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铁杆兄弟张作相

　　张作相与北洋军阀“东北王”张作霖，同姓不同宗，只是名字上的巧合，却两次结拜，在20多年的患难与共中成为一对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铁哥们儿。张作相尽心竭力辅佐张氏父子两代，这样过命的交情在民国的军阀中是不多见的。张学良对其评价：彼人诚厚，他的忠义，在今世为我所仅见之一人。 　　忠厚仁义 备受张作霖器重 　　同张作霖一样，张作相也是闯关东的后人，祖籍也在河北。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张作相祖籍直隶深县太古庄花盆村（现河北省深州市前磨头镇）。二张祖辈世代务农，后在大灾之年举家移居东北。张作相1881年生于辽宁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今锦县班吉塔乡杂木林村），他幼年家贫，只读过三年私塾。母亲刘氏精明贤慧，为人善良厚道，虽没有什么文化，但经常对张作相施以孝、悌、忠、信等孔孟之道的教育，对张作相一生的影响很大。 　　张作相很小的时候就帮助父亲在家里干活儿，农忙时给人打短工，农闲时与人结伴到外村做泥瓦匠，为人建房。由于他技术好又肯吃苦，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泥瓦匠能手。后张作相为族兄张作正报仇杀人而被官府缉拿，为逃避官府的追捕，无处安身的张作相揭竿而起，组织起了一个仅有十余人的“绿林武装”。 　　中日甲午战争后，辽西一带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在战乱频仍的年代，绿林蜂起，各占一方。1901年，张作相慕名来到新民府八角台村，率20人投奔张作霖。张作相加入张作霖帮不久，即1902年9月，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招安，张作相也一跃变成清军游击马队哨长，随张作霖驻新民。从此，张作相随着张作霖的升迁而升迁，并两次与张作霖结拜为“把兄弟”，逐渐成为张作霖的心腹将领，奉系军阀的第二号人物，在奉系集团的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作相受到张作霖的信赖和倚重并不是偶然的。张作相出身贫寒，发迹后仍保留着勤劳简约、老实厚道的本性，在奉系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在奉系集团中以“忠厚长者”著称。他重孝悌，讲义气，忠于张氏父子。虽官运亨通，但并无政治野心。他识大局，顾整体，曾三次婉辞较高的职位。1920年，张作霖感到张作相离开自己身边，工作起来有许多不便，不久，就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副使。张作相以位高坚辞不就，遂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和奉天督军署两署总参议。1921年3月，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转任吉林省督军，张作霖要任命张作相为黑龙江省督军，当即被张作相婉言辞却，并建议让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出任。张作相说：“论资历我不如兴权（吴俊升），论年龄他也比我大。为表示待人公正，不徇私情，请让兴权先升。这对我们的前途和事业有好处。”1921年5月30日，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大总统令：由奉系派员充任热河都统。张作霖再次拟派张作相继任，张作相仍执意不肯就职，并极力推荐并非嫡系原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因此，张作相在辅佐张作霖、协调张作霖与其高级幕僚的关系上能够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成为张作霖团结部属、称霸东北不可缺少的人物。张作霖把重要权力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然是最放心的了。 　　征战南北 追随张作霖左右 　　张作相投奔张作霖后，伴其鞍前马后，一直冲杀在战场的最前线。大漠剿匪是张作霖被清廷招抚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08年，张作相跟随张作霖去洮南剿匪。张作相到了洮南后，立即和蒙古的陶克陶胡等接触。当时，这股匪帮在沙俄策动下阴谋叛国，到处抢掠，并残杀各族人民。清政府曾调吉、黑两省驻军进剿过一年，未见成效。这次张作霖兵分三路，进入大兴安岭的索伦河和达尔罕旗一带。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草原上的沙漠滩中没有正式道路，也没有村落和林木为据点或作标记，从而增加了进剿的困难。当张作相等人统领的第二路开始迎战陶克陶胡匪帮时，发现陶部非常强悍，他们依靠熟悉的地形、精湛的骑术，敏捷的行动，有时发动突然袭击，有时用套马杆套人，因此攻击很不得力。为了加强平叛实力，奉天两次增兵，每次都派来两个营。前后加在一起，围剿陶匪的清军共有7个营，张作相统领5个营。兵力增加了，但与陶匪作战仍未见成效。在进退维谷之时，张作相针对陶匪的战术特点，建议由马、步二军配合作战前进。具体地说，士兵每人都准备一把锋利短刀，战斗一开始，步兵刀砍马腿，骑兵刀砍马杆子上的绳套，以此削弱陶匪骑兵的作战优势。张作霖采纳了张作相的这个战法，结果陶匪马仆人落，套杆失去作用，人慌马乱，大受挫折。此后围剿陶匪的清军，虽也时遭包围夜袭，但被动的战局基本好转。经过一年的苦战，蒙匪或被击毙或被生擒，逐陶克陶胡于大兴安岭以北，胜利地结束了这场平叛之役。张作霖知道这次胜利得力于张作相的战术建议，因此对其更加尊重和信赖，并与张作相等8人结为兄弟，张作相成为张作霖最可信赖的把兄弟。 　　张作相对张作霖中忠心耿耿，他对张作霖进兵关内虽持有不同意见，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张作霖发动的军阀混战。从1918年开始，张作相10年中5次入关，而且每次都兢兢业业，竭忠尽职：1918年奉系援湘时，他率部入关，把奉系势力扩展到关内；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他派部暗中支持直系，扩大了奉系在关内的势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积极参加，并在张作霖败北后鼓励其东山再起而整军经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他与郭松龄为全歼直军的主力立下战功；1926年在阎锡山、冯玉祥进军北京威胁张作霖的统治时，他又率部进攻山西。 　　尤其是1924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相被任命为奉军第四军军长，与副军长阚朝玺带领6个团作总预备队，集结于兴城、绥中以及锦县附近待命。战争打响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战事非常激烈。双方都在寻找突破口。由于吴佩孚在九门口以北使用的是非直系的主力，战斗力差，成为这一线的薄弱环节。在奉军的猛烈攻击下，这一带很快垮了下来。奉军乘胜攻克了战略要地石门寨。吴佩孚紧急调运精兵在秦皇岛登陆。在这个重要时刻，奉军指挥部决定：命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全部兵力和郭松龄部向秦皇岛方向出击，强占秦皇岛，截断吴佩孚主力的归路。张作相部投入战斗时，正是奉直两方作战的紧要时候，也是双方主力决一雌雄的关键时刻，它的胜败决定交战双方的存亡。当战斗正酣，忽闻吴佩孚的冯玉祥部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官兵无不慌恐，张作相趁吴军慌乱和无心恋战之际，和郭松龄乘胜攻击，以破竹之势迅速向秦皇岛推进，并占领了秦皇岛，完全切断了吴佩孚军的退路，对吴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吴军败局已定。张作相的这次入关，为张作霖战胜曹吴，扩大关内地盘，称雄中原，起了不小的作用。 　　治理吉林 稳定张作霖大后方 　　张作霖在进军关内、逐鹿中原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东北这个大后方的稳固，派往东北三省的主官都是自己最值得信任的人。从1924年起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作相任东三省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后改称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在吉林督政长达7年之久，在内政和对日交涉方面都独当一面，确保一方统治。 　　张作相在吉林期间坚持保境安民，他清剿胡匪，澄清吏治；积极整顿财政税收，使过去历年亏空的财政，年年收入均有增加，并将盈余的财政收入用于公益事业建设：组建吉林省城自来水筹备处，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排除外来阻力成立了吉海（吉林-海龙）铁路建设筹备处，修建吉海铁路；主持修筑了吉林第一条柏油马路，展扩了城市街路；为发展吉林的教育事业，张作相拨款在城外八百垄（今东北电力学院校址）建立了全省最早的一所大学―― 吉林省立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张作相亲任校长，开了吉林高等教育的先河……这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施行，也为吉林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禁种鸦片烟、根绝鸦片毒害是张作相在吉林的一贯政策。他常对身边的同僚说：“我张作相再苦再难，也不能放开烟，挣那份钱就会亡国灭种啊！”他严格制订禁烟政策，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对鸦片的种、运、集、食严加查禁。在毗邻的奉、黑两省边界及交通要冲之地，设禁烟药料查验所，采取各种措施，防堵毒品进入吉林省。对于种植鸦片者明令缉拿惩办，并严厉打击鸦片毒贩，毫不手软。这些措施使吉林全省免受鸦片之害，他的禁烟政策深得人心。在那个时代，张作相能公开禁种鸦片，而且洁身自好，带头不吸食鸦片，在军阀中是不多见的。 　　1927年10月，张作霖急与日本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1928年2月，日本逼迫张作霖加紧签订其承造合同，因“满蒙新五路”（敦图、长大、洮索、吉五、延海）多在吉林境内，故张作霖要求张作相负责签字。张作相采取“能拖就拖，能推就推”的办法与日周旋，拒签辱约。他授意吉林省议会致电张作霖，提出反对日本筑路的意见，称：“把铁路建设权给予外人，将留下大患”，“无论日本人玩弄什么权术，亦断不能允许他们以该项铁路权利，必须坚决拒绝”。张作相因拒签丧失主权的条约而遭日本军部的忌恨，认为“张作相是敷设吉会（吉林――朝鲜会宁）铁路最顽固的反对者”。2月7日，日本代表江藤会见张作相，说明张作霖已答应由其签字，张作相说：“对大帅决定事宜不应反对，但由于事关重大，待战争（对抗北伐的战争）结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 　　哭谏张作霖 稳定奉系内部 　　郭松龄倒戈反奉是张作霖在称雄过程中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打击，张作霖曾“一度濒于绝境，以至于不得不做好逃跑的准备”，他对郭松龄恨之入骨，誓将“枭首剜心，祭他的阵亡将士，以泄心头私愤”。1925年 12月29日晚，张作霖在大帅府召集讨郭善后会议，向与会各位将领询问处置办法，老派人物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因平素仇恨郭松龄等新派分子，要求将郭派分子一网打尽。杨宇霆坚决主张“根除首要分子”。唯独张作相力排众议，郑重提出：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应一律免予追究。郭松龄反奉，都是汉卿（张学良）的军队，也是您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该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 　　张作相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要紧的是不能再出现第二个郭松龄，应收复心，加强团结，壮大队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张作相的提议遭到在场的多数人反对。张作相虽竭力争辩达两个小时之久，室内空气还是未缓和下来。“总得杀几个”的声浪仍是不断掀起。张作相见自己的意见应和者寡，眼看有那么多弟兄要断头，急得直掉眼泪，竟在会场上失声痛哭说：“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看见不幸的惨剧再次发生。” 　　会场里的紧张气氛慢慢缓和下来，最后大家不得不默许张作相的建议。这时张作霖又提出对张学良的处分决定：“这次兵变，郭鬼子闹得我痛心极了，小六子信任郭鬼子比信任他老子还胜，闹到这步天地，几乎把我闹得身败名裂。当时我要抓着他，我一定把他处理啦，妈拉巴子，可把我害苦了，非毙了他不可！”老派人物们面面相觑，杨宇霆对此不置一词。还是张作相接着说：“汉卿年轻，受了郭鬼子的骗，罪魁祸首是郭鬼子。再说，倒戈部队垮得这么快，多亏汉卿在里面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才控制了郭的主力部队，他见了我痛哭流涕，不敢来见您老，他表示一定接受教训。至于其他将领多是协从，咱们东北军不能再自相残杀了，我看汉卿他心中有数，让他酌情处理吧！”最后，张作霖总算点了头。张学良知道会议情况后，对张作相非常感激，此后也就更加敬重他了。 　　张作相的哭谏是为张作霖的霸业着想。由于张作相的坚持，奉系内部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保存了奉系一批骨干将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在东北军进关和西安事变时期成为中、高级骨干。张作相此举深得人心，在奉军中传为佳话。 　　辅助“幼主” 报答张作霖知遇之恩 　　张作霖一直将长子张学良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进行培养。张作相感念张作霖的知遇之恩，一向视张学良为少主，以长辈的无私处处对张学良加以关照和扶持。 　　早在张学良在东三省讲武堂读书的时候，还未正式毕业，官居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和卫队旅旅长的张作相，就把张学良要到他的卫队混成旅任第二团团长。张学良正式毕业后，张作相便辞去旅长之职，由张学良正式接任卫队旅旅长职务。这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是最年轻的旅长了。张学良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21年，张学良奉父命东渡日本观秋操，这是张学良第一次走出国门，而陪同他出访的就是张作相。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一时间，奉系军中群龙无首。奉军“老派”希望张作相上台，“新派”希望张学良上台。当时，张学良的部队皆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吉林和黑龙江并不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依张学良的威望，不足于以其父的继承。当时，张作相凭借资历、声望和人脉，都胜张学良一筹。6月2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然而张作相却出人意料地一直固辞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由张学良来主政东北。尽管张学良多次把东三省议会的公推书和印信送给他，他都坚持把“帅印”送还张学良。并一再坚决表示：老帅已逝，学良子承父业，顺理成章，自己愿尽辅佐的责任。他还对劝他的人说：“老帅在世时，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在张作相的坚持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再次召开会议，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作相在会上带头表示：“我们服从总司令就同服从大元帅一样，都要坚决服从总司令的命令，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保卫东北，抵御外侮。如此，才能对得起大元帅，对得起总司令和东北父老兄弟。”然而在私底下，张作相又对张学良说：“小六子你放心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你不好好地干，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作为奉系老辈中最有分量的人物，张作相这一番话，等于一锤定音，解决了张学良的继承权问题。张学良取得了东北最高权力，开始了奉系军阀史上的少帅时代。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张作相任副司令。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进关，张作相则作为留守大臣，任东北四省留守司令，尽心尽力地替张学良“看家护院”，主持东北后方一切事务。 　　保持气节 始终关注“少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正在锦州西郊料理父亲丧事，吉林省主席由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趁机出卖了吉林，当上了可耻的卖国贼。张作相对此非常愤慨，曾申令吉林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令，并派诚允到宾县另建吉林省临时政府，但也无济于事，事态无可挽回。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作相退出军政界，举家住进天津英租界剑桥道东端，即今重庆道4号的一幢三层洋楼内。此后，他一直在天津隐居。 　　隐居天津期间，张作相在家养花种草消磨时光。他的盟兄弟张景惠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当了汉奸，曾几次派人找他，强行要他出山任职，帮助日本关东军干事，他都予以拒绝。由于家里每日开销甚大，张作相曾与日本人交涉，要求发还其在东北的财产。日本人提出要他以和张学良在政治上断绝往来为条件，张作相坚决不肯。日本人还多次亲自出面，引诱张作相，张作相始终不为所动，最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人竟将张作相父亲的坟墓炸毁以泄愤。 　　在天津期间，与张作相有往来的多系未投敌的至好和旧部，每逢春节，张作相总会偕子前去给他们拜年。张学良离开平津后，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和四夫人许氏，有事也常来找张作相商量。 　　虽然离开军政界，但张作相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状况。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东三省讲武堂同学会，住在天津的原东北军旅长赵绍武要去西安开会。张作相听到消息后，特地拜托赵说：“你要去西安，很好。借此机会去看看他（指张学良），把咱们东北最近情况说说，也问问他，咱东北军调到陕甘后有什么变化？如果他没有时间，你可以问瑞峰（米春霖字，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作相嘱其转告张学良：当前形势复杂，以保存实力为上策，将来也好打回东北去。赵绍武到西安后，张学良接见了他，先问候张作相的身体如何，有困难没有。赵转达了张作相对张学良的嘱咐。张学良点头称是，并告之：“一切请辅帅放心。”回天津后，赵绍武向张作相汇报了西安见闻。张作相思考了一会儿说：“据我从军多年的经验，西安可能要出大乱子。”此话果然不差，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作相曾派赵绍武向张学良转述他的意见：“最好勿杀蒋介石。杀了，内战又起，对抗战不利。”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张作相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后来听说此事非常气愤：“汉卿还是缺乏头脑，要是我知道，绝不会同意。”张作相对张学良忧心忡忡，焦虑万分。此后，他为搭救张学良而努力四处奔走。 　　抗战胜利后，张作相曾在蒋介石的一次宴请上请求释放张学良，他对蒋介石说：“汉卿犯上已经反省九年了，请主席恩准他戴罪立功。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汉卿如回东北接收国家主权，必能顺利而符主席的希望。”蒋介石听后，不置可否。此后，张作相又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均石沉大海。蒋介石也因此并没有立即起用张作相，直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事力量在东北战场上已经土崩瓦解，才委任他为光杆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夕，曾派人催请张作相去台湾，几次送来飞机票，并为其家属准备了半条船的空位，张作相毫不动心，并严厉告诉家人：谁也不许走！ 　　1949年4月19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张作相患脑溢血在天津逝世，终年68岁。 　　张作霖的铁杆兄弟、嫡系骨干将领、张学良忠实的“辅帅”，这些都是张作相的标签。纵观张作相的一生，忠心辅佐张氏父子两代，这一方面说明张作相的忠厚仁义的本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张作霖精明的识人之方、用人之道和“人格魅力”。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