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与古代诗歌的发展
DOI:10.13805/j.cnki.2095-7009.2013.02.002
第２９卷第２期２０１３年２月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ｎｓｕＬｉａｎ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ｙ（
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３
吟咏与古代诗歌的发展
孙 婷
（）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吟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对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知识
，分子善于“打腹稿”从《诗经》开始，吟诵便对诗歌发展有重要影响。魏晋以降，更加注重音节和用韵。在吟诵确定了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讲声律，有规则，多短篇的特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格律诗的产生。中，【关
键
词】吟诵；声律；抒情；短篇；规则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Ｉ２０６．２ 【１６７２７０７Ｘ（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４２０４－－－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ｏｅｔｒ 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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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吟诗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古代诗歌《的走向。“吟”的含义较多，其本义为叹息，战国
１］
“。引申义中即有：昼吟宵哭”之说［策·楚策一》
“云：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序》
［８］
”：“闻。杜荀鹤《近试投所知诗》白发随梳落，吟
”怀说向谁。更有把诗社称为吟社，把诗坛称为吟坛者，皆本此义。
吟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完全是独立的个人行为，包括创作、欣赏、歌唱、背诵等内容。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序》“，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吟”前一个“吟”指诗歌创作，后一个则是模仿，实际上也可视不过略同于模仿、抄袭之类。这种情况在为创作，
其他民族和国家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与汉字本首先是因为汉字的形体及其身的特征关系密切，
导致的抒情特征，其次是因为汉字的声调及其导致的平仄声律。
隶变之前，汉字极为繁复，加之书写工具的特书写颇为困难。古人著书，先以竹木制简，殊性，
再以毛笔书写，以结绳而成册。如遇错讹，需以刀
与诗歌相关的凡四种：一为创作、推敲。《毛诗序》
［２］
“”“云：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孔疏：作
”《：“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楚辞·渔父》屈原
［３］
”“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贾岛：二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皆为此义。二为欣赏、朗诵。如：“拟涉江采芙蓉》沉思钟万里，踯躅独吟陆机《
［４］
”《：“，叹。梁书·王筠传》爱《左氏春秋》吟讽常
”：“为口实。王维《渭川田家》即此羡闲逸，怅然吟
５］
。三为歌唱。如《式微”等［庄子·德充符》云：［６］
“”：“倚树而吟。曹丕《燕歌行》援琴鸣弦发清商，［７］
”短歌微吟不能长。四为诗之代称。钟嵘《诗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孙婷（女，河南安阳人，甘肃联合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１—）
—４２—
削改之，书写不易，修改更难，故惜墨如金，节省文字。这必然造成了文言之精练简约。竹简时代尚且如此，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之书写则更为艰难。“诚如孙矿《与李于田论文书》所言：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不朽，岂轻以灾竹木？正因为此，中，国古人非常善于“打腹稿”先在心中反复琢磨，待千锤百炼之后方才落笔，尤其是诗歌短章往往“一。久而久之，挥而就”胸中自有洋洋万言与固定模式，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也就司空见惯了，著名的王勃《滕王阁序》提笔立就。有曹植七步成诗，
“打腹稿”或者说深思熟虑从来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行文最基本的功底之一。《诗经》中的文贵族）作品大概是如此创作出来的，加之有乐人（
曲的提示及引导，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孔子著《春一字寓褒贬固然有其微言大义，但似乎最大限秋》
左传》度地节省文字之传统也应起到重要作用。《叙事简练含蓄，词约义丰，工于记言，其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卷十）。今人或曰此乃左氏润色之功，四《申左》固有其但同时也应具有行人专修辞令，擅打腹稿之传理，
统做基础方能如此。
闻一多以为孔子之前是以声教诗，自孔子始左传》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事中即而以义教诗。《
有了赋诗之事，通过断章取义而赋诗来表达自己首先就需要理解诗的意义。能够的思想或要求，
随口赋诗者必定对《诗经》极为熟悉者，必是“诵《””诗三百》而非“歌《诗三百》者，应该是以义教诗之结果。熟悉诗之意义与断章取义而赋诗二者并甚至可以说，惟其准确地理解诗义才可有不矛盾，
效地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赋予诗新的内容。孔子
［９］
“”《不学诗无以言。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曰：
的。这种结构形式短小而独立，便于通过反复吟诵来修改，成一段记一段，最终记录成文。西汉初年楚辞兴盛是因统治者多为楚人而喜楚声，楚辞文人骚客亦多书楚正是以楚语楚声吟诵而成文，
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后人不懂楚声自然渐渐消歇。
二
汉乐府民歌与所有民歌一样率性而歌，但从《，古诗十九首》尤其是从曹植开始，诗与歌渐趋分追求华美与典雅的文人诗歌逐步形成，率性而离，
歌不再可能。真正的打腹稿开始了。子建雕琢文字，善打腹稿，故能七步成诗。但是诗歌之打腹稿主要还在于反复吟咏。在不同于散文之打腹稿，
反复的吟诵过程中，具有极强的艺术敏感的曹植明显地注意到了不同的汉字具有不同的音调声只有在反复的长期实践中，才能感受到汉字声韵，
律的存在并主动地去追求音节的畅朗与和谐。对“此前人多有评述，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而子建诗，委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故不”“《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可以优劣论也。
《《《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
［１０］
”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许学夷《诗源辨体之，
·卷四》：“公干诗声韵常劲，仲宣诗声韵常缓，子
［１０］１４２
”都是从用韵与音节上评价的。建正得其中。
当然，注意用韵和音节是一个过程，不可能由“一人一蹴而就。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故谓作文
［１１］
”始用声律，实当推源于陈王也。继曹植之后再
“文赋》有云：既音声倡声律者为西晋陆机。陆机《
［２］１７２
”“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范氏又说：魏晋之
声律之学初兴，故子建士衡虽悟文有音律，而世，
未娴协调音律之定术，踯躅燥吻，即谋音律之调谐
［１１］５５５
”耳。因其初兴，故尚无规矩，又经过一百多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
［９］１０２６～１０２７
’”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可
年的努力，到了永明诗人手中规矩渐渐建立起来“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云：夫五色相宣，八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音协畅，
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
［１２］
”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规矩立起
见若毫无准备，不打腹稿而仓促应对是极危险的。
”“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赋诗可以理解为兼具作诗与品读两方面内容的行为。汉代以前，主，要还是朗诵《诗经》曹植之后大概渐有创作的成：“分了。最早提到吟诗的是前引《楚辞·渔父》屈”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屈子行吟江畔，愁原既放，
“？屈原受北中国文思沸郁，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化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离骚》正是模仿《诗经》中的以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形式而结构
来了，当然更要细细吟咏品味了。这种品味是指即使是对过于苛求声律不满的钟吟诵式的朗读，
嵘在《诗品》中也在提倡着诗歌的口吻调利。所谓““口吻调利”仍然是吟诗之需求，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新诗改罢自长吟”皆然。
—４３—
以吟的方式来写诗，来品味诗、欣赏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典型的特征。邺下文人集团一方面在文学自觉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对诗歌艺另一方面也在共同的切磋中展开术的全面追求，
了对文学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其本质更集中在诗与赋的创作上。吟作为创作、修改、品味、欣赏的共通的方式自然成为联结文人集团的手段与纽带。只有在这种共同的吟唱中，建安诗人们才创造出了中国古代文人酬唱赠答的诗歌创作与文化消费形式。
曹植与七子的唱和，永明诗宫体诗人的唱和，皆是因为吟诗之特征而得以形成。从永明体开始，声律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最典型的特征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格律诗词、楹联之中乐之一，
此不疲。因为在吟诵中确实能获得阅读（看书）中所不可能获得的音乐美感。这种美感是以音步为诗歌音乐特征的拼音文字所不可能拥有的。
这种种酬唱应答之作必然是在一定时空内完成的，因为文人们每一次聚会都不可能超过心理与生理的承载能力。要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唱和不也需要诗歌形式与内容仅需要作者自身的才能，
的保证。就作者自身的才能而言则为平时多练习，大量积累典故、背诵名篇名句、熟悉对偶的技懂得平仄与押韵的规律等等。这种训练在唐巧、
代帝王为皇家子弟所编订的诗歌创作教材《初学中表现得很明显。全书分为若干条目，每一个记》
条目下按时代顺序与文体顺序编排着古代文人名士相关的诗文名句。只要能将这些内容烂熟于胸，应对问答都能文质彬彬，雍容典雅。
诗歌形式的保证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正如民歌的创作一样，只有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诗歌才能被大量地制造出来。只有在大量地制造中这种酬唱应答的文人雅集才有趣味，才能继续下去，才能对诗歌的创作技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这种酬答式的诗歌的主要形式是五言新诗体。与文人有明确目的的作品没不同的是这种酬答式的诗歌的长度较为固定，有太长的作品，如曹植、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抒情写怀之作，动辄三十多句，甚至更多，如曹《，《植《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陆机《艳歌行》日出东，、《陶潜《咏荆轲》谢灵运《会吟行》初去南隅行》
《郡》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等。而这种酬答之、作多为八句到二十句之间，如曹植《七哀诗》陶潜《和郭主簿诗二首》等。在押韵与四声的追求方面—４４—
自然是精而又精，但因为时代的限制当时要求过严反而难以全面实现。直至唐代经过变四声为平仄之后才获得解决。
内容方面则是以抒情与写景为主。中国古代诗歌主题以抒情写景为主，叙事诗并不多见，文人所作长篇叙事诗更可以说是没有，每每为人称道《的《长恨歌》琵琶行》实则还是以叙事为主的抒情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前贤论述备矣。但关于诗歌创作中的吟的形式及其对内容的影响则鲜有人提及。作为创作的吟诗其吟咏过程其实就是打腹稿的过程，这是一个字斟句酌的过程。这与欣赏品味之吟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能过长，过长则难以记忆，也尤其是其中之细微之处难以寻觅。而难以把握，
欣赏品味之吟咏则不怕其长，因为成品已在，早已不怕丢失。例如屈原《离骚》正可以细细品定型，味。
作为创作的吟咏，最容易表现的便是咏物与写景，为便于表述在此把咏物与写景合二为一，统称为写景。在《诗经》中已经有了非常成功且精彩，“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之写景之作，
夭，灼灼其华”等等。到了谢灵运、谢朓诗句中写景手法就已经极为成熟了。吟咏景物正是南朝诗正需细人们切磋技艺的最佳选择。在抒情方面，细把握。情感本无逻辑，也无边际，如同一团或浓只有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定或淡之雾在胸中来去，
型才有可能捕捉到它，捕捉到的情感只要美丽即可，欲哀而终乐，欲朦胧而终清晰，皆不必在意，唯美无罪。但是因为情感是无逻辑性的，要通过具在大多数有逻辑性的语言来表现无逻辑的情感，情况下中国诗人都是通过景物来实现的，也就是借通常所说的借景抒情。而在写景与抒情之中，景抒情不仅能融合二者，而且最为吸引人，从宫体诗开始，文人诗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内容上继承了永明诗歌，在形式上日益短小，对偶日益固定，声律日益彰显，抒情成为最有效的表现内容。这各种技巧与抒情特征不仅成为唐代，也成为整个中国此后的主要特征。
只有在这种基本的框架内，才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打腹稿并吟诵出来，否则，在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正是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定型化才使得文人的酬唱应答成为可能，进而成为雅兴趣事。“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动辄成诗数十首，这在世界
上想是不会有第二个民族了。在吟诵中抒情、短篇、有规则、重声律，才能出现好文章，才能彰显作者之才能，才能为文人所接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格律诗的产生。
三
正是这种种吟诵之中，中国人对汉语的声韵具有了独特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音乐性作为中国诗歌的典型标志之一，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再与拼音文字相比更是如此。从曹植陆机开始这种对声律的追求已经踏上了跑道，成为一种自觉。这种追求已经不可逆转。传统的声律说都认为是受梵文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有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在开西邸，招揽永明诗道理，
人的同时在组织人力研究“梵呗新声”更是被人们认为是永明诗人受梵文影响之佐证。永明体诗人其中既在四声说的影响下展开了对声律的追求，有梵文的直接影响，更有文人潜心的感受。从诗歌声律的渊源与探索来看，还是应当认定中国诗人对声律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追求。从另一个意义一种外来的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才来说，
能被本土文化所吸收，否则就只能是裹挟在本土文化上的表层装饰。如果没有曹植等人的自觉不“，暗与天机相合”以及南朝诗人对音自觉的追求，
律的热爱，梵文中的声律未必会被中国人发现，即更不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使发现也不会被重视，
中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更是一种对声律说形成之补充，并不是要推翻学者的共识。因为一个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往往具难以用一种简单定性的办法有非常复杂的根源，
来作出解答。不论梵文讲经是引发了声律说还是它都功不可没。推动了声律说，
后世为推重曹植对声律之贡献便有了鱼山之：“说。刘宋时刘敬叔《异苑》陈思王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祗敬，便有终焉之志，
［１７］
”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释惠皎
《“高僧传·卷十五》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又云：昔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欲违，故宜以诸天赞呗，
［１０］１００
”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此
种说法都直接把声律说的形成归功于梵音之启发，借助曹植自然是因为曹植影响巨大。可以肯定的是若无梵文讲经声律说的出现自当推迟，但决非不能出现，而且出现时间亦不会太久。
经过曹植、陆机的开创，经过永明诗人的努再经过初唐诗人的总结与规定，注重声律就成力，
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雅俗之分于此为最。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吟诵中获得看书）中所不可能获得的音乐美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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