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心--公共生活中的"宗教极端主义"
巴黎暴恐袭击后，某国宗教人士发文还是那几句冠冕堂皇的老话，大意无非是宗教极端主义不能代表本教。这路套话本无新意，后面洋洋洒洒一大段“古今通考”稍有意思。从中世纪对异端“人肉烧烤”到北爱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数落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为啥不说他们?”，既幽怨又委屈，好像反问得很雄辩的样子。
问题是，“为啥不说他们”仅仅是其他公众应该思考的？贵教难道没有反躬自省的必要？佛教徒也出杀人放火的歹徒，为什么公众没有把个体的恶行和宗教极端主义联系起来？口空一句“宗教极端主义的一小撮”就推得一干二净了？
何谓宗教极端主义？这不能交给宗教家、宗教组织去界定。每一种宗教甚至每一个教派，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按照自己的逻辑去阐释。不仅教外人士未必能摸清路数，教内分歧也很难统一。因此，宗教组织自行切割“极端主义”是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很骨感的幻想。
衡量宗教极端主义的维度只能是公共生活的世俗标准，而不是宗教界的自我界定——因为宗教界给不出。即便天主教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宗，也无法对当年的爱尔兰共和军施行绝罚。今天指望派别复杂、内部分歧严重的伊斯兰教自行界定、切割“极端主义”更是强人所难了，世俗社会应该给予理解。相应的，“一小撮坏人不代表我教”也是废话——要是此话有效，那就切割给大家看啊？做不到就不要说，说了也没有用。
“为什么不说他们”，或者更直白地说“为什么大众对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体持有宗教极端主义的怀疑”涉及到社会普遍认识的形成。追问其成因的话，暴恐等极端事件还是其次，对“极端”的印象更多的是出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经验。在长期的公共生活中，穆斯林群体表现出的“玻璃心”——敏感、易怒、富有攻击性，是更致命的因素。最典型的是宗教饮食禁忌问题。宗教的饮食禁忌是普遍的，但是没有哪个宗教的禁忌会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如此广泛的冲击、严苛的要求。
比如持戒茹素的佛教徒同样有严格的饮食禁忌，却没有要求公共机构为他们设“净素”专柜，没有要求航空公司提供专门的素食套餐。而在宗教话题上的敏感易怒也是穆斯林群体突出的特质。拿耶稣、耶和华、圣母玛利亚开开玩笑，不会有什么风险。道士更无所谓，对老庄的批评从未有过“义愤填膺”的面孔和声音。
曾经闹腾得很欢的张铁林坐床事件中，正牌的活佛、法王、仁波切们难免遭到口水误伤，也绝无风险。可是，穆斯林群体呢？毫无疑问，任何涉及伊斯兰的问题都是敏感的。
清真食品本属高度重视，却还是鸡飞狗跳、纷争不断。恐猪症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高度紧张。这类老问题从未解决，新问题还在涌现，比如“面纱之争”。如此碰着要碎、摸着要化、想想都头大的玻璃心，即便不是极端主义，至少也是潜移默化、积少成多的极端麻烦。
等到国内外暴恐事件引爆，潜伏着的社会普遍意识被激活，还要问“为什么不说他们”吗？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而言，极端与否的判断是经验性的，无憾于穆圣，也无爱于释迦，很现实也很公平。试想，如果佛教徒动辄对蔬菜铺子对面的肉禽摊打砸一番，也逃不过公众聚焦的很多白眼。
社会普遍意识对群体的印象难免会波及个人，很多穆斯林朋友对此感到委屈。诚然，个体交往必须反对先入为主的观念歧视，应该关注对方的品德、才能甚至是颜值，而不是其宗教身份。但是，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先行对个体一一甄别，社会普遍意识也无法建诸于此。
每次涉猪事件后，都有善意的穆斯林朋友出来解释按照教义吃猪肉是不洁，即便误食猪肉也不是严重的宗教问题等等。我感谢他们的耐心，也同情他们的处境。
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对教外人士解释这些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多么精妙高深的教义都无法敉平事实上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是宗教内部应该思考的——为什么更宽容、更能和社会其他成员和睦相处的教义没有被普遍接受？大众的判断标准很实际——看着是个鸭子、听着是个鸭子、闻着是个鸭子，那就是个鸭子。
在社会视野里，某个社会群体不断与成为冲突的来源，社会风评很难是正面的。有宽容友善的个体，不等于是宽容友善的群体。无论怎么强调个人本位，在观察社会问题时也难以摆脱群体性的视角。因此，宗教极端主义的印象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善意解消。
而且，我们面临的“宗教极端主义”并不是指个体信仰本身的极端性。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是为极端的信仰留出了门径——那就是自愿退出公共生活。比如马耳他岛上著名的“沉默修道院”，连多说几句话都是罪恶可谓极端的信仰主张了。既然无法和世俗相容，那么就和平地退守修道院。
在其宗教设施内，按照宗教标准行事，是他们的自由。山林隐修的僧道、印度教苦行者更是屡见不鲜。或者更惊悚些，若isis成员仅仅是躲在自己的宗教设施里祈祷每一个异教徒、叛教者统统下地狱，那也是他们的自由。
现代社会可以容忍极端的信仰追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退出公共生活，这是开放性的一部分。以猪肉问题为例，穆斯林当然可以不吃猪肉，甚至把禁忌扩大到任何和猪有关的东西也无需解释。他们有权按照各自理解的宗教标准去规制自己的私人空间、个人生活。但是，以宗教信仰为辞，要求猪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则是无理的僭越。
任何宗教要按照自身的标准去塑造、改变公共生活的世俗准则，都是对其他社会成员权益的侵犯。这才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要害所在。那些“玻璃心”的行为，有的已经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诸如砸店之类的；有的则是公开贬低和藐视其他社会成员，诸如不愿和非穆斯林共用食堂的傲娇宣言。难道还不够极端吗？须知，用炸弹去回应《查理周刊》的“渎圣”，其逻辑也不过是以宗教准则去处理一个公共生活中的冲突而已。
所谓极端，不只是行为本身，而是这类行为的内在逻辑，有极端的逻辑才会有极端行为。当这些极端的逻辑出于宗教信仰时，就是宗教极端主义了，恐怖袭击不过是其实践的结果。
不应讳言，穆斯林群体敏感、易怒、富有攻击性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社会认识。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非关爱憎，更非歧视。如果连基本事实都不肯承认，那么所有问题都无解。公共生活中的“宗教极端主义”绝非罕见，毕竟“人肉炸弹”的独门暗器不是一天养成的。
只不过，“政治正确”压倒一切的遮蔽之下，事实总是被忽略。无论出于何种善意的初衷，赋予事实上的宗教特权特权作为所谓“保护措施”，纵容特定社会群体的激进主张、激进行为，迟早是要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的！这不只是欧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