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契诃夫的人

　　汝龙作为桥梁，一头是俄文，一头是中文， 　　带人们进入契诃夫的世界 　　中国人认识契诃夫大都是从课本上的《变色龙》和《套中人》开始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译者汝龙。 　　汝龙翻译契诃夫，就像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一辈子翻译了一千多万字，比傅雷还要多三百来万字。然而较之其他几位翻译家，汝龙显得默默无闻。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1991年7月13日在北京悄然病逝。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没留骨灰，仅仅在《文艺报》一角发了一则数百字的消息，报道他生前要将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 　　汝龙身后留下了十六卷的《契诃夫文集》，却至死没能写出一篇前言。老友巴金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二十五年过去了，在契诃夫的翻译上，依然无人能出其右，这些译著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今年是汝龙诞辰百年，文学界、出版界向这位前辈致以迟到的缅怀与敬意。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先生进入了契诃夫的世界。一头是俄文，一头是中国文学，汝龙作为桥梁是很艰难的，没有热爱一定是做不到的。”演员濮存昕在文化沙龙“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上说。 　　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儿子汝企和一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一个深夜，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汝龙坐在书桌前，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作品。光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 　　汝龙的翻译始于抗日战争期间逃亡的路上。白天他和妻子文颖靠教书为生，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只有夜里才能做翻译工作。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这样的习惯他延续终身。 汝龙第―次出版翻译的契柯夫作品1950年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直到1947年，汝龙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译作，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拿到稿费时只够买两个烧饼。 　　汝龙翻译契诃夫是因为巴金。大约1948年或1949年，汝龙原本计划翻译《莫泊桑全集》，书已经看完，开始动手译了。但巴金觉得还是译契诃夫好。汝龙借来契诃夫的英文译本来看，发现契诃夫在思想、艺术上都比莫泊桑强，就决定转攻契诃夫。 　　刚建国那几年是汝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译作频出。短短两三年间，汝龙便根据英译本翻译了27卷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那时候也是翻译的黄金时代，稿费很高，像郑克鲁翻译一本《青年近卫军》就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于是，汝龙也先后辞去了大学和出版社的工作，成为翻译“单干户”。 　　这时候，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年逾四十的汝龙便开始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解决疑难问题。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他又从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翻译家戈宝权从苏联给他带了一套12卷本的《契诃夫文集》，汝龙根据俄文本着手重译。 　　汝龙一辈子没有出过国。每当电视里播放反映俄国社会的电影，夫妇俩都看得非常仔细。他常会指着荧屏上的器物对妻子说：“快看，这就是书上写的东西。” 　　然而，很快，文革开始了，打破了平静的日子。汝龙一家三代被轰到两间半狭窄的平房里。稿费和藏书也都全部上交。沉重的打击让他身体大不如前，只好拼命抽烟来提神，结果哮喘病越来越厉害，一犯起来脸都变成铁青色。钱不够用，只好买一包一包的劣等烟丝，用白纸卷起来抽。 　　1973年，汝龙根据俄文版《契诃夫文集》译出了七百万字。这让翻译家童道明非常佩服：“文革时，我趁去县城看病的间隙翻译完了一本薄薄的俄罗斯剧本，心里激动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汝龙先生却在文革期间把契诃夫基本全部翻译 了。” 　　巴金也称赞汝龙：“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 　　但对于这个译本，汝龙还是不满意，“据俄文译出的稿子中文太死，不好”，他很快决定重译，“与其改，不如重用稿纸译一遍”。 　　在汝龙翻译契诃夫的四十多年里，他到底重译过多少次，这已经成了一个谜。在1982年汝龙写给巴金的信中，他曾说仅仅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他就翻译了7遍。 　　汝龙第一次出版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是1950年在平明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生说，对照平明版，会发现现在的版本改动幅度很大。“我做了四十多年的编辑，接触过译者不下百个，汝龙是最认真的一个。汝龙交过来的稿子，我每一个改动，他都要追问为什么，依据哪个词典。草婴也很认真，但还是不及汝龙。” 　　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汝龙丝毫都不为过。由于常年伏案，汝龙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苦不堪言。这时候他仍然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 　　巴金因此给汝龙写信说：“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得记住：一、细水长流;二、留得青山在……要争取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直到最后病重，汝龙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勉强地看完了差不多十卷小说。 　　 　　最痛恨平庸的市侩 　　巴金是汝龙翻译路上的引路人。少时的汝龙也曾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旷课去戏园子里听戏，最后被学校开除。汝龙不止一次对子女们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荒唐与苦闷：“你爷爷经常教导我要做大官，光宗耀祖，我心里却想祖宗我根本没见过，凭什么为他们活着。而且看着周围那些高官，尽管飞黄腾达、穿金戴银，却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 　　这时巴金的书拯救了他。汝龙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 　　巴金鼓励他做翻译。那一代人把翻译看得很神圣。作家冯骥才在《文学翻译的两个传统》一文中提到，他曾见过作家徐迟1945年翻译出版的一本托尔斯泰的传记。那时抗战正紧，纸张奇缺，人力财力匮乏，徐迟译的这本书厚达500页，很难出版。但徐迟坚持将前边的100多页先印出来，取名《青年托尔斯泰》。这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黑又糙，有的书页油墨洇透到背面，字迹很难辨认。但徐迟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一颗“深邃而伟大的灵魂”，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 　　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汝龙特别兴奋，让子女认真阅读，多次提到文章中的许多细节。汝企和说：“陈景润正是父亲多年来心目中做人的最佳典范――对事业达到极端痴迷的程度，就连日常生活都与一般人大不相同了。他常常教育我们，契诃夫最痛恨的就是平庸的市侩，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那简直和猪狗没什么两样。” 　　汝龙希望全家人都搞翻译。在四川流亡时，他就鼓励妻子学好英语，也干翻译，因为汝龙认为教书是混饭吃，翻译才是“为人类献 身”。 　　草婴也曾对冯骥才说，文革结束后上海一位领导要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那黑暗又残忍的十年，知道国民精神中缺失什么。他决心要把充满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以影响国人。“那时的文学翻译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信仰，即为国民的精神而工作。”冯骥才说。 　　汝龙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正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汝龙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家干翻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辈子的理想就这么被否定了。汝企和记得1966年秋的一天，父亲坐在屋外台阶上，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身 体。 　　幸好，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汝龙逐渐认识到他的工作仍然是有价值的。他就鼓起勇气继续译书。 　　女儿汝宜陵劝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人家在批判封、资、修，批判崇洋媚外，别人连外国文学碰都不敢碰，您还在翻译契诃夫，将来也不一定能出版，白费劲，别这么干了。”可是汝龙却说：“我也不知道我译的东西将来什么时候出版，能不能出版，可是契诃夫的作品是有文学价值的，我要搞他的全集。如果在我这辈子出不了，你们等十年、二十年后交给国家图书馆。我相信我的译作对国家是有用的。”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汝龙翻译契诃夫都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但他还是横下一条心，默默地干下去。1980年，在巴金的推动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十二卷的《契诃夫文集》，一直到1997年才全部出完。这也成了中国唯一出版的一套完整的《契诃夫文集》。 　　晚年，汝龙又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屋里放了两张书桌，一张用来改契诃夫，一张用来译陀氏的《罪与罚》。有一天，妻子进屋看见汝龙在哭，原来他翻译《罪与罚》，感动得哭了。翻译陀氏的书一开始也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但他还是入了迷，欲罢不能，“仿佛掉进泥潭里，拔不出脚来了”。 　　汝龙曾建议巴金的义子马少弥翻译萧伯纳的作品。译完后，出版社不要，马少弥就泄了气。汝龙知道后非常激动，责备他说：“咱们是没饭吃的人吗？暂时没人要，有什么要紧？译出来放着好了。我不信中国不需要萧伯纳！” 　　 　　尽管译作等身，但汝龙从未想过怎样介绍自己，他一生除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以外，再没有其他社会头衔，也甚少参加文化圈的活动。文革后，比汝龙资历更深或相仿的文学家、翻译家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许多媒体登门拜访，请他谈人生的经历、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的理解等，汝龙一概婉辞谢绝，只是给记者巴掌大的复印件，上面仅有寥寥三四百字的学术简历。他常说：“一个翻译工作者不埋头译书，却到处去宣扬自己，那是不好的。” 　　至死没有写出的前言 　　汝龙翻译时从来不一边查字典一边译。“字典上的讲解多半不能直接用上，只帮助人理解这个字的含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译文读起来才能像流水般畅通无阻。” 他强调译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要贴近原文，一方面要像中国话，上下联贯，一气呵成。语感不好的时候，汝龙就读几页《红楼梦》，下笔就顺畅了。 　　有一次，汝龙看过某人翻译的一篇论契诃夫的文章，很生气。他对汝宜陵说：“我不知道译者是谁，不过我看了他的译文，让人气愤。他纯粹是在搔首弄姿！光追求词的花哨，这是一条错的路子！我干翻译这么多年，总是千方百计去捕捉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感情，作者的风格，捕捉还捕捉不及，哪还有功夫去玩弄什么花哨的字眼！要是让我写谈翻译的文章，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我是尽量做到像是作者在写。我说‘尽量’因为我们终究不是作者本人。” 　　冯骥才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汝龙谈不拢，就另外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和《小公务员之死》两篇，以从中选优。待译好一看，皆与汝龙的译本差之千里。仿佛这两篇不是契诃夫写的了。契诃夫那种天性的灵透、温情、深挚与那种淡淡的感伤，好像只在汝龙的字里行间。无奈，还得回过头来找汝龙。 　　“一个可贵的情况是，往往一个翻译家专门翻译一个或两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倾尽一生之力，从作品的文本到作家的文本，从研究到翻译――这样的译本一定会得其‘神’的。”冯骥才怀念中国文学翻译曾经的辉煌，“在好的译本中，翻译家与外国作家是‘同一个人’，不仅语言和语感，连生命气质也息息相通。他们就像那些外国作家的‘化 身’。” 　　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坐下来把经典作家的全集翻译出来。“一本在国外乍热起来的畅销书或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马上就成为出版社疯抢的香饽饽。一旦抢到手，随即腰斩几段分给几位译者，争分夺秒译出来，再请一位高手飞速地‘顺’上两遍，马上出版上市。这种及时‘打造’出来的翻译作品一定畅销，也一定在质量上大打折扣。”冯骥才感慨万分。 　　在张福生看来，汝龙遇见契诃夫是彼此的幸运。“中文译本中，谁最像契诃夫？一目了然。他们用语都非常简洁，但搭配起来又能生出奇异的色彩。契诃夫非常善良，汝龙也是。善良的人翻译善良的作品就容易出彩。” 　　张福生曾经请汝龙为契诃夫作品集写一篇前言。“他一辈子翻译契诃夫，也最理解契诃夫。”他一般给作者半年时间，但等了一年半，汝龙还是没能交出来。 　　 　　文颖后来告诉张福生，汝龙写了好多遍，写了又扔了，再写又扔了，纸篓都塞满了。汝龙住院期间，仍惦记写前言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弟弟写下来。“他想写的太多了，以致于怎么写都不满意。”张福生遗憾地说。 　　其实，汝龙早在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过长达十九页的《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在文章中，他援引契诃夫的话：“我认为最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热爱、绝对的自由――摆脱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大艺术家，这就是我所奉行的纲领。”这也是汝龙一辈子翻译工作所奉行的纲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