鸟形石”，竹木做的“萨姆杆”是在竹竿或木杆上立一只鸟（或三只）。
这些风俗有没有从古代传下来的可能呢？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叩问考古发现时，我发现这种“立石”或“埋石”的风俗，很可能在9000年前便已萌芽了。
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是有了9000年历史的稻作文化，由于稻作民族都有鸾鸟崇拜，并尊称之为“萨姆”。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过负责发掘彭头山遗址的裴安平教授：“彭头山文化已经出现了原始祭祀，遗址中是不是发现过鸟形的石头呢？他说：“有哇，我就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鸟形的石头。”他还在纸上为我把这鸟形的石头画了出来，看上去果然很像一只鸟。我问：“这鸟形石头还在吗？”他说：“没有了，因为我们在石头上没有发现人工雕磋的痕迹，有些人以为它是一块没有用处的天然石头，就没有记录在案了。”听了裴教授的话后，我仔细一想：现代的水族也还有寻觅天然的“人形石头”当作“萨姆”来崇拜的风俗，如果这石头真的没有用处，原始人把它埋在遗址中干什么？难道原始人类就不会寻觅天然的鸟形石头，将它当作“鸾鸟萨姆”来崇拜吗？但因我的这个想法毫无根据，我也无法深究下去。
后来，我又考察了澧县的城头山文化，这是一处接近7000年的文化遗址。是对彭头山文化的继承。澧县考古所的曹传松教授知道我是民俗学家，便问我：“这里挖出了当时的祭坛，上面有巫师的墓葬很容易理解，但有三个排列整齐的坑，每个坑里埋的都是一块石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请他带我去看了，这三个坑的规格都一样，只是埋的石头却一个比一个小，我想起了侗族的“萨坛”，心中一亮，便说：那块大石头代表的应该是太阳，中型石头代表的应该是月亮，那最小的石头代表的不就是星星吗？原来，这就是三座祭祀日、月、星“三光”的原始“萨坛”啊！曹教授听了以后，也深以为然。
还有距今7400年的黔阳高庙文化，是一个拥有多处文化遗址的文化群体，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有图文的祭祀陶器，陶器上有“太阳鸟（鸾鸟）从产门产下小鸾鸟”的图案、有大量背负日月图案的“火凤凰”的图案、有成双高耸的祭祀塔图案、有各式各样的祭坛图案、有在棂船上祭祀太阳神的图案、有飞檐翘角的宫殿式图案、有鸟形人面像、有双鸟拥人面像、有头戴三尖神冠的人面像、有用卵石铺的神犬图案……内容美不胜收。特别是出了一块刻了有可能是“月干母”三个字的石雕人面像、它不但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以文字造句的最早实证，这“干母”二字不就是中国南方民族的“萨姆干（粳）”吗？“月干母”三字是不是“粳氏族的月亮萨姆”的文字符号呢？值得研究！
“石器时代”留给我们的“石文化”，一般人多认为就是那些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有“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两大类。但人们却往往忽略了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地上文化”。也就是考古学家所谓的“巨石文化”或“石棚文化”。其中有一种“三石文化”（支锅石文化）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我对全国的“三石文化”进行了多次考察。在考察江苏省连云港距今有４０００年历史的将军崖岩画时，看到了在三组岩画中间，有三块石头非常突出，一石长４２０、宽２００厘米，一石长２２０、宽１４０厘米。一石长２００、宽１８０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认为是“社主”，本地专家王洪金先生则认为是对日、月、星“三光”的崇拜。，这使我想起了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文化距今7000年的那三座“萨坛”中埋的三个石头，地隔万里，而以“三石”表示“三光”的意识形态却完全相同，这难道是用“偶然”二字解释得了的吗？这样的“三石文化”在中国远远不止一处两处（我知道的就有十多处），特别是一种叫“宝鼎石”的“三石文化”更令人称奇叫绝。
湖南九疑山下的永州市黄田铺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处用三个小石头顶起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石头的“宝鼎石”，总高约三米多，其三个支撑石高约一米多，三个支撑石之间的空隙可容一个人弯腰行走。据考古学家说是中国最大的“石棚文化”，因此被定为了“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我看到的“宝鼎石文化”中，这还不算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我在长江边上考察到的华容“仙鹅蛋山”的“宝鼎石文化”。
“仙鹅蛋山”的俗称是“大蛋子山”（另外还有小蛋子山，但因不通路，我没有去考察）。这消息得自华容县政府的干部朱培高先生写的一篇散文，他在散文中这样写道：“山顶一石，圆润光滑，酷似鹅蛋。石下由三块小石支撑，据说卵石与撑石之间，可用丝线盖过。”“盖”是华容土语，意为可以像拉锯一样地拉过。我当时任《楚风》主编，很重视对楚文化的研究。得知后便马上到了华容，与朱培高先生共同考察了仙鹅蛋山。仙鹅蛋山是一座高约200-300米的大石山，形如巨烛，挺立在长江边上，很远就可以望到。其山顶平坦开阔，很适合做祭坛，原始人便选择这里作为他们创造奇迹的地方。他们将洗脸盆大小的三个石头排列成一米左右的品字形，在这品字形石头上架了一个长约700厘米、宽约400厘米的鹅蛋形巨大磐石。鹅蛋石的尖端正指向东方日出之处，似有天文学的含义。这巨大无比的“仙鹅蛋”永远只立在三个支撑石中的两石之上，可以随风摆动，所以“可用丝线盖过”（我在湖南新宁县的朗山也见过一块有三足的风动石，当地人称“宝珠石”同样是永远只有两足落地，能够随风摆动，可以“用丝线盖过”。）
我考察过后感到它实在是太神奇了，像这样的千钧磐石，就是现代人运用巨型吊车或直升飞机也无法将它起吊到如此高的高山顶上，更无法将它安装到高山顶上的三个小之又小的石头上，即使吊到了高山顶上，又如何掌握物理学的平衡定律，不偏不倚地安放在这三个小得可怜的石头上，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霜雨雪而没有失去重心，滚下高山呢？即使是现代的特级建筑工程师，又有谁能做到这点呢？考察完毕以后，我不禁喟然自叹：这不仅是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三石文化”。说它可列入“古代世界第一大奇迹”，也一点都不过分啊！
我还在浙江绍兴城东的狗山（今名吼山）看到了一座石柱上立有卵形石的参天巨石，约有10多米高，酷似男性生殖器。在它的旁边有一临空的平顶小石山，山顶上有三块品字形巨石。在四川成都城东看到了由三石组合而成的形似男性生殖器的“三石文化”（俗称“天涯石”）……
遗憾的是：中国是一个很难保存奇迹的国家，这样一处伟大的奇迹，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石头上刻满了历代文人的诗词，而被当地的一个“造反派”当作了必须破除的“四旧”，自告奋勇地买来炸药，将它炸碎了。我们考察到的，只是被炸后的巨大碎石和三个支撑石在重压下形成的品字形圆窝。我测量了这三个被几千年重压而形成的圆窝的深度，足有3厘米深，可惜我不是科学家，不能据此而推断出这“宝鼎石”的确切年龄。
永州黄田铺的“宝鼎石”的命运又如何呢？我不久前问过永州的学者，他们说，由于又有考古学家考证它是天然石偶然形成的“假石棚”，撤销了它的“省级文物”资格，现在被一个文物贩子将它买走，已经不知下落了。
在全国，小型的“宝鼎石”还有许多，如连云港的“砚石”和“石棚”、山东王母山也有两处“宝鼎石”，辽宁营口的一部分“石棚” 都是“宝鼎石”，它们虽然没有华容和永州的“宝鼎石”那么大，却还是相当大的。这些“宝鼎石”毫无例外地都出现在水稻耕作区，
似为中国原始社会为了纪念神农氏发明鼎釜的而竖立的丰碑，也显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立石为社”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上古的农耕民族“萨姆文化”遗留至今的“地上文物”。

结  束  语[/B]
        原来，“萨姆崇拜”就是“太阳鸟崇拜”，又可称“阳鸟崇拜”。《禹贡·扬州》有“彭蠡既潴（都），阳鸟攸居”之语，说的就是“彭蠡之畔的农耕氏族已聚成了都会，崇拜阳鸟的农耕氏族在这里很悠闲地居住着。”的意思。
7400年前湖南黔阳县高庙文化的陶器上，画有许多“大太阳鸟”（火凤凰）从阴道里生下许多“小太阳鸟”的精美图案，就是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农耕民族崇拜“太阳鸟”（鸾），自认为是“太阳鸟的传人”的考古见证。
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不出好的建材，但摆弄石头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为了表达他们对“太阳鸟”的崇拜，便以鸟形大石、卵形大石或人形大石作为“太阳鸟”来崇拜。这就像“人为宗教”的信徒总喜欢将寺庙教堂建筑得极其富丽堂皇一样，他们建筑不了高水平的土石建筑，便在巨大和神奇方面下功夫（当然也融进了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天文、地理、气象、物理等科技水平），创造了这种神秘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巨石文化”。这些由石头建造成的“太阳鸟母亲”被称之为“石母”，黔中方言，“石”、“萨”、“社”不分。于是，“石母”便被译成了“萨姆”、“萨满”、“萨蛮”、“珊蛮”、“苏摩”、“沙茫”、“叟瞒”、“蔡蒙”等等译音了。
我的发言是那么地不同于传统观点，也许会令人大吃一惊，也许有人会极力反对。学术观点有人反对是一件大好事，我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当然也敢干面对别人反对我的观点。真理越辩越明嘛。我是从文学界转入学术界的新兵，是一个“学术年龄”才20年的老朽。既不是教授，也不是研究员，也不在任何学术岗位上任职。完全是以在野之身来到这个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的。与大会上的各位大师相比，我不过是一个大闹天宫的小毛猴而已。但是,古往今来真正做学问的人，又有几个是高官厚禄的锦衣秀士呢？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只当过漆园小吏，万世师表的孔子只当过缉拿盗贼的捕快头目，名列世界名人的屈原，只是一个被流放江湖的逐臣，有“太史公”之称的司马迁是受了割生殖器的酷刑后才发愤作《史记》的……子曰：“礼失而求诸野。”西哲曰：“真知出民间”，俯听一下在野草民的学术成果，又何必先查问他的门第高低呢？我听说西方古代的学者有服从真理的传统，如果辩论失败了，有以自杀或愿终身为奴的习俗，我对此传统不敢苟同。中国的传统是提倡“一字师”，如果反对我观点的人的确掌握了真理，我当以之为师，如果我的观点还有一二可取之处，也希望不要有门户之见，让我们互为“一字师”吧。为了本会的光辉前景，让我们共同探讨，共同取长补短，共同携手前进吧。（2004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