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在党旗下的著名文学艺术家们

　　在国难频仍、民生多艰的旧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过长期而艰难的探索。这些为人民大众潜心创作服务的文学艺术家们，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怀和珍视的对象。对这些难得的人才尊敬有加、赤诚以待、视为知己并充分焕发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才智，积极引导、鼓励、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态度。 　　 　　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当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生前在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曾经无限感慨地说：“我的命运是跟党在一起的。”青年时代，丁玲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开始向往光明，追求进步。 　　1923年，丁玲和好友王剑虹从湖南来到上海，先后在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早期中共党员、社会活动家和理论思想家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人都在此任教。很快，瞿秋白以他横溢的才华、渊博的知识，成为丁玲的良师益友。当时的丁玲虽然渴望追求真理，决心在文学的道路上充实自己，想做一名正直的文学家，但她还没有产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后来她曾说：“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只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可以了。”当时尽管瞿秋白非常喜欢这位坦荡率真的女学生，想精心培养她，使她尽快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但丁玲却一再表示她“喜欢自由，要怎样就怎样，不愿受党的束缚”。 　　就在这时，王剑虹不幸病故，这对丁玲是个沉重的打击。意志消沉的她离沪赴京。在北京，她结识了青年诗人胡也频，他们在一起谈社会、人生、文学，共同的爱好与志趣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他们相爱并组建了家庭。这个时期，丁玲虽然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但由于远离了熟悉的朋友与革命队伍，她仍然感到苦闷，思想上陷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之中。她只好把小说当成精神上的朋友，每当苦恼袭来时就埋头读书。她感到心头涌动着不少话想倾诉和呐喊，但又找不到知心朋友倾诉，无奈只得靠笔抒发对封建势力的愤怒和反抗。之后，她依然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观察、思考、徘徊、写作……她的作品《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在了叶圣陶主办的《小说月报》上，她把自己的追求和希望寄托于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给了广大读者以信心与力量。 　　数年后，丁玲迁居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她的作品影响越来越大。1930年，她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从20年代末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逐渐发展、转变成为农民工人的代言人”。党组织非常关心这位女作家，同她建立了联系，并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帮助。 　　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革命作家及其他革命者共23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 不幸消息传来，丁玲悲痛欲绝，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渐渐意识到，要挺起腰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她愤然清醒了许多，变得更加坚强。她把刚满3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更残酷的斗争中。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因而没有批准她的要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毫不畏惧，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 　　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通过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丁玲深深感到，党是自己的领路人，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党的爱护与培养，在革命的征程上，“只做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于是，1932年初，丁玲郑重地向当时文化界党组织的负责人阳翰笙提出了入党请求。对于这样一位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女作家，党组织满腔热情地接纳了她。 　　同年3月，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党组织为丁玲、剧作家田汉等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入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瞿秋白也代表中宣部参加了这次入党仪式。 　　夜晚，华灯初上，大三元酒家灯火通明，觥筹交错。没有党旗，没有会场，确实是个别具一格的入党仪式。这样的入党仪式，让丁玲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她回忆说：“我们全体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上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入党的志愿。” 　　丁玲的入党志愿是发自内心的，每一个字都那么朴实、真诚而滚烫：“我愿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瞿秋白此时内心的激动也是难以言状的，他回顾了丁玲的成长过程像其他同志一样，犹如长河百折，终归大海。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瞿秋白就曾说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这句耐人寻味的评语概括了丁玲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品格，是她一生对党坚贞不渝的真实写照。 　　 　　程砚秋：从京剧名旦到先锋战士 　　 　　程砚秋，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原名荣承麟，北京人，满族。他6岁学艺，13岁成名，17岁独立成班，并逐渐创造京剧程派唱腔艺术，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一同被誉为“四大名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1957年10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逝世后被批准为正式党员。 　　1957年的一个春夜，程砚秋独坐在书桌前，心潮澎湃，他提起笔，庄严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几个字…… 　　从一个不太关心政治的戏曲演员到立志成为共产党员，其间的变化之大，程砚秋自己心里最清楚。这变化来自他对新旧社会的切身感受，更来自周恩来、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关怀与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真切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两重天。旧社会的戏曲艺人，处于被迫害被侮辱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艺人们在政治上翻了身，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是光荣的文艺工作者。当家做主的自豪感，使程砚秋更加感激党、热爱党。特别是在他出国访问期间，目睹了新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更加由衷地敬佩。 　　在程砚秋身边，许多优秀党员的模范行为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他在自传里曾经这样写道：“解放后几年来，由于我亲身的体会，深刻地认识了党的伟大。对每一个党员我都怀有敬爱之心。他们那种朴素踏实的工作作风，勤勤恳恳的对人态度，无一不使我深深感动，从此我的心也就更向着党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和他们一样，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忠诚战士，那才能满足我的心愿。” 　　1956年冬，程砚秋作为人大代表成员访问苏联，在回国途中正巧与从波兰归国的周恩来同乘一列火车。途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程砚秋是否想过入党的问题。 　　程砚秋向周恩来如实道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旧社会养成我个人奋斗、嫉恶如仇的秉性，这有好的一面，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过去身处旧社会，因吃亏太多，时刻有防人之心，愿交君子，怕交小人，因此有独善其身的思想。那时洁身自好，不与坏人同流合污，虽然在当时看来有进步意义，但也因此形成生活圈子狭小，给人一种孤僻的印象。再加上我的生活散漫……” 　　“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周恩来鼓励道，接着又历数了程砚秋在解放后的进步表现。

　　“是吗？……总理过奖，过奖。”程砚秋一边谦虚地回应着，一边在心里暗暗惊讶：没想到周总理是这样关心、理解自己，爱护、信任自己。他终于向周恩来倾诉了久藏在心里的愿望：“总理，我早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也按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是我还没有为自己找到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立即爽快地表示：“我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谢谢总理！”程砚秋激动地站了起来。 　　火车到达北京，副总理贺龙来车站迎接代表团，周恩来将火车上与程砚秋所谈的入党之事告诉了他，贺龙走到程砚秋身边，热情诚恳地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介绍人。” 　　程砚秋不禁激动地紧握住贺龙的手，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谢谢，谢谢！” 　　自此以后，程砚秋积极靠拢党组织，找到夏衍、马少波等人畅谈思想。除了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提出了口头申请外，他又认真地拿起笔，写下了正式的入党申请书。 　　1957年秋的某日下午，国务院办公室给程砚秋打来电话，说邓颖超请程砚秋和程夫人去吃螃蟹。 　　就在程砚秋和程夫人换衣服的时候，周恩来来到程家，亲自来迎接客人。 　　到中南海之后，邓颖超和贺龙夫妇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见面，分外亲热。入座以后，贺龙先斟满两杯酒，笑着递给程砚秋一杯，目光里饱含着鼓励和祝贺，程砚秋会意地举杯答谢。席间，周恩来谈笑风生，还关心地询问戏剧界一些名演员的情况。 　　用餐完毕，周恩来就催促邓颖超：“今晚天桥剧场有戏，你们几位先走吧，我们还有些事谈谈，晚些来。” 　　接着，周恩来招呼程砚秋、贺龙朝另一间屋子走去，三人坐下开始交谈。周恩来问道：“砚秋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吗？你觉得自己有哪些进步？” 　　“入党申请书早已交了，进步我倒觉得有一些，但总扪心自问，我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吗？” 　　周恩来与贺龙相视而笑。 　　周恩来风趣地说：“你自己说自己进步不行，得别人说你进步才行。” 　　程砚秋腼腆地笑了。 　　工作人员送来茶水，周恩来起身端起茶壶给程砚秋、贺龙倒了茶，继续说道：“最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解放后这七八年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上的进步和提高没有止境。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不断进步……” 　　程砚秋认真听着周恩来的话，频频点头。 　　接着，周恩来既亲切又严肃地对程砚秋说：“砚秋同志，前几年，我曾指出过你的性格孤僻、清高，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这在旧社会是个优点，但到了新社会，不注意团结同志，就会脱离群众，与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你这个缺点，这几年有所克服，但还要继续努力……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刚才这些意见，我将要写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自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后，30年来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感到高兴。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望你永不停步，很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争取又红又专，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谈话结束后，他们又一同到天桥剧场观看演出。散戏回到家里时已近深夜，可程砚秋和妻子却毫无睡意，他们坐在堂屋，回味着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1957年10月11日，这是程砚秋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讨论通过程砚秋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入党没几天，程砚秋收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意见：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和贺龙对程砚秋的积极帮助，使一个京剧艺术家成长为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这不仅在戏曲界，而且在党史上也成为一段佳话。 　　 　　华君武：“八路军文书上士”入党 　　 　　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上海租界成了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孤岛。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集体翻译、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真实地记录了斯诺在延安的见闻，还人们以中国共产党的本来面目。 　　在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华君武还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初级试用助理”行员。这时的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报刊发表漫画作品已有5年的历史。当时，他虽然没有成熟深邃的思想，但对社会的黑暗和帝国主义者的无耻却看得十分真切。《西行漫记》对华君武产生了改变命运的决定性的影响，使他完全打消了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而对共产党所产生的疑惑，书中描写的那个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延安令他神往。 　　1938年夏天，华君武瞒着母亲，怀揣友人沉甸甸的介绍信，只身启程，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 　　到了延安后，华君武被任命为“文书上士”。在画画时，他就刻了两种印章：一种是名章，刻了自己的姓名；还有一块是闲章，闲章可以刻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名字，华君武就刻上了“八路军文书上士”几个字。这枚闲章后来成为华君武的标志，常常被他用在抗日宣传和抨击蒋介石的画作上。1938年12月，华君武从陕北公学转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在延安，华君武四处感受到了像春天一样温馨清新的气息，生活在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氛围里，他的工作和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干劲十足，就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着他。 　　1940年，25岁的华君武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几个月后，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后来，华君武深情地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员，还是秘密的，不公开的。见人家开会，单单落下我，我还以为是不信任我，闹情绪。后来知道了真相，我便一心向党员看齐。当时有位叫田方的同志是共产党员，教给我许多东西，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应该怎么做人。可以说，在我心目中，他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杰出代表。所以我常常拿他的言行来要求自己，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一样。我终于入党了！在延安城外桥儿沟的一个窑洞里，我宣了誓，党旗挂在土墙上面。现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表示的革命理想和为完成这种理想而奋斗、甚至牺牲一切的决心。” 　　在延安这片新奇而广阔的天地里，加入了党组织的华君武如鱼得水，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全面释放，不断在“鲁艺”的墙报和《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作品。他与蔡若虹、张谔举办的三人漫画展，一时轰动了延安，还吸引了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观赏。1942年，华君武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他更加专注地琢磨文艺为大众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他就学《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搜集来自百姓的漫画语言，体味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他的作品越来越能为人民接受。“群众是否看得懂”，成了他创作的前提。 　　华君武曾满怀幸福、意味深长地说：“不到延安，没有党的教育、毛主席的教育，就没有我华君武的今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老话，但还是非说不可！”

　　 　　常香玉：邓小平过问下才入了党 　　 　　常香玉，1923年出生，原名张妙玲，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时，26岁的常香玉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豫剧艺术家了，但她对组织上说：“像我这样唱戏的，解放前被人叫做‘戏子’，几次被逼得没法活、要自杀，受尽了百般欺辱。只有在解放后，地位才变了，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有了做人和艺术家的尊严。自己工作稍微有了一点儿成绩，党和人民就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在有了这样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不久，她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常香玉创办的“香玉剧社”正在陕西西安演出。当她得知美军飞机在鸭绿江边轰炸时，立即坐不住了。她对党组织说，想举行义演，用义演收入购买一架战斗机，捐献给志愿军。 　　当时，购买一架苏制米格-15战斗机的价格是旧币15亿元。这个数字对于常香玉小小的民营剧社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当年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指示西北文化部派几名干部协助常香玉开展捐献演出。 　　为了保证义演的正常进行，常香玉卖掉一部卡车和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并拿出多年的积蓄，设立了捐献义演基金，主要用于发放演职人员的工资。她在剧社全体人员动员会上说：“捐献义演期间，我和丈夫陈宪章不拿工资，但坚决保证大家的正常生活。每个演职员的工资一分不少，发放时间也一天不拖欠。”大家感动得直掉泪，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常香玉把买飞机的钱攒够，半年时间不够，一年两年都行！ 　　捐献义演要去好几个省市。常香玉夫妻俩狠狠心，把3个年幼的孩子全部送进了西安市敬业幼儿园，带队踏上了义演之路。 　　他们带着专门准备的《花木兰》等剧目，和剧社演职员一路走一路演，经过了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和长沙等四省六市，在半年期间演出了180场。这期间，常香玉每一场都要登台，每一出戏都要担当主角，但她和大家一样坐硬席车，睡光板床，吃一个月几块钱的伙食，常吃的菜是豆芽拌黄瓜、煮白菜、炒萝卜。 　　义演收入终于达到了15.27亿元，买一架战斗机还绰绰有余。常香玉把这笔巨款全部汇给了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 　　1958年，常香玉在河南郑州定居。但这时，她的入党愿望还没能实现。问题出在丈夫陈宪章的身上。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当过国民党陕西省渭南县和宝鸡县三青团书记。但后来脱离，并转而资助中共秘密组织的宣传工作，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员抓进大牢。 　　虽然党组织对陈宪章的问题是清楚的，但有个别人仍提出让常香玉与陈宪章划清界限，不然入党问题就不能解决。 　　常香玉不肯与相濡以沫的丈夫断绝关系，但也为入不了党哭过好多回。 　　直到1959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那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河南省调研。在和省委领导谈话时，邓小平问到了常香玉。他听说在省豫剧院工作的常香玉入党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即表示：“常香玉同志是在我国最困难的时候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她的入党问题在河南解决不了，就让中央直接解决，直接发展她入党。” 　　邓小平的一番话，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当天夜里，河南省委领导通知省文化局，请文化局党组认真讨论一下常香玉的入党问题，拿出个意见来。 　　中央领导人的关心使常香玉激动得热泪盈眶。入党这一天，在她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心里也暗暗下了决心：自己是党的人了，要一辈子对得起党，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要当一个文艺战线上合格的共产党员。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以后，常香玉时时事事自觉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做到了问心无愧。 　　2003年12月23日，80岁高龄的常香玉到北京奥运会建筑工地参加了慰问河南民工的公益演出。当时，她身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时常便血。但老人一辈子都热衷于公益事业，在北京的河南民工又都想见见她。演出当晚，身体极度虚弱的常香玉在女儿的搀扶下，微笑着走上台来。她先是问候台下的河南老乡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鼓励河南籍的民工们要好好工作，为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建成最好的体育场，为首都争光，为河南争光。然后，她开始演唱，这是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演唱。 　　现场的观众听得如醉如痴，热烈鼓掌，没人知道常香玉此时是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病痛！演唱结束后，她感到浑身发冷，身上没有了一点儿力气。她死死抓住身边女儿的手，还是微笑着和上台来见面的民工们握手、照相。想和老艺术家合影的人排成了长队。过了一会儿，常香玉实在支持不住了，女儿赶紧把妈妈扶住，抹着眼泪大声呼喊着：“请大家让让，快让让，我妈该回医院了。”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病逝。7月，国务院追授她“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授仪式。 　　 　　才旦卓玛：递交两份入党申请书 　　 　　才旦卓玛，著名藏族女歌唱家，1937年6月生于西藏日喀则。她的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毫无人格尊严可言，其子女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才旦卓玛14岁那年，希望的曙光终于照到了雪山上。解放大军进驻西藏，日喀则实现了和平解放。一开始，才旦卓玛和广大藏胞一样，由于听信了歪曲的宣传，对共产党很恐惧。但在亲眼看到解放军宁可饿肚子也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宁可挨冻也不占老百姓的房子后，她才感到他们和旧藏兵根本不一样，是真正给穷苦人带来吉祥的“菩萨兵”。 　　不久，家乡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积极参加活动。她很爱唱歌，她优美的歌喉和对音乐很高的悟性在宣传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一带的父老乡亲都愿意听才旦卓玛唱歌，于是她唱得更起劲儿了，没过多久她就加入了共青团。 　　1956年，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学习，才旦卓玛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政府给参观团的成员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装。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才旦卓玛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参观了北京市容，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一路上，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才旦卓玛感到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过去农奴的地位低，女农奴的地位更低下，今天才算是真正扬眉吐气、翻身解放了。 　　后来，才旦卓玛参加了日喀则文工团，成为一名歌唱演员。1958年，她被选派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学习。同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办民族班，到公学招生，才旦卓玛顺利通过了考试，有幸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 　　从青藏高原初到黄浦江畔，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饮食不惯，才旦卓玛感到很不适应。不过，学校对藏族学生非常照顾，让才旦卓玛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她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刻苦努力，为人朴实，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教授，对她更是关爱有加。 　　1961年初，才旦卓玛向系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文字障碍，这份申请书是由她自己口述，请汉族同学帮助写的。那时她读的政治书籍不多，对党的认识也还不深刻，只知道是共产党解放了自己，让所有农奴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恰巧王品素就是系里的党支部书记，王老师在政治思想上十分关心才旦卓玛，引导她正确认识入党的意义。王品素和党员同学经常找才旦卓玛谈话，褒扬成绩，指出不足，鼓励她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还吸收她参加党小组的政治学习。看到身为共产党员的老师和同学处处以身作则，才旦卓玛非常敬佩。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她还常常写思想汇报，找党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征求意见和寻求帮助。没过多久，才旦卓玛又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表达自己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心情。 　　这件事得到了当时院党委的重视。经过认真考察，就在当年5月，才旦卓玛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进修班姓郭的汉族同学，一位是民族班叫登巴的藏族同学。 　　随着演出活动的增多，才旦卓玛渐渐被人熟知，也得到了许多赞誉。这时，王品素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演出有了名气，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要骄傲自满。作为共产党员，要永远谦虚谨慎。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为人民歌唱。”一番话让才旦卓玛受用终生。 　　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考验，才旦卓玛终于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转正那天，她面对着火红的党旗，庄严地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