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文物国内流失记

　　流失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是公众的焦点；而流失在国内的圆明园文物，则少人关心。如果抽离“国家”的概念，这对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有共同的命运――现在的拥有者，都不愿将它们归还。 　　 　　2003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即将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刘阳，来到西单，拐进西单明珠东侧的一个胡同里。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胡同里，刘阳发现了两件出自圆明园大水法的文物。胡同里的石鱼 　　“我那是去扫胡同呢。”刘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痴迷于老北京风土人情，拥有着“北京史研究学会会员、北京实地民俗学会会员”等多个头衔。他没事就喜欢到北京的老胡同里转转，拍些老北京风情照片。 　　那天，他去的是大秤钩胡同。这条胡同位于西单华南大厦东侧，西起西单横二条，东至钟声胡同，北与兴隆街相接的胡同，虽然在繁华的西单附近，里面却相对清静，胡同里有不少大院，多是各部委的单位宿舍。在过去，胡同的空中还飘荡着“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 　　刘阳喜欢这种极具老北京特色的胡同，一个上午他就在这里慢慢地走着，看着。走到胡同中段ll号院的门前，他看到门前高高的门墩上坐着一位大妈，白发灰墙大红门。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关着大红门开了一半，有人推自行车进去，刘阳借着开门关门的机会，向院子里瞅了几眼。红门开关不到十秒，他瞥到院子当中的树下有一对硕大的石鱼。 　　“鱼是平躺的，嘴是圆的，非常大，脑袋也非常大，有些像胖头鱼。”刘阳很少见到这种造型的石鱼。后来他还去过大秤钩胡同几次，一直想给石鱼拍张照，但看门的老太太说那是机关宿舍，不让随便进。 　　刘阳一直有点遗憾。 　　毕业后不久，刘阳到了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工作。2006年初，为了撰写一本圆明园的书，他开始系统地查阅自己常年来收藏的圆明园老照片。 　　当他在翻看法国著名的传教士亚乐园193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时，他眼前一亮，照片拍摄的是圆明园大水法，上面有着似曾相识的硕大的石鱼。 　　记忆终于锁定，照片中的石鱼与大秤钩胡同里的石鱼非常相似，有没有可能那对石鱼就是圆明园的呢? 　　刘阳决定带着照相机再去西单。要拍照还是不容易，很多次，刘阳连门都进不了。后来，他才知道，因为之前有好几拨贼都打这对大石鱼的主意，曾试图偷走它们，院里的居民不得不对陌生人提防着。 　　又过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再次去碰运气的刘阳，终于趁着看门老太太开门忙着打扫院子时，鼓起勇气，“强行”闯入，没想到，老太太听说他只是拍拍照，就没怎么管他，刘阳对着大石鱼一次拍了个够。 　　通过实地考察和拍照对比，刘阳确定，这对石鱼就是亚乐园照片中的石鱼。这个重要的发现让刘阳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异常，要知道，在过去所有有关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记载中，根本没有这对石鱼的存在。 　　他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圆明园文物管理处。 　　很快，圆明园文物管理处会同专家对石鱼进行了鉴定，专家一致同意刘阳推测，这对石鱼就是出自圆明园。而大院的居民也说，上辈人也曾说过，石鱼是圆明园的。 　　大秤钩胡同11号院(即西单横二条34号院)是中组部的职工宿舍，居民们一致同意让石鱼回到圆明园。 　　尽管如此，因为涉及到两家单位的沟通，事情开展顺利，协商过程依旧漫长，前后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2007年6月，这对每只身长125厘米高58厘米重达一吨的石鱼终于回到约16公里外的故地。散落的文物 　　在石鱼被要回的同时，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3号的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原北京电教馆)也主动捐献了八件石刻文物：六件西洋楼景区汉白玉石雕建筑构件和两件中式建筑构件一这些每个重达千斤的石构件从“文革”期间被拉到电教馆，就一直散乱地堆放在馆里一个狭小的院子里。 　　这十件文物是圆明园管理处自1976年成立以来，首批成功回归的文物。为这，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建园300周年纪念日上好好地风光了一把，还藉此发起了一个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工程。不过，直到现在，这十件文物仍然是回归工程中分量最足的“业绩”。 　　“石鱼成功回归，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了，不具备可复制性。”刘阳说，一些广为人知的拥有着圆明园文物的单位，却几乎从来没有联络过圆明园。 　　圆明园学会的资深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副所长王道成给《中国周刊》讲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圆明园学会会长张文彬到北京大学去做了一个讲座，讲的就是关于圆明园流散到国内的一些文物。 　　到北京大学去讲，张文彬也是用心良苦。因为就在北大校园里，有着不下十件东西来自于圆明园。这其中包括：北大正门(西门)的一对石狮子、主楼前的一对石麒麟、未名湖西岸山坡上的“山高水长”土墙诗碑、未名湖里的翻尾石鱼、未名湖上的西式平桥、燕南园的莳花碑、流水槽、西门办公楼前双龙戏珠图案龙云石、办公楼前一对华表…… 　　北大校址现在很大一部分是过去燕京大学的校址。北大在一份《北大校园引导参观资料》中也对校园各处的圆明园文物大大方方地进行了一一介绍：石麒麟、翻尾石鱼、龙云石都是当时的燕大向这些物件的拥有者一光绪帝的四弟载涛买下的…… 　　那对华表，北大也说明，是当年燕大强行从圆明园拉走的。 　　1925年，燕京大学的翟博牧师派人跑到圆明园强行支架起运安佑官前的两对华表。当时的北郊警察分署署长亲自到现场阻拦，无效。安佑官两对华表被运走，三根到了燕京大学，还有一根却被运到城里，一度被闲置在天安门前南。后来北京图书馆建文津新馆，才将燕京大学多余的华表和天安门的那根一块搬到了那里。有意思的是，因为搬运时候阴差阳错，两对华表都没成对，现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的华表都是一根粗一根细。 　　张文彬在北大演讲中提出，希望北大能够将这些原本属于圆明园的文物归还给圆明园。在担任圆明园学会会长之前，张文彬是国家文物局的局长，这个讲座级别和分量都足够。 　　但让张文彬颇尴尬的是，一个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教授当场反对。这位教授反对的理由是：北京大学现在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直到2006年中国的第―个文化遗产日。 　　 　　历史难题 　　 　　2006年3月23日和4月14日，圆明园管理处拿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先后正式批复，同意他们开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的征集工作”。 　　这个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不但强调征集范围应以国内为主，征集方式应以捐赠为主，不应采取购买，还特别强调在宣传上要把握分寸，少说多做，尽量不要采用“大型文物保护工程”之类的措辞，避免给征集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批复是非常小心的，生怕触动一

些单位的利益，给文物回归工作带来麻烦啊。”王道成说。没多久，他和22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联合签署《圆明园散落文物回归圆明园遗址倡议书》。 　　倡议书的措辞也是相当谨慎，对于征集的重点讲得非常清楚： “不构成存放地现有建筑物构件的”、“不影响现存放地整体景观风貌的”、“在现存在地随意弃置散落的”。 　　看上去，这几乎算是一份收集“废弃文物”的倡议书。即使如此，回收也极难顺畅进行。 　　这两年，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在和北京西交民巷87号院和北新华街112号的产权单位――石化机关服务中心协商，希望他们能将那里所收存的二十件散落的圆明园文物捐赠给圆明园。 　　西交民巷87号院是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创办人郝升堂的住宅。1913年，郝升堂从圆明园拉走了许多太湖石、汉白玉石雕栏板、石笋、石刻匾额、石雕花盆等，建成一座仿苏州式花园宅院。1961年该宅院由化工部使用，现由石化机关服务中心作为居民住宅管理使用。现在院子里很多来自圆明园的文物要么风化浸蚀得厉害，要么被随意放弃一边。目前，有9件回归圆明园，还有11件目前仍在协商。 　　更多存放圆明园文物的地方，有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大学等地。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这些文物都属于圆明园；从道义的角度，文物当年被拿走也并不都正常，但时日已久，要回文物，已经并不现实了。 　　“这些单位拥有的圆明园文物，年限最短都超过了60年，很多也早已成为这些单位的一景了。”王道成说。 　　王道成拿中山公园的兰亭举例。英法联军将圆明园焚毁后，兰亭和兰亭八柱这两件重要文物被弃于荒野。至1914年，北京城内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为充实公园内的文物，于1917年将该文物运到中山公园，并在“绘影楼”前建前厅三问，四出廊，作为陈列碑石之用。 　　1971年，中山公园又利用这八根石柱，建起了“兰亭”，同时也将原来的石碑置于亭中。今天，兰亭碑仍完好，字迹图像清晰，八根柱石之兰亭帖虽有风化，但仍可辨读。这座重檐八角的兰亭碑亭，成为中山公园的重要景观之一，甚至也是人们凭吊圆明园沧桑的重要地方。 　　 　　被忽视的国内拍卖 　　 　　除了在几个著名的公园和大学，圆明园的文物还有多少流失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空白。 　　“圆明园文物国内流散情况的摸底工作根本就没开展起来。”76岁的王道成老教授告诉《中国周刊》，真正对圆明园流散文物进行关注，也就是近几年对圆明园兽首的拍卖引发的。 　　兽首拍卖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拍卖公司在外国，收藏者也是外国人，潜在的买家也可能是外国人。 　　“有谁真的关心国内的流散文物?”刘阳越说越生气。国外拍卖圆明园的东西，不管是不是真的值钱，大家都一窝蜂地去谴责，国内拍卖，哪怕是稀世珍宝，也没人说什么。 　　尽管没有同伴，刘阳这些年也一直没有间断去收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资料。从2004年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开始购买拍卖行过期的拍卖画录册。 　　一旦有国内的拍卖公司拍卖，他就可以确定，至少这段时间，又有什么样的圆明园文物流散在国内了。但这个时间太短暂，一旦拍品拍出，购买者通常都是保密，他就无从得知它们是否还在中国了。 　　即便是这样，刘阳依然每年花上至少一两万元，在各种拍卖会结束之后，去购买相关拍卖会的画册。希望能知道，还有哪些文物流散在国外，哪些是在国内。 　　拍卖会进行之前，刘阳是买不起画册的，国内拍卖行的画册定价也在数百元以上，且印量都很少，刘阳只能托相熟的书商想办法去收购。 　　最近，刘阳就花200元买了一本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9年秋拍会的清朝宫廷宝贝拍卖的画册。里面有一对来自圆明园的嘉庆宝玺，翡翠质地，交龙钮，印文为阳文篆书，分别为“风麟洲”和“水净沙明”。 　　如果不是相熟的朋友告知，瀚海秋拍会上有清朝宫廷宝贝，他其实不会那么巧就买到这本拍卖画册的。鉴定两方宝玺的是故宫博物馆鉴定印章的首席研究员。这两方宝玺出自圆明园，史料上正好部有记载。 　　根据《嘉庆宝薮》所载，这组存放在绮春园的凤麟洲景群内的宝玺共三方，印文琢刻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年初，印文皆经过嘉庆皇帝钦定，印文分别为“凤麟洲”、“水净沙明”和“麟游风舞”。 “水净沙明”所指正是凤麟洲的自然环境，而“麟游凤舞”则是嘉庆帝治国理想的完美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另一方“麟游风舞”玺和紫檀木匣已经佚失，不知所在。 　　就是这样一对确定无疑的圆明园流失宝贝，既在工艺上精美绝伦又在意义上无比深刻，在国内的拍卖公司悄无声息地拍卖出去了，买家是谁，不得而知。 　　刘阳有些想不通，2009年年初在法国佳士得拍卖的鼠首和兔首，因为是从圆明园被掳到海外，外交部都声明不能拍卖。而这些在国内拍卖公司拍卖的圆明园宝贝，很明显也是从圆明园流散出去的，显然，他们也应该是不能拍卖的，而这些国内的拍卖，都是经过了国内有关部门的审查。 　　“如果拍卖，是不是也间接承认了当初的劫掠是合法的呢?”刘阳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