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颜色

　　一个没有希腊人的希腊――这似乎一直是西方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数百年来，以拉丁文化为主的欧洲人对古希腊遗产衷心钦佩、奋力学习，但这种种努力总归有一种没法言说的味道。有一点很典型：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帝国末期只剩下一个城邦，不过这个城邦令人钦佩)，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学者们才重新开始研究希腊语。对古希腊文化遗产的兴趣从一开始就有掠夺的性质，后来，做了红衣主教的拜占庭学者贝萨里翁的图书馆被抢救出来，在威尼斯跟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大批赃物配得天衣无缝。在上耳其人致命打击拜占庭的二百五十年以前，威尼斯人联合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这座基督教徒对付土耳其侵略者的堡垒进行了无情的洗劫。此后，圣马可的宝库里就多了拜占庭最精美的宝物、嵌着古代宝石的圣徒遗物、古希腊罗马时代晚期匠人镶金的埃及和波斯水晶瓶罐、先古东欧基督教圣像，还有那四匹精美的镀金铜马，还有从拜占庭各大教堂里拆下、砌入圣马可大教堂墙中的古希腊圆柱和浮雕。 　　具体生动的希腊文化在拜占庭体现出来，西方人似乎觉得这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借助拜占庭的书法家们，威尼斯人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2)的印刷所创造了希腊文凸版印刷术，使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欧洲最早的袖珍书“阿尔定版”古籍，读到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两千年来，希腊一直处于亡国的边缘。在二十世纪的几次大难中。几乎没人关注亚历山大手创、拜占庭皇帝捍卫、奥斯曼人一手毁灭、一手力保的希腊的最终灭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希腊最重要的城市是被土耳其人称作“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希腊的各个中心是士麦那、特拉布宗、阿勒颇和雅法。在苏丹们和哈里发们的统治下，希腊人是二等公民，更糟的是，他们被与欧洲的发展隔离开来，不过他们依然居住在自己建立的城市里，说自己的语言，信奉自己的宗教。自然，知识界缩小了，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成了一个经商的民族。但是小亚细亚希腊各大城市多民族、多语言并存的特性却符合老拜占庭帝国的多民族传统，尽管希腊人如今被剥夺了在多声部中领唱的机会。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和可疑的“智慧”的巴黎郊外条约”将老帝国留下的破碎河山肢解成好几个单民族国家。希腊人发现自己被突然扔回了老希腊的农村，可那里的城市在古希腊时期就已丧失领导地位，这就好比将纽约人流放到爱尔兰的草地，希腊人再次被褫夺了自己的传统。 　　老希腊，这个第一个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欧洲国家，先是受到西欧希腊迷的追捧，继而又让他们失望。就像奥古斯都古典主义抹杀希腊化文化一样。欧洲人文主义也彻底抹杀了拜占庭。去希腊游玩的人看不到拉斐尔的《雅典学派》。，看到的是烛烟下金底画闪闪发光、香味弥漫的教堂。人们如梦方醒般愤愤地责备希腊人没能保持公元前五世纪的状态。显然，在被土耳其人占领四百年后，曾经身为大国的希腊没能保住金色卷发的古希腊多利安人的纯种，这一点也伤了西欧学究们的感情。德国的文科中学里教的希腊语课――至少在开希腊语课的学校里――足以让希腊人望而生畏，课上连古希腊影响最大的书《保罗书信》都不教，因为它不是用标准古希腊语――阿提卡语――写的。 　　当真实存在的希腊人重归欧洲史时。西方仿古希腊风达到了顶点，德国、英国和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哲学和文学界热捧品达、柏拉图和雅典民主。欧洲各国首都充斥着一排排白色圆柱，无数基座上有眼无珠的白色雕像构成了特别的一族。美学首领温克尔曼(2)用其“白色古典”奠定了未来的品味，可以说他创造了长达两百佘年的美学气质。而气质是不受事实影响的：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人认识到“白色古典”是个误会，其根源是对古罗马人仿古希腊原作制造的大理石复制品的误读，但这已经无法影响那种选对丁历史时刻而形成的品味了。 　　希腊的白庙白像其实曾经五彩斑斓，这一点人们虽然知道，却并不真信。白色的希腊艺术完全成了偶像，成了没有历史、可以跨越时间的常青藤。若是没有温克尔曼的白庙，包豪斯建筑学派还会有铺天盖地的白色吗?若是没有绘图大厅里那些完美得没有生命的石膏复制品，现代艺术还会奋起反抗学院派吗? 　　关于古希腊白像的误解似乎可以代表西方对待希腊文化的态度。对枯燥的白色的狂热崇拜清清楚楚地体现了西方对希腊的悠久历史和对传统的继承视而不见，确实，慕尼黑爱琴娜部分浮雕饰带首次复原的古代彩色令人大惊失色。雕塑哪些部位曾有过哪些颜色似乎可以精确地认定，因为不同的颜色风化速度不同。附着在石头表面的时间有长有短。在不久前公开的几个试验品中，爱琴娜雕像刷得宛如玩偶，很难想象，这已经很接近逝去的事实了，因为塑像上色师在古希腊同雕塑家一样受人尊敬。当然颜色在石膏复制品上的作用有异于在打磨后的大理石表面。上色师果真将石头的某些阴影和细纹(它们有时在自然状态下就栩栩如生)统统涂上了不透明的颜色吗?难道说，就像重新上色试验显示的那样，给雕塑上色时，希腊艺术家突然之间失去了观察自然的能力? 　　不过当务之急应该并非是回答这些问题。近现代艺术特别爱讲“打破视觉习惯”，尽管其实往往早就没有公认的“视觉习惯”需要“打破”，”打破”成了空话。可是设想一下眼前看到五颜六色的帕特农或是帕加马”的浮雕饰带，被摧毁的确实不仅是“视觉习惯”，还有思维方式、世界观，甚至是生活方式。如果美学上的骤变甚至是颠覆(告别白色古典的意义不亚于此)真能带来人们爱说的“开创新世纪的力量”，那就将发生一件将我们与以前的时代隔开的大事：要么希腊古典彻底丧失其典范意义，大家无所谓地耸耸肩，将希腊艺术视为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当作欧洲未来榜样的许多艺术中的一种，(虽然艺术经历了现代革命，对这种榜样作用的认可却迄今并未消失。在现代意识里，菲迪亚斯“的雕像至今还完全象征着艺术)要么，希腊的榜样获胜，以其新形象创造一种新品味、一种新艺术。 　　不过，即使不麻烦专业考古界从事实验室研究，也能发现“彩色的古典”。近

年来，在德国好几个地方为大型希腊教区建造了希腊东正教教堂。其中法兰克福格鲁尼伯格公园的圣格奥尔格(2)教堂特别雄伟。这座水泥未干的新教堂对古希腊和拜占庭传统的继承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圣格奥尔格教徒们摒弃了把不信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基督教看作相互敌对、其中一方战胜了另一方的两种势力的思维模式。建造这座非凡教堂的菲利泼斯，萨福普罗斯神父既不想费劲地搞学术，也不想去纠正什么，在他心目中，传统从未中断过。从一开始，东正教的功劳就是建立并保持了这种连贯性，希腊先古基督教教父的千年中，有一个愿望始终都在闪耀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也各不相同：将古希腊时期视为基督教的一部分。拜占庭教会将希腊异教看成是第二部《旧约》，当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传授灵魂不朽、良知优先、理念永恒时，是圣灵借他们的口在说话。人文主义者本来无需将这些哲学家挖出来，重新送人同代人的意识中，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在西方一直是个特例)诞生前很久，圣像画家们就将古典哲学先知们画到教堂的墙上，与以赛亚和耶利米并列。如今他们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格鲁尼伯格公园的新教堂中，而且是在教堂的地下大厅里，这就像是从前柏拉图学院建在阿卡得摩斯神庙底下，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建在吕克昂神庙底下，教堂的中央穹顶(两名希腊修士画家在上面画了一个巨大的造物主基督像)下面是从前古希腊特尔斐城阿波罗神殿才有，如今在每个基督教堂的祭坛前都能看到的圆锥形神石“世界之脐”。礼拜仪式在画墙后举行，画墙那面存放着禁止教徒观看的圣物，就像在耶路撒冷的神庙或是古希腊神庙里一样，教堂外墙饰有马赛克圣像，如同从前神庙中的浮雕饰带。教徒排成一列或是一个人围着教堂转，就像在老的神庙里一样，作为一项重要的礼拜仪式保留下来。教堂歌咏是在七十二线谱的毕达哥拉斯旋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体系允许无数组合，被理解为鼓励人不断重新谱曲。就这样，圣格奥尔格的教徒们前不久委托作曲家用毕达哥拉斯的音乐重写一首纪念圣格奥尔格的赞美诗组歌， 　　步人法兰克福格鲁尼伯格公园，绘画和装设的多样性和雄伟动人心魄。夜礼拜时，沉重的黄铜吊灯旋转起来，表现天使们的欢乐，仿佛整个富丽堂皇的房间在纵情摇动起舞。“圆柱和三陇板发出声响，我简直觉得整个神庙在歌唱。””要是看看宗教会议后复古型礼拜改革后剩下的一点点可怜的天主教礼拜仪式，你就会理解数百年来政治上悲惨的希腊在被挤出历史的几个世纪中为世界留下了何种瑰宅。 　　“这种胡闹跟我们热爱的古希腊有关?”人们听到美第奇、伏尔泰、温克尔曼和施莱艾尔马赫的鬼魂看着一座现代拜占庭教堂惊诧地问道，这就是鲜活的传统的作用：越令人讶异，越接近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