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担当和国家形象塑造

　　 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不同场合批评了中国当代文学。据顾彬说，这是因为很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告诉他“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值得研究。”这种说法影响了他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判断，进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尽管我不赞同顾彬的观点，但却不得不承认，他却在某一方面指出了我们的事实。这不能不令我们进行反思。一般地说，文艺作品中通常蕴涵着创作者所能认识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以及民众的生存境况，也因此是我们认识一个民族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渠道。顾彬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通过文艺作品来还原国家形象所致。这提醒我们必须要重视文艺作品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有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美德，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构建天人合一、追求仁义良善的历史。那些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总是使我们对逝去的历史充满着诗意想像。比如我们对汉唐雄风的向往不正是基于这种一种传承吗？但是检视当下的一些文艺创作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对文艺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产生疑虑。这主要表现在：很多人在文艺创作上陷在一种“揭丑”的创作快感当中，似乎越是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苦难深重、越是表达了所谓的民族劣性、越是挖掘了所谓的民族痼疾，就越有世界的意义，就越符合西方的标准。色情、暴力、厮杀、丑恶、争斗及无数的低俗和平庸充斥了我们的很大部分文艺创作。面对现实，很多人不是闭上了眼睛，就是截取另外一种资源进行想像和加工。比如每年数以千计的电视剧集数又有多少集是我们当下生活的正确反映？大行其道的宫廷剧、皇帝戏使我们在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上走向了蒙昧主义，它们常常以人性和历史真实为幌子，煽动人们对腐朽没落东西的好感和赞叹。甚至有的人还将这些所谓的历史演义当作真实的历史进行理性认知，误导了人们对中国历史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说到底，这完全是创作者道义担当的匮乏所致。我以为，正在发生的韩剧与我们争频道争观众的现象，不是仅仅表明他们的制作技巧和表演技巧，而是还在于他们的含蓄、内敛、节制、内心美好和充满激情。再比如前一阶段，我们的文艺创作倡导关注弱势的底层写作，但很多底层写作的内容无外乎就是偷盗、饥饿、贫穷、卖淫、嫖娼等诸多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我们所禁绝了的东西，我们从这当中看不到明亮温暖的生活、看不到正义善良的心灵。当然媒体和很多批评家也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他们）常常将之命名为“深度的人性”写作，并以此来鼓励作家们的“深入写作”。文艺家和批评家、媒体之间的这种多赢模式已经成了当前文艺创作的顽疾。当有人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看到了小脚和一夫多妻制、从《上海宝贝》中看到了堕落和末日情绪、从《雍正王朝》看到了兄弟相残、从《狼图腾》中看到了“嗜杀、狼性”、从郭敬明抄袭事件支持者声音中看到了道德界限的模糊时，于是顾彬的批评就变成了现实。然而最致命的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一种形象标准，多元化的文艺理念在不断扩大文艺边界的同时，使建立在我们传统记忆中的形象日渐模糊以至消失。甚至在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从当代文艺创作中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形象来教育和感动我们少年儿童了。是一夜走红而被聘为终身教授的歌星？是康熙、雍正、慈禧太后？还是那些活蹦乱跳的格格们、行走江湖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或者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一类大片中的宫廷乱伦和谋杀？徒有其表的对华丽的追求造成了审美精神的深度缺失。可以想见，当这些少年儿童再度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时候，表现在文艺创作中文化内蕴和民族的庄重性崇高性必将烟消云散。

　　应该说，中国当代文艺已经形成了面向主流的积极向上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是一种道德积累和对文化的综合展示，而且还能够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激励人心改造社会。一部文艺作品或者一个人物形象能够激起全民族的热情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当年，《义勇军进行曲》能够鼓动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后来我们又将之确定为国歌，正是这种精神的确证。再比如不管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如何来评价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但那些经典形象却一直在发挥着它们的教育作用。朱老忠的朴实义气、江姐的坚贞不屈、梁生宝的执著无私等，这些典型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层面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但在一段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中的典型性和中心性遭到了质疑。出于解构文艺作品中意识形态因素的需要，近20多年来，尽管我们的文艺创作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文艺精品，但真正像朱老忠、江姐、梁生宝、林道静式的能为我们时代所念念不忘的形象并没有多少。新时期以来，我们在文艺观念变化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艺向本体回归，回归当然是正途。但在这种回归中，我们很多文艺作品却离散了中心、放弃了担当的职守。虽然在文艺作品中，担当的精神和勇气也许是个体性的，但放置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却是民族的。曹征路的《那儿》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接续传统、勇于担当的文本。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化的今天，国家经济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在国有资产流失、人民生存艰难的状态下，一个基层的普通的工会主席却能承担起拯救的重任，切切实实地维护和表达了国家利益的不容侵犯性。工会主席朱卫国作为典型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始终坚守着“英特纳雄耐尔”精神，这是民族曾经并一直拥有的理想，折射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那种凛然的、庄重的、崇高的国家形象。在这一点上，它和十七年的文学精神是一脉相传的。以此前溯，还有众多的面向现实的改革类文学作品，都表达了国家发展经济、致力民生的整体意志。应该说，正是有了这些作者担当精神和责任，才会出现这些激发人们积极向上勇于奋进的文艺作品。

　　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能够展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蕴含在这种文化中美好的道德情操。在文化层面，当下的文艺创作或文艺研究总是喜欢透过文艺去考察其背后的文化，这是一种追本溯源的努力。实际上，任何一种文艺创作都是被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受一种文化资源或文化养成的支配。当文化经过了文艺的审美提炼之后，它能产生比政治和经济更持久的深远影响。比如我们对历史（国家）的想像就是通过文化这一视角来完成的。反过来就像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曾经经历过的那样，尽情地挖掘和展示裹脚、纳妾、阉割等文化痼疾，这固然深入到了历史的细部，但却是无论如何也激起不了我们的正面想像。我们有些特别制作的大片在国外屡屡获奖，在我看来，绝对不是形式和艺术的问题，更不是思想深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痼疾问题。在他者的眼里，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对我们愚昧落后的猜测。从道德层面看，在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表现的类似于裹脚、纳妾、阉割、乱伦、一夜情等等还是一种道德腐朽的表现。有时我们观看一些电视剧或者阅读小说常有异样的心理感觉正是对这种道德反感。近些年的文艺创作，在我看来，不论是都市题材的，还是乡村题材的，大都套有一种固定的模式，表达在经济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造成巨大冲击后所产生的隔阂冷漠。但也有很多有责任的作家在呼唤人间温暖，重新建构新时期的道德框架。比如迟子建在《雪窗帘》中就通过“我”的一次旅行，对自己及周围的人的灵魂进行了拷问，表达呼唤人间温暖的渴望；同样范小青也通过墓地（《谁住在我们的墓地里》）这一文学意象表达一种人间的生死关怀；还有孙春平的《预报近年是暖冬》就更直接地将“我们”置于眼前的经济生活中，来探讨“暖冬”当中的人心问题。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的电视剧《温暖》就直接昭示了这种亲情与反哺的主题。应该说，这类文艺作品并非是我们有些作家惯常追求的重大主题，但非重大主题却往往引申出重大的道德问题。它呈现给我们的是普通民众善良、悲悯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重塑道德理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优秀的文艺作品还应该是思想和诗意的结合，并要在整体上反映出民族的思考能力。任何民族的优秀作家都是通过文艺作品对本民族进行诗性思考的，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被称为民族的杰出代表正是基于他们深刻的思考能力和伟大的审美表现力。应该说中国作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不断朝此努力。比如2006年5月，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就中国的文学生存现状发生过一次论争。一方面要求作家要有思想，另一方面则要求有文学性。有人说，这次论争因为不在一个平台上，故缺少对话的可能。但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追求诗意思考能力的一次共同努力，就文艺创作而言这种努力已经开始了。近年来思想界普遍关注的多数/少数、民主/专制等诸多问题已经深入人心，所有讨论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发展，思想史中的细节问题已经逐渐呈现，甚至毫发毕现。带着这样一种思想背景，当我们去阅读迟子建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就会发现，从密林中走出的鄂温克民族的历史的消亡过程，正是基于一种美好的文明召唤的结果，进而也体现出一种多数人的和所谓的文明的暴政，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最善良的愿望都能达成最美好的结果。迟子建的意义在于，她的思考穿越了历史，并进而反映出民族的深厚的内力和激情。很多历史题材和反腐题材的作品也大都有此意义。

　　应该说，文艺是通过情感力量来渲染我们感召力的一种手段。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感召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民族意志、人民利益和国家形象的正确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