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摘要：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以宋江为核心，以忠义为主线，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但作品对宋江的褒扬却又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脱节。 　　关键词：宋江；形象；忠义；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1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39―04 　　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非凡超常的英雄形象。在众多的英雄中，宋江的形象最为复杂。宋江是《水浒传》中的核心人物，如何认识、评价这一形象，直接影响对《水浒》精神实质的理解与把握。金圣叹在评点中曾慨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对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见仁见智。 　　一、宋江形象是“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　《水浒传》最初的名称是《忠义水浒传》。在小说中，作家对宋江艺术形象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忠义”二字上。“忠义”是一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精神约束力，“忠”主要指正统观念即忠君思想，“义”主要指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及兄弟间的江湖情义。宋江形象就是“忠”和“义”的矛盾统一体。 　　(一)宋江之“义” 　　宋江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并被拥为梁山泊中成为最受人爱戴的“大头领”，是因渗透在其性格中的那种重“义”的特色。“义”作为一种传统道德观念，在宋江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江湖好汉们十分敬爱的人物。他原本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一身武艺，又仗义疏财，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论其才能和为人，“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他能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好汉和世人眼中，他是“及时雨”，是一个肝胆照人的大义士。这是宋江性格中的_个主要方面。 　　宋江重义气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放走晁盖。他明知晁盖等人劫了梁中书送给岳父蔡太师的生辰纲是“灭九族的勾当”，犯下了弥天大罪，但他又深知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劫之乃理所应当，于是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前去通风报信，并放走了晁盖等人。如果说私放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还没有和政府对抗的意思，但杀阎婆惜的动机就是为了灭口，不暴露他与梁山的关系。作为官吏，宋江深知法的威力，可法一旦和义相抵触，他为了救自己的朋友，他竟然知法犯法，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真可谓“存亡死生”之举。可以说，正是有了宋江的冒死义释晁盖之举，才有了梁山义军发展的根基，才开创了小股义军先后汇集梁山的局面。 　　以“仗义疏财”闻名的宋江在梁山泊享有很高的威信，备受推崇和拥戴。做了梁山首领后，他与梁山义士兄弟相称，不分贵贱，患难相助，同生共死，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江湖好汉有巨大的号召力。呼延灼为朝廷命将，兵败后不肯投降，但终为宋江义气所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宋江给李逵喝了毒酒，而李逵却折服于宋江的义气，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身亡，也是因为“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了隋难报”。 　　作为义军领袖，宋江也有出色的组织才能。而他的组织才能的体现也以“义”为前提。受招安以后，朝廷准备把他们拆开，他发誓“生死相随，誓不相舍”。正是如此，众人对他才情同手足。他成了梁山泊义军的一面旗帜。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了梁山英雄的紧密团结，有了各股义军纷纷归顺的局面，有了三打祝家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攻城夺县、惩恶扬善的辉煌战果。 　　(二)宋江之“忠” 　　宋江的绰号除了“及时雨”外还有一个“呼保义”，呼保义即呼群保义，保义是忠诚、忠义的意思。这“忠”是宋江性格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加之他生存的社会环境，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忠”的性格特征，这里所说的“忠”是和宋江的封建“忠君”思想密切相关的。 　　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是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对宋江这一文学形象的刻画中，作家特别强调宋江之孝。例如，在和花荣等八条好汉投奔梁山途中，宋江收到石勇带来的家书，告之父亲因病身故，要他回家奔丧。他捶着胸脯，大骂自己：“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之后大哭昏迷，苏醒后宋江撇下花荣等人，飞也似独自一人星夜赶回家中。这既是孝，也是落草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后来宋江刺配江州，途径梁山泊，晁盖要宋江留在梁山共聚大义，宋江却道：“父亲明明教训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花荣叫两个公人给宋江开了枷，宋江却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宋江信奉的忠孝思想，实质上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一种混合体，它对于处在受压迫和反抗地位的宋江来说，是一种强大的销蚀剂，软化了他的铮铮硬骨，使他丧失了起义军领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在宋江看来，接受朝廷招安，是他为山寨兄弟谋求的一条正路――“顺天”、“护国”，是实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必由之路，这是“忠”的观念在宋江头脑中的必然结果。宋江继王伦、晁盖之后做了梁山第三任首领，坐上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排座次后，宋江时时记挂招安之事，不时流露言表，一心要改邪归正。在一次重阳节菊花宴上，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首，其中有这样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从此以后，宋江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官员表示要归顺朝廷，甚至乞求招安。几经周折，宋江梦寐以求的被赦招安终于得以实现。他最终接受了招安，并甘心为大宋王朝攘外安内。当他听说被派去征辽、平方腊时，喜形于色，因为宋江“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立功立业，以为忠臣”。宋江毅然决然毁掉了来之不易的梁山寨棚，奔赴战场。梁山好汉在征辽、打方腊中，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调遣开去，轰轰烈烈的队伍彻底解体了，而宋江本人也受到奸臣的陷害。宋江死前怕李逵坏了他一世的忠义清名，特地叫人把他请来同归于尽。并剖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临终强调的最主要的观念还是一个“忠”字，这就充分地反映出了他具有浓厚的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当然，作者的忠义思想跟他所处的的特定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当时特定社会的忠义意识的产物。 　　从中可以看到宋江一生的行动，无论是反对害国虐民的贪官污吏，还是后来接受朝廷的招

安、征辽、打方腊，其中都有一条红线贯串始终，这就是忠义思想。宋江是忠义精神的化身，《水浒传》主要写了忠义二字，正如杨定见所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忠义之烈”的典型，并赋予悲剧的结局，从而升华了《水浒传》的主题。 　　二、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水浒传》中宋江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并且相互之间矛盾、背离，呈分裂状态。由于作家急于表露自己主观的倾向性，又因为在人物刻画中缺少典型生动的细节支持，致使主人公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因而所刻画出来的形象空洞苍白，造成宋江形象的矛盾性。 　　(一)与自己言行不符 　　可能把历史上的一个盗贼改写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位忠臣，本身就很荒唐；也可能因为改编者过于粗疏，所以在改写时使宋江这一形象留下了许多与自己言行不符的地方。 　　譬如，宋江在父亲面前说，他极不愿同江湖上的那班杀人放火的弟兄们为伍。然而还是这个宋江，曾以满腔的热情率领花荣等人奔赴梁山泊入伙。如果将他的行为与言语相比照，很容易使读者感觉他是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第三十九回宋江酒后在浔阳楼题了一首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谋略。恰似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怨仇，血染浔阳江口。”另有一首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常言道，酒后道真言。宋江酒后的诗词，充分暴露出了他的野心，他真正的“凌云志”就是像黄巢那样，率兵造反，夺取大宋江山。为此，他处心积虑，潜伏忍受，一旦时机成熟，就“敢笑黄巢不丈夫”。虽说这是他酒后一时冲动，口无遮拦，但此举与他一贯标榜的“忠”伦理观念可是差之千里。试问世间有这种“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忠臣吗? 　　又如，宋江到了水泊梁山就成了实际领导者，从座次的安排到人员的调遣，皆出其意，而晁盖全被架空。晁盖死后，宋江却几次三番地要把梁山的主位让给本来与梁山毫不相干的卢俊义。今日的极力逊位与前日的架空晁盖，使宋江这一形象显得很是虚伪。金圣叹把宋江前后的行事贯穿起来，得出结论：“盖无耻之人，其机械变诈，大要归于必得斯座而后已；不惟其前日之据之为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逊之亦正其巧于必欲得之。” 　　总之，作家对宋江这一形象的描写中表现出了互相矛盾的两个面：作为一个造反派首领，却又表现出唯君命是听的“忠臣”形象；堪称“敢笑黄巢不丈夫”，又表现得像一个谨小慎微的腐儒；处处标榜义气，却又不时玩弄权术；对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有时嫉之如仇，有时又卑躬屈膝；打着“替天行道”的义旗，目的却是为了扎进统治阶级阵营。这双重性格的叠加使宋江犹如《镜花缘》中的两面人，造成了人物性格自身的分裂与背离。 　　(二)与领袖形象不符 　　宋江本身是一个“刀笔小吏”，要想坐上绿林统帅的交椅，应该具备能够征服人心的领袖素养。作品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刻画出宋江的胆识才力，只是突出了他的所谓仗义疏财。 　　宋江虽然号称“及时雨”，可除了施舍给人一具棺材外，并未见他有什么超凡之处。尽管众英雄十分佩服他，但与他有过真正接触的人却少之又少。若论仗义疏财，他可能比不上柴进更有经济实力。仅靠捕风捉影的耳闻之词，就能让那些杀人放火的好汉们俯首帖耳，这确实不能让读者信服。以宋江收服李逵为例，在他们交往中只写了一件事，那就是第一次见面，宋江送给李逵十两银子，惹得鲁莽率直的李逵不住地念叨：“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用十两银子让一个人对自己有死而无怨的忠心并不现实，但在作品中，作者一方面必须使李逵对宋江死心塌地；另一方面，却没有能够让宋江以自己卓尔不凡的大智大勇来征服李逵这样的英雄，而只是重彩浓墨地把施舍银两之琐事写入二人的关系中，说服力不强。金圣叹曾批道：“此书一百七人，未有如宋江权诈不定者也。初无青天之旷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庭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 　　虽赞扬宋江“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可《水浒传》中的他既没有盖世武功，又缺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三打祝家庄、破呼延灼连环马、少华山下攻城，结果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无计可施；征辽与兀颜统军一战，轻举妄动，结果大败而逃；攻打高唐州是他唯一大显神通的机会，但临阵之时却要“打开天书”，“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结果还是“大败亏输”，致使全军涣散。这样一个描述如何称之能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扫除四海之心机”? 　　(三)与英雄形象不符 　　梁山的英雄好汉大都是在宋江的支持、号召下上山的。照理说，英雄好汉相见，抱拳施礼则可，而宋江却奴颜婢膝，磕头如捣蒜。小说在写宋江求贤若渴、招降敌方将领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的第六十九回，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却说宋江过了草堂，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着董平。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我叫你去请董将军，谁叫你们绑缚他来！’二女将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马，自来解其绳索，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着，纳头便拜。董平慌忙答礼。宋江道：‘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容恕安身，实为万幸。 　　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宋江一次次地在降将面前“纳头便拜”。宋江在江州劫法场后恐怕众人不上梁山，于是下跪；在天门山欧鹏等四好汉拦住去路时，他又下跪，“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在关胜被活捉后，他亲自为其解缚，“纳头便拜”。他甚至拜倒在高俅脚下，盛宴款待，重礼相送。容与堂本《水浒传》卷前《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语：“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江性格上的虚伪本质。 　　宋江面对降将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喝退军士，其后是亲解其缚，扶入帐中或扶上正中交椅，之后便是纳头便拜、叩首服罪，再三言及自己希望被招安的愿望。下跪、磕头、请罪、表态，这不是如李逵、武松等武将做得出的，也不是如晁盖、柴进等富贵人家走出的好汉能做的。宋江对自己有个评价：“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虽然这其中不乏谦虚的意味，但实在不能说是有失公允。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平庸之人，实在是让人无法将他与英雄连在一起。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形象并不丰满，往往是概念化的，形象苍白、毫无生气，给人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这是宋江形象中的一对难以弥合的矛盾，即是英雄还是庸才的矛盾。作家在刻画宋江这一文学形象的如此处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心理愿望，但也是其思想意识与文学才华的局限在创作过程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金圣叹，曹方人，周锡山，金圣叹全集(第2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4]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附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