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与粮食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油价飙升，粮价暴涨，闹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个粮食，一个石油，都是大事，谁也得罪不起。游移于二者之间的生物燃料，是福是祸，莫衷一是。只有还其实情，排除“噪音”，理清思路，才利求解。 　　 　　中国粮食良好表现的背后 　　此次世界粮食危机，中国粮食的表现是好的。自2003年粮食连续4年增产，接近了历史的最高点。2003―2007年间的大米和小麦消费库存比都高于30%，玉米也在20%以上，明显高于联合国提出的粮食安全系数。中国粮食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立足国内”和“自给率95%”的粮食安全战略。由于粮储充足和年后的粮食出口政策，在国际市场粮价暴涨中，国内粮食期货价却普遍下跌；国际米价突破吨价1000美元时，国内米价却低于400美元。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在深层次上。人口众多，需求旺盛，耕地净减，用水无增，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及粮食增产乏力等。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5.12亿吨，后持续减产到2003年的4.3亿吨，2007年才重新迈上5亿吨台阶，要进一步实现人年均粮食380―400公斤，总产5.4―5.8亿吨的2020年目标，其难度是相当大的。除加大投入，提高生产力水平外，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粮食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目前的人为压低粮价政策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粮食问题主要是增加饲料供应问题。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的直接消费渐减和动物性食物消费迅增是个常理，中国正是处在这个阶段。1986年和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直接粮食消费分别是138公斤和76公斤；乡村居民分别是275公斤和239公斤，20年分别减少了45%和13%；而城市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则由35公斤增加到74公斤，农村居民由17公斤增加到34公斤，20年翻了一番。据专家预测，中国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含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将由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160―202公斤，约年需粮食2.2―2.8亿吨。届时，人粮畜饲将“两分天下”，玉米、薯类等饲料生产将占到“半壁河山”，粮经饲三元结构中的饲料份额将快速扩展。 　　粮食消费结构上的这种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将有利于缓解粮食总量上的压力。因为目前的水稻和小麦产量水平可基本满足2020年前后的人粮消费，而饲料的回旋余地和拓展潜力很大。除玉米、薯类、高粱外，还可以利用边际性土地大力发展饲草以及利用酒糟等农产品加工的有机废弃物。因而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进行原料生产的生物燃料，将与饲料生产相结合，形成物质和能量的综合开发与循环利用的粮、经、饲、能四元结构的新生产体系。 　　 　　 　　石油换代的阵痛 　　粮食与石油，一农一工，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自油价拉升粮食成本和发展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以来，二者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据国际权威机构推算，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加上储量增长潜量共2297亿吨，可用39年；再加上待发现的石油资源量，共3574亿吨，可用53年；而天然气和煤炭分别是63年和90年。如果说20世纪是化石能源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化石能源换代的世纪。在这个能源的历史巨变中，怎能不引发社会与经济的分娩般的阵痛，此次粮食危机便可见一斑驳。 　　石油换代的阵痛在中国将尤为剧烈。中国化石能源剩余可采储量中，石油只占4%，约35亿吨标煤，储产比已到警戒线11（均按2005年计），而消费量是世界第二，进口依存度近半。这是一次求供倒悬和无米之炊的“巨痛”。中国自1994年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06年的3.2亿吨石油消费中有1.8亿吨是进口的，进口量还将继续扩大。进口石油非“一买一卖，按价付款”那么简单，中国70%的进口石油来自不稳定的中东地区，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需要多大投入才能保障这条海上石油通道？才能将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流入中国？这是需要付出巨大资金、政治、外交，以至军事代价和承当巨大风险的，其隐性成本比表观价格要高许多。 　　应对石油换代“阵痛”的另一条路是“走出去”，开发国外石油资源。但我们已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这已经是肉少骨多和争夺“最后一杯羹”的战场，而不是伊甸乐园。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舞台和形势不稳的石油资源国，这更是一项代价和风险度极高的境外投资。国际能源组织报告中就提醒中国和印度，要十分注意过分依赖中东石油的“海湾石油瘾”可能产生的近期和远期风险。 　　“扩大进口”和“走出去”可以“止痛”，但“替代”才能“治病”。可惜不久前颁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达到15%。”其实，按国际惯例属于常规能源的大水电在2006年就已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了，2020年的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际是7%左右，其中生物燃料对石油燃料的替代指标是2%（欧盟是10％、美国是20%）。中国在化石能源替代上的决心和步子显然是不大的。 　　此次世界粮价危机中，中国粮食的良好表现靠的是“立足国内”和“粮食自给率95%”的好战略，而同样是国家战略物资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却已近50%。按石油储产比11，到2020年将所剩无几，60%的进口依存度是打不住的。“立足国外”和“坐吃山空”的石油政策还能够维持多久？现在提出要向“非常规油气”进军，但“部分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攻关，且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难以实现”。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工业思维模式，把目光多投放到生物燃料和“三农”上来，把石油替代真正抓起来。 　　如果设想，像美国2030年生物燃料替代30%的石油运输燃料那样，中国石油替代也能达到30%，中国的能源安全和“三农”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生物燃料是替代石油的唯一选择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发出警讯后，石油进口国就开始寻思“替代”了。 　　巴西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以甘蔗和玉米生产乙醇替代石油；90年代美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以甲醇作为运输燃料的试验，但以失败而告终；1999年，克林顿发布总统令，大力推行生物燃料替代；布什上任后又主张发展氢能，在世界掀起过一阵“氢能热”，后来又改口说：“这不是近期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中期的解决办法，而确实是远期的解决办法”，转而大力支持生物燃料替代。美国在发展生物燃料上可以用“雷厉风行”和“紧锣密鼓”来形容。 　　美国年消费石油9.5亿吨，净进口6.4亿吨，石油对美国经济和外交压力越来越大。经过三四十年寻觅才找到能使美国绝处逢生的生物燃料，故不惜顶住国际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倾其20%以至40%（2015年）的玉米及技术突破后的非食物性原料，替代30%（2030年）甚至50%（2050年）的石油运输燃料。为减少与粮食供应的冲突，2006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要求6年内（到2012年）使纤维素乙醇的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并以1.6亿美元建3个纤维素乙醇示范厂和投入21亿美元用于新技术研发，全面部署了由玉米乙醇向非粮二代生物燃料的战略过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发展生物燃料上美国如此之坚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2007年全球生物乙醇产量已经达到4500万吨，其替代规模是其他可再生能源不能比拟的。2020年前后将发展到2亿吨，约相当于现在世界石油生产量的5%，生物燃油对化石燃料的替代已经驶上了快车道。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多个国家经30多年选择的结果，正如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获得的替代运输燃油的能源。”它已经成为石油替代的一种世界共识和趋势。

　　 　　 　　生物燃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替代石油难道非要生物燃料吗？ 　　不是可以煤变油吗？中国神华集团2007年在内蒙古等地已经试生产了，据该集团网站称，转化成1吨燃油需要消耗4吨煤炭和用水10吨，CO2排放量是原油精炼的7―10倍。我国煤炭产地主要在缺水的北方，按内蒙古项目年需耗水1000万吨左右，还有宁夏东部、陕西榆林以及新疆黑山等都是严重缺水地区，如处理不当，这将是又一场新的生态灾难。 　　不是可以用煤转化为甲醇和二甲醚吗？按能量投入产出比，得到1份能量的甲醇燃油需要投入4―6份能量的煤，生产1吨煤基甲醇要排放8.25吨CO2，还有腐蚀机械、储存困难、影响人体健康等诸多问题尚难解决。美欧经多年试验均已宣布失败。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以甲醇为运输燃料。 　　更重要的是，煤变油和转化甲醇二甲醚的原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煤炭，这种高资源投入，高环境和高经济代价的“拆东墙补西墙”，有这个必要吗？ 　　不是可以用“清洁燃料汽车”吗？所谓“清洁燃料汽车”，是一种用蓄能电池技术和以电或氢为动力驱动的汽车。与汽油相比，电能与氢能要清洁许多，但它们都是由一次能源转化而来的二次能源，它清洁了城市，而发电厂和转化氢能的污染依旧。且电与氢的能效比汽油低，比生物燃料低得更多，且蓄能电池适于城市短程而不便长途使用。 　　不是可以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核能替代吗？不行，这些能种只适合于转化为物理态的电能和热能，唯有生物质能才是经植物光合转化成的化学态能量，最适合于转化为液态燃料。 　　还有一条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生物燃料可以与化石能源一样地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的物质性产品，这是任何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 　　生物燃料的石油替代之所以是“绕不过去的坎”，这是它和其他能源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 　　中国太需要生物燃料了。生物燃料是改变中国石油“立足国外”现状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石油替代绕不过去的坎。能源农业可以为现代农业开辟一个前景广阔、需求无限的新战场；可以为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及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开辟一个全新路径；可以为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新渠道。生物燃料可以将产能潜力4.7亿吨标煤的农林废弃物利用起来；可以将产能潜力1.2亿吨标煤的尚无经济价值或价值很低的低质土地利用起来种植能源作物；可以将产能潜力3.1亿吨标煤的能源林资源利用起来。生物燃料可以让中国的能源农业走出国门，以我国的资金和技术与非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丰富水土资源结合起来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做到合作共赢，共同致富。 　　 　　上述原因难道不足以说明发展生物燃料产业在解困中国石油和粮食两大难题中的重要作用吗？ 　　本世纪之初，中国曾为解决陈化粮压库而批建了4个燃料乙醇厂，先后在吉林等5省及冀、鲁、苏、鄂27个地市推行使用E10乙醇汽油，2006年销售量达1544万吨。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和避免失控，国家发改委2006年底发文不再新批玉米乙醇项目,鼓励发展非粮生物燃料。这既使生物燃料与粮食安全脱钩，又指明了一条健康的非粮发展道路。中国在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近一年来却显得犹豫被动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何时走向主动替代之途 　　20世纪是石油的世纪，美欧等发达国家得天时与地利而纵横捭阖。是上世纪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和世纪之交的资源性枯竭震撼了这些石油巨鳄，使他们“如鲠在喉”，坐卧不宁。他们积30余年之探觅，终于找到了替代之途，于是置种种质疑和指责于不顾，气定神逸和雷厉风行地发展起生物燃料来。为减少玉米乙醇与粮食供应间的碰撞，又大踏步地迈向了非粮的二代生物燃料时代。他们敢于幡然自悟地批判自己的“石油瘾”，提出2020年替代20%，2030年替代30%和2050年替代50%的目标；宣布“结束依靠中东石油的历史”和为能源的“自主”与“安全”而立法。 　　“镜于水知容，镜于人知吉凶”。中国石油形势较这些发达国家严峻十倍而动作十分迟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对能源资源的激烈争夺，我们必须把握目前的战略机遇期，尽快将“立足国外”转移到立足国内的“替代”上来，解中国石油与粮食两大心腹之患于倒悬。 　　石油的生物燃料替代是发达国家花时间、资金、科技和智慧换来的，是世界的共识与大势。他们在一路高歌猛进，我们还能摆出多少理由，有多少时间去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