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视野中的祖父闻一多

（2001年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藤井省三教授，约我为东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讲一次关于闻一多研究的介绍。由于日本学者对闻一多的了解和研究已经有一定深度和规模，于是我的报告只是选择了自己从事这项研究的起因与过程，下面即是这次报告的大要）

一，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回顾

我1977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直从事历史研究。最初，我并没有打算做闻一多研究，是1985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方引起了我的这个念头。那次会上的论文，没有多少新的建树，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利用的多是现有过于政治化的材料。我当时在史学训练上已经有了基础，加之作为闻一多的长孙，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为深入进行这一研究，做些基础性工作。

那时，宋末元初李焘所写的《续自治通鉴长编》，对我影响很大。由于这部书容纳了大量宋代的基本史料，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宋史必读的第一部著作，其价值远远超过作为正史的《元史》（《元史》成书于元代，晚于《续自治通鉴长编》）。受《续自治通鉴长编》这种体裁的启发，武汉会议一结束，我就决定仿照其例，从头整理和编写一部纪录闻一多生平历史的史料集。

在我们研究所的支持下，1986至1988年的两年里，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资料收集上。我当时给自己确定了四条要求：1，凡是现有资料，都要重新核对一遍；2，凡是闻一多生活区域的主要报纸杂志，都要全部查阅一遍；3，凡是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尽量亲往调查感受；4，凡是健在的闻一多的友人，力争登门采访，采访有困难的，也要信访。

带着这个目标，我先后拜访了闻一多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泽霖、程绍迥、许复七，和1921年共同创办“清华文学社”的顾毓琇、1925年在美国波士顿共同演出英文古装剧的冰心、1926年在闻一多家里进行格律新诗试验的蹇先艾、沈从文，还有了冯友兰、陈岱孙、冯至、卞之琳、臧克家、张光年（光未然）、费孝通、王遥，以及潘光旦的女儿、朱自清的儿子等等。

闻一多早年在清华园里求学十年，1932年回到母校后，再也没有离开这一团体。我把清华作为重点之一，翻遍了清华保存的所有闻一多读书期间出版的刊物，还查阅了清华保存的1949年前的全部档案。

昆明是闻一多殉难前生活了八年的地方，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接连三年三下昆明，一共在那里住了整整半年，几乎翻遍了那一时期的所有报刊，访问了许多知情的健在老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一直和西南联合大学联系在一起，而联大教授编辑的刊物，当时只有北大最全（清华因为是理工科院校，文科的材料虽然完整，却都封存在书库里）。我住在北京，但为了节省时间，就搬到北大去住了三个冬天。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努力，我发现了大批很少有人了解，有些还是从未有人利用过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我编写的86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就是在这基础上完成的，其中五分之三，都是新材料。我的叔祖闻家驷看了其中一少部分，就说有些事情他还是从书稿中才第一次知道。

我做这项工作，当然带有家族感情，不过当我投入工作时，则始终把自己摆在历史学者的位置上，要求自己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力争客观平和、系统完整地记录闻一多一生的经历。我把这部书当作一部史书来编写，使它以闻一多为线索，串接了与谱主相关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闻一多年谱》在1988年底交给我们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年后，他们表示愿意出版，但要我付4万元赞助费。我那时每月工资才45元，这笔赞助费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无奈，1989年我把它交给了承担新版《闻一多全集》的湖北人民出版社，最后由一位很有魄力的编辑承担了风险，才决定出版。

作为国家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绝对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哲学系四十多位知名教授经过无记名投票，向研究生推荐应读和选读数目60种时，《闻一多年谱长编》不仅得以列入，并且还列为八种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读物的第六位（另外七种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鲁迅的《鲁迅全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国史大纲》）。[1]其实，当我完成这部书时，就预感到它将会产生某种影响，但绝没有想到它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将这部书列为教学基本参考教材；研究闻一多的一些人，称它是新版《闻一多全集》的第13卷；凡是最近完成的各种闻一多传记，都无一例外地大量利用了这部书提供的材料。

《闻一多年谱长编》交给出版社后，我便开始利用新掌握的材料开始了研究了。由于那时《长编》还处于难产之中，我又急于想让闻一多研究者能够利用这些材料，便写了《闻一多传》。这部传记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原因之一，是有些人认为闻一多的后人写闻一多传记，肯定会褒长避短。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日本学者，是你们不带偏见，最早发现了这部传记的价值。1994年，正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看到了这本书，铃木教授过去从事过闻一多研究，他立刻发现这部书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于是决定把它译成日文。北大出版社知道后，马上表示愿意由他们出版。这样，日译本的《闻一多传》成为北大出版社建社以来的第一部外文学术专著，在去年10月推出了。

在此期间，我还编辑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合编，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闻一多萃语》（岳麓书社，1996年）等。目前，我正在写作暂名为《闻一多师友录》的书，闻一多得很多友人，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我的目的，一是想把他们的交往记录下来，二是打算把闻一多和这些友人做一些比较。

无论是《闻一多年谱长编》还是《闻一多传》，都由于体例和我个人身份的限制，不能阐发更多的研究心得。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发表。并且，我基本上是从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选择研究题目。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扩大到和闻一多有同样经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论文的目录，请阅附件。

二，关于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几点认识

今天，在座者都是文学家，因此我不便介绍自己研究的比较深入的闻一多的政治思想以

活动等问题，而只就闻一多新诗道路中的几个问题，谈点儿粗浅认识，并望得到各位的斧正。

1，“新”与“古”（新诗中“古”的成分）

闻一多最早在中国诗坛亮相，是他诗集《红烛》出版之时。其实，他的诗歌创作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期，就已小有名气了。梁实秋曾称闻一多是清华园里唯一的诗人，[2] 这句话有些过誉，却也说明他当时在清华园内新诗领域的地位。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结束后才开始写新诗的，开始创作新诗的时间并不早。按理说，新诗不仅在体材上，而且在写法上，都应当是全新的。中国的自由诗，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可是，闻一多从一开始写新诗，就非常自觉的把古诗的一些特点，融入到新诗之中了。他甚至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他还说“没有进旧诗库里去见过世面的人决不配谈诗”。[3] 这种中国传统诗歌的理性认识，使他的新诗创作显示了与当时占主流位置的自由诗的很大差别。比如1922年9月从美国寄回国内的《太阳吟》，就可以说是新诗古典化的杰作。他在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时，特别指出这部诗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欧化”，提出中国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名言。

为了寻找新诗和古诗之间的桥梁，闻一多做过很多努力。1921年12月，他在清华文学社发表的《诗底音节的研究》报告，反映了他的最初探索。1922年3月完成的《律诗底研究》，更是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律诗的特点和规律。他做这些工作，就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美学的一些环节。经过四年的探索，1926年5月他发表了《诗的格律》。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格律化新诗的理论结晶。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诗歌的实力应当表现在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上的著名“三美”理论，既是他对诗歌规范化认识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也是至今人们仍视作的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2，“中”与“西”（新诗中“西”的养料）

闻一多在文化上，基本倾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立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忽略了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在他的诗歌道路上，有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他直接受到的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1922年8月，闻一多来到芝加哥美术学院攻读西洋美术。芝加哥是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他抵达芝加哥时，虽然文艺复兴运动已近尾声，但文艺理论则趋于成熟，并且发起与参加这场运动的许多关键人物，也还生活在这里。于是，闻一多不仅在这里呼吸到美国最强劲的文艺风气，而且得天独厚地与一些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1922年12月，闻一多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Eunice Tietjens），并受到海德夫人的鼓励。1923年2月，他又幸运地与美国著名女诗人、美国意象派诗人的领袖爱米·罗艾尔（Amy Lowell）共进晚餐。此外，热情的房东太太还写过几封推荐信，介绍他去见美国著名诗人、自由体诗《烟与钢》的作者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美国《诗歌》杂志的创办者门罗 (Harriet Monrie)。虽然没有资料证明闻一多与卡尔·桑德堡、门罗曾经有过往来，但这些人的作品和理论必定引起了闻一多的关注。

这些影响，从这一时期创作的《玄思》、《晴朗》、《笑》、《剑匣》、《记忆》、《秋色》、《废园》、《烂果》等诗作中就能窥见一斑。因为如果我们用中西不同的艺术特点来分析这些诗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主题，大多与西洋诗强调人的活力、颂扬人的热情相类似。而在写作方法上，也尤为突出西洋诗所提倡的那种有意识的技巧感。可见，与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的接触，使他直接了解和学习到了欧美诗歌的创作主题和西方诗歌的主要表现方式。

3，“情”与“力”（新诗中“情”的力量）

在新诗创作态度上，闻一多特别强调“至情”，反对不负责任地随意写作。他曾说：“诗人胸中的感触，虽到发酵地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发胀，自己爆裂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不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4]正是由于他对创作抱着这种严肃态度，他的诗歌才能既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艺术追求。

在“情”的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他那奔放着浓烈的爱国情感。前面提到的《太阳吟》，还有大家熟悉的《洗衣歌》、《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等，都具有这种鲜明特征，以至朱自清说在抗战之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歌咏爱国的诗人。

对“情”的刻意强调，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唯美主义。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流传不衰的作品，恰恰都有情深意长的特征。抗战初期的1938年年底，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创刊号发表《编者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左翼文化人士戴上“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闻一多没有之间参与这次论战，但他在1939年2月发表了一篇《宣传与艺术》，批评当时“所有的宣传似乎大部分还不离口号标语”，并认为“宣传不得法，起码是枉费精力，甚至徒然引起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或者更严重严重的反作用”。[5] 这实际上使站在同情梁实秋的立场上。而且，他的这种主张即使到政治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的时候也没有放弃。1944年7月上旬，他和西南联大一些进步学生讨论风靡一时的朗诵诗，他表示：朗诵诗的对象是大众，“到了他们水准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欣赏水平也提高了，今天所唾弃的图画美的诗到那时将会兴盛起来，所以今天的图画美也不可完全丢掉”。[6]

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至情至意的讲究美学原则的作品，才具有永久的魅力。1999年中国迎接澳门回归期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澳门》响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老年人到幼儿园的孩子，从欢庆的舞台到各种集会，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屏幕，都响起这支歌的旋律。以至报纸上说，《七子之歌·澳门》几乎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唯一主题曲。其实，这首诗只是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在国家主义感召下，写下的一首政治化诗歌，他对这首诗并不很满意，也没有收入他自己编的任何诗集。然而，谁也没想到，这首诗经过历史的沉淀，竟然在74年后和全国大众在心理和感情上达到了沟通。这，证明了闻一多在诗歌中所孕育的“情”，早晚都能爆发出它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