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外汇管理制度改革

民营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外汇管理制度改革

张声洲 王海燕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民营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必经阶段，也是开拓国际市场、绕开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为支持和鼓励民营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金融政策上，许多研究提出，可以参照国外经验，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例如英联邦开发公司、德意志开发公司、丹麦工业化基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韩国进出口银行等 )，对境外投资和承包工程给予优惠贷款，以及开展境外投资政策性保险业务等。从其他国家实践经验看，这些政策确实很好的鼓励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就我国而言，鼓励民营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最重要的金融支持政策是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放松外汇管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只要还存在外汇管制，具体的金融支持政策是无法鼓励民营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

一、国际经验及当前趋势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外汇管制的放松和跨国公司的成长，FDI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形式之一。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0％以上。自1980年代中后起，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也开始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00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6470亿美元，而累积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达68660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松外汇管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下面我们将试举若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历程，为我国鼓励民营中小企对外直接投资借鉴经验。

1．英国

英国是在1979年6、7月间放松了外汇管制，同年10月取消了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取消后，英国资本流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长。1978年，英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约为68亿美元，而1979年这一数字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125.4亿美元。之后除个别年份外，英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都在100亿美元以上，并在1998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1980～2000年，英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84亿美元，已成为世界最主要对外投资国之一。

2．新西兰

新西兰为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完善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于1984年12月取消了外汇

管制。在改革之初，新西兰的资本净流入达到了创记录的最高值，1985年为21亿美元，1986年达3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3年的75亿美元，上升到1984年的422亿美元、1985年的309亿美元、1986年的592亿美元。此后，尽管某些年份出现较大波动，但新西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都要比外汇管制时期来得快。

3．澳大利亚

为提高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增强银行业的竞争力，适应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环境，澳大利亚于1980年开始了以放松管制为标志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中之一就是于1983年取消外汇管制，实现澳元自由兑换。

外汇管制的取消，加速了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使得悉尼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澳大利亚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都比以往增长许多，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1983年的5.21亿美元，上升到1984年的14.07亿美元、1985年的18.79亿美元、1988年得58.23亿美元。此外，虽然有个别年份出现比较大的下滑，但整体看，澳大利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从1983年取消外汇管制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4．日本

1980年12月，日本政府修改《外汇法》，取消了外汇管制，允许日本居住者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原则上允许进行自由外汇交易。因此，修改后的《外汇法》使日本资金可以合法地投资海外。

随着外汇管制的取消，日本对外资本投资急剧增加。其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390亿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49亿美元、1984年的59.6亿美元、1986年的146.73亿美元。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出现短期的大幅滑坡，但随后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5．韩国

1980年以前，韩国深受外债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困扰，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严紧资本流出，那时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活跃，1968年～1980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

1.45亿美元。1986年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所谓“三低”，即石油价格低、汇率低及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低，以及始于1980年代初期的韩国经济稳定政策已见成效，因此，韩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来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从1986年第二季度起，韩国经常帐户开始盈余。国内经济景气的复苏，韩国企业资金调度能力提高，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韩国国内工资成本的剧增削弱了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另外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促使韩国企业考虑在那些发达国家投资设厂，绕开贸易壁垒，于是韩国对外

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到了1991年，韩国公布了新外汇管制法案，打破了实施30多年的外汇管制，当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就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此外，1994年，韩国政府又大幅简化对外投资的手续，该年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23亿美元 。此后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受到重创，但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6．智利

智利化了近10年的时间（整个1990年代），逐步解除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其中，在1991～1992年间，解除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对外贷款的管制。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后，智利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非常快。1989年、1990年智利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百万美元和8百万美元，而在1991年、1992年，随着管制的解除，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25亿美元和3.98亿美元。另外，资本流出管制的解除，不但没有减少外国资本的流入，反而比以往增加的更快。累积到2002年，智利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34.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0.2％，而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累积为462.96亿美元，占GDP的69.7％。

7．小结及当前国际趋势

综观以上若干国家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一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发生在外汇管制解除后。同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和对资本流出管制的解除，一国流入的外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如今，放松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那些对外直接投资额过10亿美元的国家和发展快速的国家，大多实行了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政策。而在这些国家中，既有国际收支盈余的，也有国际收支逆差的。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外汇管理政策改革回顾

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走出去”，是我国当前重大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强烈愿望。从1992年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当年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0亿美元，达到40亿美元，比1991年的9.13亿美元增加了30.87亿美元。之后几年尽管有所回落，但是1992～2002年的年均投资额仍达34亿美元，比1982～1991年的年均4.8亿美元高出29.2亿美元，增幅达608％。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规模依然较小。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类）仅为299.2亿美元。这与我国每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外贸易额是很不相称的。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我国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限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1989年、199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公布实施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

办法》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境内投资者以外汇资金对外投资的，需由外汇管理部门进行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境外投资所分得的利润或者其它外汇收益，必须按期调回并办理结汇手续。

1994年，我国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国家外汇管理局调整了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政策，规定1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由外汇局省级分局审批，同时，投资者应按汇出外汇资金数额的5％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等。

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再次调整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并在若干试点省市试行。新的试点政策取消了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和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等。

三、政策建议

成功的自由化需要成功的改革。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我们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前，有必要先进行下述改革：

1）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允许利率按照对资金（包括外资）的需求和供给变动，实现利率市场化。虽然现在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央行规定的浮动范围，自主决定利率，但政府对利率影响仍然非常显著。管制的利率，通常偏离了市场利率，使储蓄和投资水平无法最优化，进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

2）改革国内银行部门，降低门槛，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商业银行。目前，抑制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原因是商业的巨额不良贷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拍卖不良贷款，确实可以解决以前累积下来的不良贷款，但是，不改革现有的银行部门，新的不良贷款还会不断产生。因此，改革银行系统，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重要前提。

3）放松汇率管制，让汇率更自由的浮动。1991年4月，我国改变过去阶段性大幅度调整人民币官方汇率的做法，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机制。从海关统计看，在1991年～1993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在5.3～5.7之间，1994年人民币币值大幅度下浮（1：8.6），1995年至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1：8.28左右，浮动非常小。然而，自199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大幅度增长，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连续几年出现“双顺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经常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认为，在推进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有必要实行一种更自由的汇率机制，这样，对资本流动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提高。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