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
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
或许,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说过了太多太多,或褒或贬,或多或少。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民群众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我们中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我觉得成功与否,完全在于你的评判标准,如果你的标准是美国标准,那么我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失败的,没有可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始。党在过渡时期制定了符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成为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科学地反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领域中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认识问题、观察世界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三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一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二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相结合的产物。重要的是: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用世界战略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坚持同经济全球化这个历史背景相结合,使生产力形成新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实现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二个基本命题;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二个基本命题,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由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不是简单的经济概念的转换,它从经济原理上揭示了经济在计划和市场属性上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属性的,最基本的属性划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二个社会框架和体制标准。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是有基本共性的,共性是它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说:“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维度上的认识论,是一种价值体系上的现实变化的反映论,是一种基于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经济体系的基础而建立的经济原理上的方法论。毛泽东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方向,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表现方法也是有其基本属性的,但社会主义的经济也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它的经济规律是客观的,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当然,它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私营和民营经济为补充。
当然,这60多年,我们也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就,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等等。比如说1949-1957年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一阶段中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6年底为三大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1958-1962年为十年探索时期(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前半段,中共从“八大”的正确决策到1957年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出台,经济领域内“左”倾错误不断(如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随后中国出现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但中共从1960年-1962年采取系列措施纠“左”(如农业工作中的《农业六十条》,“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出台,“七千人大会”的召开等),到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生气。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时期,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发展。1964年原子弹研制成功。1966年氢弹研制成功。1966-1976年是文革十年。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严重,党内的左倾错误泛滥,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但在广大干
部群众的努力下,国民经济也有所发展。1976-2000年这一阶段中1976-1978年为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军事战争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对越、对苏、对印、对美等。 军事科技上:核弹爆炸成功、火箭卫星上天、神6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 其余科技上: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随着国力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还没有最终完成)。 社会文化上:虽然教育体制不对,但比建国前水平高了不知多少倍,各种文艺水平越办越高,渐渐地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世博会也在中国举办。 影视文化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国内影视制作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啊,10年前哪儿有这么多丰富的电视节目可看呢?艺术水平也在提高。民间艺术也在保护。 体育上:中国的成就太辉煌了,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中国的优势项目称霸全人类。最近的刘翔、姚明还有冰上项目更是牛比,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逐渐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奥运会、F1、亚洲会等等非常多。 疆土上:收复香港、澳门。 民族自信心上:随着国力的壮大,人民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讲究。但最近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有抬头现象,不理智的愤青也对社会产生一定民族情绪的影响。这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时机未到。 总的说来,就这些方面,但政治体制上还是很不完善,腐败现象严重。
或许大家都习惯了听好话,那么,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60多年里面,我们的社会主义也遭遇过许多坎坷,甚至是危机。比如说政治上的腐败,1998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有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有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有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等。1999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增加到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有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2000年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竟达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还有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以权谋私案等。更有甚者,在已被查处的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案中居然有不少是集体腐败案,例如因“沈太福案”被揭露的李效时;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揭露的王宝森、陈希同、周冠五;因“远华案”被揭露的李纪周、石兆彬;因“康赛案”被揭露的徐鹏航、吴文英等。据有关资料报道:《法制晚报》曾对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公开曝光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六成贪官的“腐败潜伏期”集中在5年之内;贪官的涉案金额集中在100万元至500万元人民币之间;局级贪官比例超四成。在200个“贪官样本”中,有 141人通过批项目的方式捞钱,占总人数的70.5%。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从1995年至1999年初,通过帮助北京三威电子有限公司经理王某承揽工程,收受王某贿赂305万元。另外,在被调查的200名贪官中,通过卖官捞钱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26.5%。根据统计,200个贪官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的有73人,占整体数据的36.5%。在样本分析中,“涉案金额”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来源不明财产等。原西安市体改委主任杨永明、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等“著名”贪官的涉案金额都在这个区间。在200个“贪官样本”中,50名贪官有情人,并将违法所得送给情人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占整个人数比例的25%。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都曾在腐败过程中长期包养情人。比如说食品安全,塑化剂,地沟油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出来了。还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六四时间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