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能力与社会基础条件的测评

作者：李侠

科学与管理 2012年12期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从上到下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国家，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并不强，根据目前公布的一些研究报告可以初步作出这个判断。据美国制造者协会NAM(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2009年3月发布的最新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20个主要国家里，中国创新能力总得分为0.73，排名第13位，其中分项指标的得分与排名分别是：创新投入0.07，排名第17位；创新表现1.32，排名第8位，详见表1。

　　

　　 这个创新指数排名很有趣，如果稍微细致分析起来，就会发现，创新投入与创新表现以及创新得分基本上属于正相关。把这样的初步结论用到对中国创新行为的分析上，就可以发现两个明显问题：即创新投入太低，而创新表现尚可。那么，由此引伸出一个隐含的问题，影响创新的最基本条件都包括哪些？如果我们把这些影响创新的基础条件梳理出来，并作出一种结构性分析，那么这种指标体系就可以用来对中国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评。

　　 1、创新与硬性社会基础条件分析

　　 由于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创新的实现是需要一些社会基础条件来支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也是一种稀缺的行为。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把支持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制度性基础条件、经济性基础条件、人力资源基础条件、文化基础条件与舆论基础条件。前三项基础条件也被称作支撑创新的硬性基础条件，后两项被称作支撑创新的软性基础条件。硬性基础条件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创新行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软性基础条件相对来说则不敏感。只有这些基础条件达到一定程度，真正的创新行为才有可能发生，缺少这些基础条件的支撑，任何创新政策与计划都是不现实的。限于篇幅，下面从五项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中挑选两个重要的基础条件进行分析。

　　 1.1 创新与制度基础条件的关系

　　 在支持创新的三项硬性基础条件中，制度基础条件对于创新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表1中所列举的那些创新指数比较高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国家，这个现象大体上支持了制度经济学家的一个经典结论：制度决定论。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说法：“创新、教育、基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2]从中不难看出制度在经济增长与创新中的作用，那么制度基础条件是如何影响创新行为的呢？这里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与创新行为有关的制度都包括哪些呢？Weingast认为：“有效的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行政与立法分开以保持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规范的行政程序以及透明的决策，因为这样的制度有利于产权的稳定及安全，也能阻止政府作出重大的或频繁的政策改变，从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稳定人们的预期。”[3]从这里可以约略感觉到创新行为得以实现是需要强大的制度支撑条件的。回到微观层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最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压缩寻租空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提供公平的市场规则。只有这样的制度保证，创新行为才能让创新者因为创新成功而获得超额利润。当代的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保证，创新行为将变得极为不经济，从而遏制了创新发生的概率。

　　 制度条件之所以对创新有如此巨大的支撑作用，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刺激因素外，更为主要的是，由制度基础条件对创新者行为的深层影响。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科特的总结，制度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即“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构成，这三大要素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其一端是有意识的要素，另一端是无意识的要素。这些制度要素或制度层面，以相互独立或相互强化的方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这种框架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性力量，是一种具有弹性的框架。”[4]由此可知，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主体行为，而且这种制约是从有形的强制性约束到无形的文化—认知习惯。这种影响在创新行为中就呈现为美国政策专家阿兰·斯密德所谓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模型(SSP)，其实质在于：“为了构造制度分析框架，需要确定有关的因果变量和广泛范畴的自变量。进行影响分析，可供选择的制度是自变量，因变量是实际绩效”。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有关的一系列自变量中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的那些方面定义为状态。[5]由此可知，状态与绩效都是制度结构的产物。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制度在哪些方面以及是如何影响创新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由此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一个区域的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性；其二，要想改变创新绩效，关键在于改造制度结构，它直接影响群体状态。如果我们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的话，那么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沿着交易成本最低的路径推进。在一个其他资源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果制度能够提供有力支持作用，那也将极大地激发潜在的创新行为。相反，一个在各方面基础条件都还不错的地区，由于制度比较落后，那么也很难形成具有稳定性的创新。对于中国而言，制度制约创新的另一个常见模式就是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完全是制度造成的结果。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它的企业不一视同仁，人为设置种种限制，那么就会出现很荒谬的现象：国有垄断大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无意于创新，而中小企业有意创新，然而实力不足，无力创新。从而导致全社会在垄断背景下，出现制度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降低。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帕伦特的观点：“垄断权力阻止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从战略上入手的。当保护较弱时，行业中将会有新的进入者，因为阻止进入者的联合体的规模也不足以获得和吸引成员。当保护较强时，行业中不会有新的进入者。因此，在我们所考虑的垄断权力协议下，较差的生产技术的使用效率很低，而更好的生产技术也得不到采用。”[6]

　　 1.2 创新与经济基础条件的关系

　　 作为支撑创新的第二项基础条件，经济基础条件来说，经济投入是支撑创新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创新的敏感性。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创新投入的排名非常低，这个数据很直观，也很好地揭示出中国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令世人困惑的是，中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怎么还会出现创新投入不足呢？其实，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国的科技、教育投入历来是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很大，教育投入早在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就是占GDP的4％，目前世界银行的平均比例已经接近6％，而我们呼吁了20年，2012年教育投入才有望占GDP的4％，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言而喻。至于科技投入，一般是以R&D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R&D比例都在2.5％左右，我们即便按投入最高的2011年计算，也仅仅达到1.8％。下面这组数据来自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共投入R&D经费7062.6亿元，比上年增加1260.5亿元，增长21.7％；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76％，比上年的1.70％有所提高。按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27.7万元，比上年增加2.3万元。”[7]其实这组数据还需要挖掘一下，即这些经费的来源构成，更能反映真实问题：根据统计公报显示，按执行部门分类，各类企业投入的R&D经费为5185.5亿元，比上年增长22.1％；政府属研究机构投入1186.4亿元，增长19.1％；高等学校投入597.3亿元，增长27.6％。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73.4％、16.8％和8.5％。从这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企业科技投入占当年R&D的最大比例，约74％，而且增速高达22％，按照这个数据中国企业创新活动应该是得到比较大的经济支持的，由于经济投入与创新之间的高度敏感性，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有比较好的表现才对，这与实际严重不符，问题出在哪里？考虑到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并不强，如此高的研发投入比例不太现实，可以初步断定，这份数据是存在很大水分的。造成水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虚增科技投入可以利用政策合理避税。国家和各地方的产业政策中都有从事研发的投入可以在税前计提的相关规定。其次，用研发投入的名义可以巧妙消化企业过快增长的管理费等开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国创新投入不足的深层原因了。

　　 人力资源基础条件对于创新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11年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8930万大专以上科技人才。即便按照2010年的全时工作量R&D人员计算，我国也有255万人/年，这个数量基本与美国持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方面，只有人力资源基础条件这一项硬指标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大的优势。但是作为创新承担者的人力资源基础条件，中国人力资本的现状也是喜忧参半，按照学者魏立萍的观点：“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具有资本的共性，即资本的成本属性、收益属性及稀缺性。”[8]这个界定很好地揭示了人力资本的特点，人力资本理论近三十年之所以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热捧，究其原因在于，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取得边际收益递增的奇效，这是别的资本所不具有的特点。那么，我们想知道，在中国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真实收益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储备与升级问题。换言之，如果，在中国投资于人力资本会获得比较高的收益，那么，公众会持续加大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带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型，即人才结构的自然升级，否则，人力资本会萎缩，结构恶化。据学者萨卡洛普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s)的最新研究，将世界主要地区的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制成表2。

　　

　　 由表2可见，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私人收益率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社会收益率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不大，这说明，在中国教育投入大多由个体承担，而收益的溢出部分却被国家享用，从而导致投资教育的回报比较低。这是很糟糕的事情，由此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国家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大教育的投入，最大限度上减轻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这样才会形成比较高的教育投入回报率，在这个基础上，人力资源结构才会顺利转型与升级。

　　 总之，中国人类资本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力资源存量的结构不合理，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而中低级人才又呈现出过剩局面。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为1538416人，当年毕业研究生数为383600人，二者合计也仅仅接近200万人，这个数量与我国庞大的各类企业相比，高层人才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其次，我国的人类资本投资回报率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力资源的资本积累深度。

　　 2、创新与软性社会基础条件分析

　　 谈到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时候，人们往往热衷于上述三个硬性基础条件的分析，其实这是一种认知误区，创新能够得以实现，还需要强大的软基础条件的支撑，只要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创新国家，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关于创新的软基础条件中，人们对于文化的支撑作用谈的很多了，这里也就不再赘言。在关于创新问题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关注到舆论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探讨一下舆论对于创新的支撑作用。企业作为市场中的创新主体，分析企业与舆论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现实的启发意义。为了厘清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需要解决什么是舆论的问题。所谓舆论(public opinion)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的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一般来说，态度是一种倾向性行为，而意见则是一种具体反应。我们倾向于认为舆论的本体是一种意见，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舆论概念的提出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舆论概念之所以获得生命力是由于十八世纪公共概念兴起的原因。英语中舆论概念的出现要回溯到十八世纪来自法文的相应词汇，它最初出现于1588年蒙田的作品中，究其原因，舆论的出现与城市化过程以及相关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舆论产生与有效运行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成熟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其次，明确表达一种倾向与信念的载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舆论作为一种自发的信号表达机制，它表征了社会中群体的真实心理偏好，而这种心理偏好直接影响了市场的供求机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与个体、企业的发展都具有一种直接的相关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的一种积极反应。由于舆论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意见，它的内容多种多样，比较庞杂，但是通过舆论可以真正发现社会在某一时点的需求与真实的社会心理偏好。按照经济学家科斯的说法，企业是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组织形式。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组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技术性组织，主要关注生产性活动；管理性组织，主要强调控制与协调；制度性组织，关注组织与社群的关系。从组织的这种三分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舆论能够为不同层次的组织提供相应的不同信息。由此可以推断出，在企业从事创新活动时，舆论与组织的三种功能是直接契合的。世界上一些成功的创新型企业都很好地利用了舆论的这种功能，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管理以及与社区的互动都处于一种良性的相互促进的状态。

　　 要使舆论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发生正向的相互作用，除了对于企业的组织层次有一定要求外，对于舆论本身的表达与传播机制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舆论得以表达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开放的公共领域，它保证了舆论存在的土壤，如果没有成熟的公共领域，舆论就会以谣言或者小道消息形式存在，这种情况增加了企业对于真实信息的甄别成本，从而降低了舆论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刺激作用；其二，舆论工具的多样化。通常来说舆论表达的载体主要有报刊、杂志、电子网络、电视、广播等固定媒体形式，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媒体，如论坛、抗议、投诉等。舆论表达载体的多样化，增加了企业获得真实信息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企业收集信息的成本，而且多种舆论载体也强化了舆论被企业关注的程度。通常来讲，舆论对于企业的作用多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出现的，如批评、监督与诉求等形式出现，这些表现形式能够为企业对其产品提供真实的需要改进的信息，同时也暗示了公众对于企业的希望，如果能合理利用，这些舆论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

　　 据工商部门统计，我国有大中小企业接近千万家，为什么没有体现出对于舆论的高度敏感性呢？在笔者看来，造成我国企业忽视舆论在创新中作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从理论上说，大中型企业有能力维持创新活动与舆论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对于市场需求信息的真实理解与把握，但是国有大型企业，大多具有制度性的垄断地位，它通过制度性保护，本身就缺乏创新的热情，其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导致它根本就无视舆论的监督与反馈，由于垄断造成的市场需求缺乏弹性，即便不进行创新仍能获得垄断利润，因此，舆论被人为屏蔽或者忽略。广大中小企业渴望了解舆论信息，以便准确把握市场状况，可惜中小企业的组织架构以及人力资源的限制，又无力开发利用舆论信息，导致舆论在中国的语境下，被大多企业悬置起来，只能被动应付，而无法积极开发舆论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积极激励作用。

　　 对于舆论本身来说，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公共领域，导致舆论的表达一直处于不畅状态，这种情况也直接影响了企业对于相关舆论的及时把握，从而影响了相应的改进与创新活动。比如产品质量、企业的环境污染状况等与企业有关的舆论经常被限制传播，只能处于一种谣言与小道消息状态，直接抑制了舆论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改进的作用，导致企业与公众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使原本可以双赢的形式转化成一种严重的对立，不但无益于创新，反而增加了企业运营的社会成本。再加上长期意识形态的限制，导致舆论被肆意选择与过滤，丧失了表达真实信息的功能，无法准确反映市场的信号，直接影响了企业捕捉真实市场信息的热情，从而使舆论丧失了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鞭策作用，这点在我国当前的表现尤其严重。一旦舆论发生裂变与扩散，为了平息公众的意见与不满，国家会调整相应的政策，而政策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产品，反过来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路向。

　　 各种舆论载体本应该真实反映公众对于企业与产品的真实意见，而企业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积极回应，则可以更好地完善管理与创新。当舆论普遍失真，不能表达真实市场信号时，企业借机放弃舆论也就是一种退化市场的必然选择。

　　 3、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影响创新的五个维度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初步测评。作为一种经验总结，我们可以把五项社会基础条件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制度条件设置为0.3，经济基础条件为0.25，人力资源基础条件为0.25，文化基础条件为0.1，舆论基础条件为0.1。要想使创新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硬性基础条件至少要满足两项，外加一项软性基础条件，并且，社会基础条件综合得分超过70％，才有可能实现创新，由此可见，创新是一项要求条件比较苛刻的活动，这也间接说明了为何我国的创新能力比较弱的内在原因。也许更为有意义的事情是，由于各地条件的千差万别，可以依据这个模型，强化自己的优势条件，或者改善弱势条件，这些举措都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工作方向。

作者介绍：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上海 200240 李侠(1967－)，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上海 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