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元勋们的风流秘史

来源The secret sex live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美国开国元勋们的风流秘史

拉里·弗林特认为性丑闻——从各种艳事到地下幽情——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长久。

如果谁能够把我们国家的诞生，描绘成活色生香的故事，肯定非拉里·弗林特莫属。当这位声名狼藉的色情刊物出版人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立刻就发现：那些开国元勋们一开始就非常浪荡——只是在美国历史教科书里，这些总统们沉湎色欲和光顾妓院的事情都被删改了。

在新的娱乐书《性笼罩下的国家：美国总统们、第一夫人们和情人们如果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中，弗林特尝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他的话来说，真的“够色彩”。大卫·艾森巴赫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美国政治史的教授。本书是他和弗林特共同撰写的。在大卫的帮助下，弗林特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猎逐女人的本事帮他赢得了法国的支持，并在独立战争期间，得以让法国从军事上支持美国。他还声称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和一个奴隶主的同性恋情，可能对他在内战爆发前夕，支持南方分裂主义产生了影响。这些不仅是性丑闻；它们都是改变历史的性丑闻。就如《每周出版评论》所说：“那些喜欢秽事细节的人会如愿的；但弗林特和艾森巴赫超越哗众取宠之意，还提供了分析，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新视角来看待塑造国家的男男女女们。”弗林特还爆出了来源确凿的猛料，就是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和一个14岁的奴隶有染；还有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和记者罗瑞娜·希科克关系亲密。秽事花边越多，那些德行就更加受到质疑——象有论断说由于肯尼迪总统患有花柳病，并传染给了夫人杰奎琳，所以她才流产的。

当把性活动（即使隔了两百年，看起来依然是一件很幽晦的事情）摆上台面，这书很吸引人，但问题也很多。弗林特不是第一个说布坎南、林肯和胡夫等总统有龙阳之兴；但是这些说法并非没有疑问。比如，认为林肯同性恋的部分证据，是他和约书亚·斯彼得亲密的友谊：好多年，两人都睡一张床。但历史学家已经指出：19世纪，男人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并不稀奇。（睡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一起睡”）从21世纪的立场，人们重新检视历史人物的性取向，就会碰到类似的麻烦。这些人断袖之癖的可能细节，让他们成了更加复杂的人物，但是并无定论。从如此超然的历史角度，我们的成果就是：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相信——我们想相信的——任何事情；毫无疑问，弗林特也乐见其成。

这位自由言论倡导者的新角色是“色情刊物出版人兼历史学家”；这次的任务如同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首次站在聚光灯下，出场的角色是《皮条客》出版商：他挑战我们文化中的清教徒式的清规戒律和伪善因子。他打算证明我们的开国元勋们都是一些变态——对他来说，这相当正常。这书要么揭示出历史书充斥着多少谎言，要么表明弗林特叫卖得多么成功。（实际上，也可能两点都得以证明。）最近，Salon网站电话采访了他，内容有：最胡闹的总统们；甚至让他都惊讶的丑闻；还有那位保守派参议员的同性恋情——他打算近期爆料。

采访：为什么总统们的性生活会起这么多风波？

回答：嗯，即使当今社会，也经常有这类事情。过去30年间，有很多腐败的政客——通常都卷入了性丑闻。我只是觉得：如果追溯到开国元勋们，会很有意思；看看那时候是不是同样状况。当我发现这事情如此普遍时，真的是太吃惊了。

采访：什么事情最让你吃惊？

回答：太多了。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历史学家也有部分责任——托马斯·杰斐逊，这位起草了《独立宣言》的伟大人物，居然和他的女奴萨利·海明斯生育了6个孩子。

我们经常以为：互揭阴私和爆料名流的刊物，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但是1729年，离独立战争爆发还有大概4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出版了一份名流小报，上面第一次出现了性咨询专栏。他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善于诱惑女人的名声很大；而实际上，独立战争期间，这份本事帮他获得了法国的支持。他当时是驻法国大事。所以，即使是开国元勋们，也是一帮胡天孱地的家伙。

早年间，有些女人的名声也很臭。那些第一夫人中，毫无疑问，多利·麦迪逊是最生猛的一位。她带了几个姐妹一起住到了白宫；而且，她们真的都非常野。那时候，她们经常举行宴会，而且邀请了军队里的人。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的内阁成员中，有一人曾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个；但你的妻子已经单枪匹马地把白宫变成了青楼。”

采访：性丑闻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出现？

回答：国会调查的第一起性丑闻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当时他是财政部长。他和一个女人有染，还给了她钱；我觉得，他只是心有歉意。她是已婚妇女。突然之间，她的丈夫詹姆斯·瑞诺尔兹想要敲诈汉密尔顿。有一段时间，他都有给钱；接着，事情浮出了水面，闹到了国会里，于是开展了调查；最后国会发现他并没有使用公款，而且发现他深陷此困局。他们发现他并无不当行为和犯罪行为。

他们甚至一开始就知道杰弗逊和那些奴隶的事情；在他竞选总统期间，披露甚多；但是此事，只是看起来太难以置信了，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信。到了1998年，通过DNA技术检测，我们才确切地知道此事。

（编者按：检测表明——海明斯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杰弗逊或者他的至亲。）

采访：为什么性丑闻会如此纠缠美国政治？

嗯，很多人喜欢性——他们一直讨论性，但他们都撒谎了。他们喜欢获得性，但他们用谎言来掩盖；而且从古至今，人的性欲一直都一样。但由于我们社会的清规戒律，他们一直得把性行为藏着掖着。

每个人都指责我专挑共和党人，但这不是事实——他们只是更容易被挑上。他们的包袱如此沉重，而且当他们过着保守生活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掩盖得很好——但这就象压力锅，最后总会炸的。

采访：你说哪个总统最胡闹？

回答：我得说哈丁总统和肯尼迪总统打了平手。当然，威尔逊也不遑多让。关于威尔逊和哈丁的传言很多，据说威尔逊偏好巴黎青楼；而哈丁更喜欢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妓院。这些家伙们的总统生涯简直被各种情事性事挤爆了。

然后是肯尼迪。这方面，他的事情比当时人们想到的远远要多。我觉得他只不过觉得自己坚无不摧，所以他猎逐女性的时候，非常鲁莽。其中很多瓜葛真的不怎么样。

但不要误解我，我属于最早那批——维护一位有外遇总统（指克林顿总统——译者注）——的人。我觉得：如何你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并且平衡预算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但你多少也得谨慎一些。

采访：美国政治中，同性恋丑闻是什么时候冒头的？

回答：第一次出现是在詹姆斯·布坎南当选总统的时候。他是我们第一位同性恋总统。从他刚一当选，参议员威廉姆·卢夫斯·金就说他和他相好，所以就搬进白宫和他一起住。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称他们“芳西阿姨”和“南希小姐”（对男同性恋者的俚语）。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多少也接受了。

（编者按：尽管根据有关资料，弗林特是对的；但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争议。）

你可能以为同性恋的人会和受压迫的人有共鸣，但他实际上没有。他是一个顽固的分裂主义者，而且，他甩给林肯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

采访：现在回头看莱温斯基丑闻，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

回答：我们根本没学会多少东西；只是更多的人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政客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性更宽容一些，更多学学欧洲人。在那里，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么就会有一个情妇，大家都普遍接受这点。事情就是这样；这只是人的天性。我并不反对。我只是反对毫无检束。

采访：2012年的总统选举，你打算爆哪些丑闻？

回答：我们手头一直在进行几项调查。如果不是真事，我一个字都不会刊登；而且我们行事非常小心仔细。目前，我们正在调查一个同性恋参议员；这事情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一个伪君子。我们几乎就要把这事情捅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情人已经结婚了。我们的律师觉得：无论他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这都让事情变得复杂了；所以，我们觉得继续下一步的信息还不充分。

采访：但这事情，还有可能被抖出来？

回答：非常可能。

采访：下一个十年，你觉得性会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呢？

回答：我觉得不会和过去有很大区别——只是你得接受性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生存欲望外，我们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性欲了。我们用其进行交流的程度远超过其他媒介；但我们对其懂得更少。这就是让人糊涂的原因了。

采访：为这本书做的研究，将美国的性和政治搅拌在一起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回答：从本书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大概250年前，建国初期，这事情牵涉会如此之深。刚开始，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同性恋总统；我也不知道林肯的性取向存在疑问。历史学家真让我恼火，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见识过的——最他妈屁眼型的——一帮专家。他们会看着总统石刻山，然后瑟瑟发抖地写文章。历史学家一直不愿意相信：起草了《独立宣言》的大人物，居然真和一个黑奴生了孩子。

出版历史书的人容易变保守，而且他们只愿意了解政策和政治。他们不想知道性。这就是没出过这些书的原因了，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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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与下面这篇教授和性业大亨应属姐妹篇，分别从两位作者的角度讲述了各自的观点和主旨。对照着看，还是有点意思的。

教授和性业大亨

200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窝在哥伦比亚大学小小的亭子间里，正在批改期中作业，电话响了。“你好，大卫，我是拉里·弗林特。”我还没在惊吓中回他一句：“你好。”这个急躁的声音又说：“我看了你在历史频道的节目，我有一个业务要给你。你能来洛杉矶吗？”我努力表现平静，回答道：“我想我这个周末有空。”弗林特告诉我，他的助手会安排旅程，说完就挂电话了。瞬间，我的学术生涯拐了一个古怪的大弯。（拉里·弗林特：美国性行业大亨，色情刊物《皮条客》的老板。——译者注）

弗林特办公室在贝弗利山庄的一幢富丽堂皇、高耸入云的大楼里，全部用黑色玻璃镶嵌着。当我走出电梯时，我简直就是进入了19世纪的法国沙龙。从地板到天花板，装饰得非常细致，有各种画作、青铜裸体雕塑和（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家具。当弗林特的助手郑重其事地带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两扇庄严厚重的红木大门时，我感觉就象要去觐见教皇，而不是一位掌管色情事业的大亨。

门打开了，办公室很大，俯瞰着好莱坞山。在他那张手工制作的办公桌前，我刚坐下，弗林特就直切正题。“我要和你一起写一本书，内容是那些总统的性生活。你回旅馆，好好想一想，晚饭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谈谈。”

回到旅馆后，我坐在泳池边，脑子里很多念头转来转去。对我的学术事业来说，我和拉里一起写书意味着什么？诚然，弗林特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而且，当年，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发生时，在弹劾比尔·克林顿总统期间，他伸出了援手，公布了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利文斯顿的同性恋事件，表明他至少和一个共和党人有染。但是，我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学界同仁们，会接受弗林特这些惊世骇俗的法律、政治行为吗？非常能够理解，他们会对这位色情刊物的出版人存有戒心。

然后，我开始想到：我真有所谓的学术事业面临损失？最初，我决心要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我喜欢教书。我曾经想要的只是：在东北一所小规模的文科大学，谋得一份安静、安稳的终身教职工作。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每个学期在曼哈顿音乐学校和城市大学里要教七门课，再加上自己还得完成助教工作。在答辩之前，我的博士论文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毕业前夕，我觉得自己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将是一份终身教职的优秀候选人。

我错了。每年，我都申请十几个职位，但从来都没得到过面试机会。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几堂讲座，而且继续在音乐学校工作；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是一个沮丧的失败者。

过去几年，由于不能够找到一份终身教职的工作，所以我就做了一些政治和电视的零工。2008年的总统竞选，我是Sen. Mike Gravel的公关指导；第二年，我策划并主持了历史频道的一档节目，内容是美国总统们的性生活。我的顾问，阿兰·布瑞克里开玩笑说：现在弄一档电视节目，比找一份终身教职的工作更容易，我就是例证。

我没什么好后悔的；要是因为我觉得太冒险了，所以拒绝，这才是让我后悔的事情。弗林特的提议就象生活给我扔过来一个弧线球——这种经历，我会告诉自己的孙辈（当他们读大学时）。我知道如果我说不，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会一直嘀咕：“假如当初……那么……”

尽管我多少还有点不乐意和弗林特一起干活，但是，当我第一次踏进在贝弗利山庄酒店时，当时Polo大厅正在举办晚宴，这些不乐意全都烟消云散了。我走过了阿尔·帕西诺的身边；黛米·摩尔、阿什顿·卡其夫妇与布鲁斯·威利斯、他的新妻子一起用餐；汤姆·克鲁斯和凯蒂·赫尔姆斯；贾斯汀·汀布雷克和杰西卡·贝尔。太棒了！新泽西来的小屁孩，后来在常青藤大学开讲座，现在要进军好莱坞了。

从一开始，弗林特和我就想写一本能被认真对待的娱乐读物。我们没兴趣只是罗列出一大串总统们的胡天胡地；我们想要揭示：事实上，性事和丑闻如何对选举、外交政策和国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长久以来，研究总统们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个话题；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性上面；而且，还在以前被忽略的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之间，建立了联系。

我们详细描述了本·富兰克林通过诱惑有影响力的法国女人，帮助拯救了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詹姆斯·布坎南总统和参议员威廉姆·金的(同性)爱情帮助了分裂活动。我们发现伍德鲁·威尔逊总统的女朋友将他的信件口述给了德国皇帝；还有那些女同性恋情，让埃莉诺·罗斯福成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士。

幸运地是，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出版人。麦克米伦出版社的艾瑞·斯图亚特，她抓住了教授和性业大亨这对组合的潜力，认为能写出一本关于美国总统的新历史书。她认为：我们古怪的跨界混搭，契合了后现代主义防火墙垮塌的基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学术和商业之间；大脑思考和下半身思考之间。我认为：如果麦克米伦出版社能接受这书，那么我的同仁们也可能接受。

接下来一年，我疯狂工作：研究和写作；每两个月还要去一趟洛杉矶，我和弗林特讨论、修改每一章节。他成了历史学的认真学生，也是一位非常棒的编辑。数十年来，他立场鲜明地编辑非学术出版物；几次见面后，和拥有如此经验的人共事，我开始意识到好处了。

几个星期前，本书出版了；我们已经开始全国推广活动，包括在《洛杉矶时报》举行的图书节期间，要在C-Span频道亮相。有采访问我：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我非传统的合作成果，持什么态度。我认真地盯着摄像机，盛赞了哥大长期以来投身自由思想的坚定立场，并且谈论了要在学术对话中，引进不一样的声音。这是一个诚实和满怀希望的回答。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座无虚席的剧院，举办了关于本书的讨论会。有一个小时，弗林特和我用各种故事让1000多名观众非常开心。后来，签名售书的时候，一位中年女子说了一些话，我一直记得：“假如我的老师们用你刚才的方式教历史的话，我应该会主修历史专业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事业目标——成为一个能将人们带进历史的优秀教师。我在学术生涯中的失败，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帮我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达到了这个目标。

到目前为止，那些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同仁们还是支持我的；甚至有几个人还感到嫉妒，因为我可以做一些如此反传统的事情。“自由”真的只是——没什么好损失的——同义词。我不知道这书到底会如何影响我的学术事业。我以前的目标是在《美国历史学刊》上撰文；如今在七月份的《皮条客》上，将刊登我作品的节选。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当我老了以后，知道自己曾给更多的人打开了历史之窗，而且自己做得也很开心，我会很高兴地回顾这一幕。

编者按：大卫·艾森巴赫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举办讲座；并且在曼哈顿音乐学校教人文课程。他和拉里·弗林特一起写了《性笼罩下的国家：美国总统们、第一夫人们和情人们如果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一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