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大学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壮海
[摘 要]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大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是软实力竞争的前沿地带。当今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处于文化竞争愈演愈烈、文化渗透无孔不入、文化激荡强弱明显、文化安全面临挑战、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等现实境遇之中,应当确立宏观视野、唱响主导旋律、塑造现代形象、引领大众文化、张扬主体精神。
[关键词]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大学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这个命题开始,文化软实力问题迅速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我们讨论大学文化建设问题,也应当有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一、文化软实力之“义”
1.“软实力”之“名”
“软实力”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我国古代儒家的“王道”与“霸道”之分、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言、道家的“至柔”与“至坚”之说、近代梁启超的“国分三等”之论以及西方思想家关于综合国力的相关思想中,都包含着丰富的“软实力”的思想。但是,“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明确提出与阐述者,当属曾出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等职务的约瑟夫·奈(Jpseph S.Nye,Jr)。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本书是针对当时美国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落论而撰写的。在1980年代末的美国,“人们普遍哀叹美国的衰落,畅销书排行榜上满满都是描写美国雄风不再的书籍。当时的人们认为,日本不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针对盛极一时的美国衰落论,约瑟夫·奈推出了他“旨在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的著作——《注定领导》,他乐观地“预言美国的实力将持续上升”,
[1]指出“美国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第三个层面,即在‘软力量’上也无人与之匹敌”。
“9·11”事件促使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实力、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这个警钟是针对1990年代以后在美国盛极一时的“胜利主义”而敲响的。“在整个90年代,我们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自苏联解体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匹敌。我们拥有覆盖全球的巨大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美国的实力和地位类似维多利亚
[2]中期的英国,但具有更大的全球影响。”面对这种情况,约瑟夫·奈推出他的新著
《美国力量的悖论》,“提醒应当警惕发生‘胜利主义’这种与1990年我所告诫的‘衰落主义’相对立的错误”。2004年,他再次推出了阐述软实力理论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这部著作表达了作者对“伊拉克战前、战争期间及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分析和对美国忽视“软实力”的忧虑,他指出:“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方式虽然在硬力量上赢得了巨大胜利,但也使我们在软力量上付出了代价”;“实力有诸多种体现,软力
量不是软弱。它是实力的形式之一,将之排斥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之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3]系统地阐述了力量性质的变化、美国的软实力资源、其他相关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的运用、软实力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可谓为作者“软实力”理论的集大成者。 “软实力”理论一经提出即在学界、政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得这个概念和理论本身即产生出强大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自称:这个概念提出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这一概念已成为街谈巷议”,“成为公共话语,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亚欧的政治领袖和专栏作家等广泛使用”。
2.“软实力”之“实”
[4] “软实力”是一种影响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
“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软实力靠的是吸引,而不是威胁或报酬,是“一种常常源于
[5]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
“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根据这一能力,一个国家可创造
[6]出一种环境,使其他国家能模仿该国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发展,确定自己的利益”,“当
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这种权力就出现了”。
概言之,软实力是一种以吸引为手段、以同化为目的的影响力。
3.“软实力”之“源”
软实力是由软实力资源转化而来的。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资源主要有三种:文化和价值观,政策(含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实质、策略和风格)、国际规则的设定。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别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需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需以高昂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同化权力——塑造他者期望的能力可依赖于某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议程以使得其他国家无法实现其目标(因其过于不切实际)的能力”;“一个国家吸引他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
[7]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美国的软实力同样得益于这些方
面的软实力资源。约瑟夫·奈指出:“美国的形象和对他人的吸引力是许多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综合体。它部分依赖于文化,部分依赖于国内政策和价值,部分依赖于外交政策实质,策略和风格。过去岁月里,这三种资源通常创造了软力量——以吸引力而非强迫手段来获得美
[8]国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4.“软实力”之“兴”
不同的时代,构成国家实力的核心内容不同。
“传统而言,作战能力往往是检验大国的标尺。而现在„„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因素在
[9]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之所以
出现这种“力量的转换”,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使世界变小„„政治因此一定程序上变成了吸引力、合法性和可信度的竞争。分享信息并使人
[10]相信的能力成为吸引力和力量的重要资源。”“军事实力依旧是自助体系中最终的权力形
式,对现代大国而言,诉诸武力比前几个世纪代价要高得多。其他工具——交流、建立组织
[11]或制度、调控相互依赖等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当前多样化的世界中,军事、经济和软
实力这三种力量资源都有用,只是程度不同,所依存的关系不同而已。但是,如果按当前信
[12]息革命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发展下去,软力量会变得日益重要。”
5.“软实力”之“用”
软力量的用武之地在“思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约瑟夫·奈指出:“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的决策通常为软力量所左右”;“与硬力量相比,软力量的重要性在防止攻击、保卫边境、保护盟国上略逊一筹。但软力量在实现‘社会环境’目标上却能发挥作用。此外,
软力量对促进民主、人权和开放市场等至关重要。吸引别人接受民主比强迫别人搞民主更容易„„不仅如此,我们试图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减缓全球变暖以及创造民主时,用炸弹和刺
[13]刀是不能帮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
软力量的功效在于吸引的成功。“如果在没有任何明显威胁或交易存在的情况下,我被你说服并跟从你的目标——简而言之,如果我的行为受控于一种可知而不可即的吸引力——那么你的软力量就发挥功效了。软力量使用的是不同的手段(既非武力,亦非金钱)来促进合作,即由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做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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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力量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接触”。约瑟夫·奈指出:“因为软力量的核心是吸引力,所以通常更容易在多边背景下产生和使用”,“鉴于软力量是基于共享价值的吸引力,以及他人为符合该共同价值的政策做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多边磋商比纯粹地单边宣传价值观
[15]更能产生软力量。”2006年4月11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引用的约瑟夫·奈的一段话同
样表明了这一认识:“如果美国背离俄罗斯,我们就不会对俄罗斯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我与之交谈的大多数俄罗斯开明人士认为,这样的孤立会加快俄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恐外和中央集权趋势,使自由民主事业面临更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美国应当把目光放长远,利用我们具有吸引力的软实力,与俄罗斯新一代扩大交流和接触,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用具体的批评意见而不是高谈阔论,或可能产生相反结果的孤立来解决俄罗斯的不是。俄罗斯变革的根源仍在俄罗斯,不管我们怎么做,美国的影响都将是有限的。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相当奏效的任性行动,可能妨碍而不是帮助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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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软实力”之“蕴”
“软实力”思想实际上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和延续。讲到苏联时,约瑟夫·奈说:“冷战是借硬、软力量的结合取胜的。硬力量制造了军事遏制的对峙,但软力量从内部
[17][18]侵蚀了苏联体制”;“我们冷战中是用软硬结合的遏制政策赢了苏联。”讲到中国时,
约瑟夫·奈说:“在中国,美国新闻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和教育交流项目穿越边境渗入中国的精英群体中。一位记者发现:‘许多人相信,近来渗入中国影响的好莱坞电影及非法光
[19]碟激发了普通中国市场对加速变革的渴求。’”“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未来的亚洲巨人,已
有迹象显示它们软力量资源的扩张„„经济快速增长有可能增强两国的硬、软实力,但当前两国潜在软力量资源的各项指数均排名不高,大部分资源还掌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手中。
[20]文化会提供一些软力量,但国内政治和价值观会设置局限性。”可以看出,在约瑟夫·奈
那里,美国软实力大兴、大用之际,就是美国软实力的吸引作用与同化作用发挥实际功效的时候。
7.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借用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一词,但立意与之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党提出和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战略意义的深刻把握(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大意义和基本内涵应当采取的基本立场。
但是,毕竟“软实力”是一个已经具有强大软实力的概念,背后隐含着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实质性地推进着“软实力”战略。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不能只埋头于自己所注解的“软实力”概念之中,而必须在软实力较量的领域,知己知彼,寻求“以柔克柔”之道。
二、大学文化建设之“重”
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视野来看,大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是软实力竞争的前沿地带。
1.大学: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约瑟夫·奈之所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在软实力方面“美国仍将独占鳌头”,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拥有无人可比的软实力资源:“美国拥有许多能产生软力量的潜在资源,特别在考虑到经济实力不仅创造财富,而且还创造声誉和吸引力时尤为如此。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半数属于美国,这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的5倍。世界顶级品牌100强中的62强均属于美国,世界排名前10位的商学院有8所来自美国。”他还运用一系列统计数据来说明他的判断,如美国吸引的外国移民是排名第二的德国的6倍;美国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出口国,尽管事实上印度的“宝莱坞”每年制造的电影更多;在全球160万海外留学生中,28%在美国,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4%;比其他任何国家出版的书籍都多;音乐销售量高于排名第二的日本两倍多;互联网网站主机是日本的13倍,所获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最多;所获诺贝尔文学奖排名第二,略逊于法国;发表的科学及期刊文章数目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倍。可以看出,在这个指标体系中,很多资源都是由大学支撑起来的,是大学的产出和创造。大学之所以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因为大学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积累、传承、创造、传播的所在,是社会政治发展、政策制定的重要推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它生产着为一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所左右、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人。
2.大学:资源转化实力的平台
大学是软实力资源的生产者,也是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和软实力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约瑟夫·奈的论述足可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每年有50万在各大学深造并回国的外国留学生,美国向他们以及那些在硅谷成功后回国的亚洲创业者们所灌输的美国思想和价值观越来越能达至掌权的社会栋梁。许多中国领导人将子女们送至美国深造,他们所描绘的美国
[21]的现实与中国官方宣传的不一样。”“国际学生通常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
态度回国。正如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所言,‘在过去的岁月里,数百万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构成了我们国家了不起的善意储备。’许多留学生后来身居要职,并能对美国所看重的政
[22]策发挥影响。”正因如此,他建议美国加大开展公共外交的力度。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层
面,即“通过奖学金、交流、培训、研讨会、会议和媒体渠道来与关键的人物发展多年持久
[23]的关系”。大学在公共外交层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3.大学:软实力竞争的前沿
大学这个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软实力竞争在大学这个领域悄悄而有力地展开的过程。并且,大学是社会知识精英的集聚场所,是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培育场所,是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主要地带,也是软实力资源生产与转化的重要平台。所以,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软实力竞争的前沿所在。
大学这个领域的软实力竞争,具有鲜明的特点,悄悄展开,潜移默化,效应巨大。约瑟夫·奈如下的两段文字可以印证我们的这个概括。他指出:“学术和科技交流对增强美国软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算当时美国的一些怀疑论者害怕苏联的访问科学家和克格勃间谍会‘肆无忌惮地窃取机密’,他们没注意到这些到访者在摄取科学秘密的同时,也吸取了政治
思想。许多这样的科学家成为了苏联国内人权和自由化的先锋。”“20世纪50年代时,两国仅有40名至50名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参与了交流项目,但随着斗转星移,当今强有力的政策影响甚至可追溯到这一小部分人身上。因为文化交流对精英们的影响,一两次关键的接触就能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举例来说,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时深受其影响,他后来成为苏联重要机构的首脑。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在自由化问题上对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另一个后来成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留学生奥雷格·卡路金(Oleg Kalugin)说,从1997年回首以往,‘交流对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从精英们之间的文化联系所产生的吸引力和软力量为美国的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24]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学归根到底是培养人的地方。约瑟夫·奈讲:“十几岁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了信念和爱好,他们的力量就会比单纯管教更大而且更
[25]长久。”大学对精英人才的塑造及其预期,与此同理。
在大学或者说教育领域展开软实力的竞争,从而谋取更多、更大、更长久的利益,从来已久。这种竞争不仅仅发生在美苏之间,看看我们的教育史,也足以掩卷长思。
例如,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当时的留东热潮,原因众多,但其中不乏日本政府的热情推动。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他还具体分析各种专业的留日学生将起到不同的作用:“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心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
[26]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于是,日
本开设了很多专门学校,“迎纳”中国留学生。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留学生资源方面,与日本展开了争夺。1907年6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不需要日本教习》的文章,公开指责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只有皮毛浅薄的知识,也没有凭其学识而能造就专门学术人才的自信。要想依靠他们,进入深奥的学术殿堂,纯属既愚且蠢的事。”“在今天,排斥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俾
[27]以其他外籍教师代其地位,实属目下燃目之急,不可等闲视之。”
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土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写道:“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就成就这件事(有一度看来似乎可能),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末,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28]——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作“关于1908年的施政方针”的演说时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
[29]式通过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西奥多·罗
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慈善之心。他试图实现特定的目标:平息中国的民族主义因美国排华法案而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试图打破日本对中国青年留学生的钳制,向中国青年一代传播
[30]美国的优良的品德和经济学说。”
留学之潮流,也由此由东向西;外国在中国之教育领域的势力,也由此而由西方国家主导。现在看来,这也是当年在中国上演的中外之间的大学领域、教育领域的软实力竞争。
三、大学文化建设之“境”
当前的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仅从大学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文化境遇作些探讨。
1.文化竞争:愈演愈烈
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文化国力的提升,纷纷面对新的现实制定并实施促进科技、教育与文化发展的法规或战略: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世界大国,越来越关注打造、提升自己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辐射力或影响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竞争愈益升级;文化资源的跨国竞争日渐兴起;文化斗争日趋激烈。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文化类型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文化类型与传统相近的国家之间。
2.文化渗透:无孔不入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的交融互渗已经成为时代的重要标识之一,一如约瑟夫·奈所讲的那样:“全球主义最势不可挡、且在某些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就是
[31]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在当今世界,文化的交流、互渗已经抛开一切阻障。“如今,互联
网和卫星等通信技术使美国软实力影响的无所不在和流通速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地文化又不能建造抵御外来影响的电子‘柏林墙’;即便建立了这种电子墙,人们也很快就会无可
[32]奈何地发现这些壁垒很容易被穿透。”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其在所著的《软实力》一
书中批露了这样的信息:2000年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对朝鲜的正式访问中饶有兴趣地发现,在那里,美国流行文化的感染力并非遥不可及。奥尔布赖特此前已被告知,难以捉摸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绝对是美国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追星族。于是,她抵达平壤的时候,正式送给金正日的见面礼是一个篮球,上面有芝加哥公牛队大明星迈克尔·乔丹的亲笔签名。金正日为此十分激动。更让奥尔布赖特吃惊的是,金正日显示出他对好莱坞电影十
[33]分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显然着迷地看过许多好莱坞电影录像带。
3.文化激荡:强弱明显
我们经常讲,在当今世界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猛烈激荡。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作一个不恰当的概括,当今世界的文化生态不是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激荡需要不同文化间大致势均力敌,现在可谓是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所以有人讲,在当今世界软实力竞争的“牌局
[34]中,中国、俄罗斯、日本乃至西欧手中的筹码都不能与美国相匹敌”。
约瑟夫·奈更是自信地描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早先研究成果,美国出口的电视片是第二大出口国(英国)的七倍,并拥有惟一的全球电影发行网络。尽管美国电影只占全球影片生产的6%-7%,但其放映时长却占全球的50%。1981年,美国负责传输和处理
[35]的数据占全球的80%。美语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通用语言。”“每年有50万外国学生想
到美国学习;欧洲人、亚洲人都想看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美国式自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
[36]吸引力;只要我们表现得不是太过傲慢,其他人都会尊重我们且追随我们的潮流。”约瑟
夫·奈更是乐观地预言:“一个好消息,长远观之,全球信息时代的社会潮流有助于塑造一
[37]个与美国价值观越来越亲善的世界。”
在这种境遇中,哪有不同文化的激荡呢?更多的,可能只有强势文化的扫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报告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些能表明当地或国家特征和连接当地或国
[38]家的文化价值观,似乎处在被全球市场的冷酷力量打跨的危险之中”。
4.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文化安全面临的新课题,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提出的挑战。
19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苏联解体之后,两极对垒的国际格局不复存在。虽然“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新兴社会制
[39]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但是,
这一巨大的变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精神价值体系的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
[40]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不行。”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进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江泽民同志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三百六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感到不好解释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列宁在本世纪初期曾经提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现在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有新的很大的发展”,“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客
[41]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也不行”。
面对这两个“不承认、不正视不行”的“客观存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思考文化发展问题时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我们思考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关注的重要文化发展境遇。
5.文化生活:多样活跃
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内社会文化生活日益多样化。多样化不可逆转,但如何应对多样化,这显然是事关文化建设必须思考与应对的重大问题。
20世纪后期,随着东亚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振兴与现代化推进,“东亚价值观”或者说“亚洲价值观”的研究与宣传曾经掀起过巨大的热潮。正如有的国外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几年来,‘亚洲价值观’像一片云层日益笼罩在国际价值观大辩论的上空。”面对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德国学者迪特·森格哈斯将之概括为退却,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亚洲价值观的不屑,他斩钉截铁地认为:“西方完全可以冷静沉着地看待远东。发展成果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条必经之路。一个正在现代化或已经相当现代化的社会也只能暂时地通过以发展为目的的专政和专制来进行控制„„鉴于这种形势,谁若预言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将会发生制度对抗式的碰撞,那么,他就是没有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和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关键的一点是:解放了的、已成年的和政治上已组织起来的亚洲人(企业家、工会会员、服务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律师、医生等),他们具有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在亚洲价值观目录上所
[42]预定的目标。”德国学者的这一论述,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
题在于,他启示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在尊重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性的同时,确立我们的主导文化及其主导地位,处理好“一”与“多”之间的关系,否则真可能是“西方完全可以冷静沉着地看待远东”。
四、大学文化建设之“要”
1.确立宏观视野
“大学文化”不同于“校园文化”。如果说校园文化更多微观意蕴的话,那么大学文化应当有更加宏阔的视野,应当从整体中国大学应当担负怎样的文化使命、确立怎样的文化追求、张扬怎样的文化精神、推出怎样的文化成果、促进怎样的文化进步、培育怎样的文化素质等角度出发,对大学文化建设问题有更加深刻、更加自觉的把握。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就文化品位和实际影响而言,大学文化无疑处于所有亚文化的最高层次。如果连这种最高层次的亚文化都无法确立宏阔视野,从而直接对接、支撑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建设将会失去最有力、最根本的支撑。
2.唱响主导旋律
大学文化建设要直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约瑟夫·奈将价值观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如此,我们的大学文化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就是直接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约瑟夫·奈强调“价值观„„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如此,我们的大学文化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也就是直接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3.塑造现代形象
大学文化的现代化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指的是,大学文化要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培育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先进性。没有先进性的文化,是没有实力的文化;并且进一步说,是消磨实力的文化,是具有负面实力的文化。 中华文化曾经盛极一时,领尽风流。唐朝大诗人王维的一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足可以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程度产生各种各样的想象。近代,胡适也曾经对中华文化的鼎盛有过描述:“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但是,胡适又指出:“唐宋以来,吾国文化濡滞不进。及乎晚近百年,则国威日替,国疆日蹙,一挫再挫,几于不可复振,始知四境之外,尚有他国。当吾沉酣好梦之时,彼西方诸国,已探赜索隐,登峰造极,为世界造一新文明,开一新天地。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
[43]胡适的这段话,应当说还是很客观、很深刻的。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在发展中引领潮头,站在制高点,才有安全。
然而,当代中国文化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是传统多于现代。目前不少学者谈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更多地还是在盛赞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但与此同时,如何在这一基础上,增强中国文化形象中的现代元素,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文化及其形象符号,其中中国的文化形象符号主要有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针灸、中国烹饪等。不难发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更多是源于并且止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使得现代中国文化主体形象日益模糊不清。为中国文化形象注入更多的现代元素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大学文化建设肩负着重要使命。
4.引领大众文化
支撑起软实力的文化,不只是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而且包括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在软实力竞争的领域中,流行文化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约瑟夫·奈写道:“苏联体制的封闭性及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长久排斥意味着苏联放弃了流行文化之争,它从未挑战美国在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的全球影响力„„美国音乐和电影渗入苏联并影响深刻,但苏联本土的产品从未找到海外市场。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的猫王,政府主办的《苏联生活》杂志和
电视系列片《苏联语言和人民》在流行文化的空荡大厅里回音微弱。苏联文化创造的软力量
[44]资源不多。”“正如诗人卡尔·桑德堡1961年所言,‘什么,好莱坞比哈佛重要?答案是:
[45]好莱坞虽不如哈佛纯净,但不管怎样,触角伸得更长。’”
那么,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是什么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应当流行往何方去呢?如果对这个问题作些仔细思考,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学文化在其中的职责。大学要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不仅要表现在对社会精英文化的引领,同时也应当表现在对大众文化的引领。
5.张扬主体精神
当前,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应当更加热切地呼唤主体精神。我们前面所讲的各个方面的实现,也都有赖于文化主体精神的张扬。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文化主体精神还不够强劲。我们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但是我们现在不少的学者还沉迷于在全方位的西学东渐的定势中进行所谓的文化创造;我们曾经崇尚“以人文化成天下”,但是现在教化着我们民族未来的却是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动漫;我们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文明中断的伟大民族,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的语言、元典的冷漠、生疏与渐行渐远,我们曾经向世界文明贡献了孔孟和老庄,但是,当今的我们却不得不背负着“文化赤字”的包袱,思索如何扭转文化贸易的极大逆差„„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在麻省剑桥镇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作了被誉为美国文化“独立宣言”的讲演《论美国学者》,他指出:“我们倾听欧洲典雅的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是胆怯、模仿或温驯的代名词”,“我们要
[46]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学应当成为推进中国文化张扬主体精神的发动机。当代中国大学的学者,应当自觉而响亮地发出“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呼声。只有当这种声音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才可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清晰可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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