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慈善事业

□宋遂良

美国的钢铁巨头、慈善事业的奠基人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有一句名言:“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罪富心理”(不似中国的“仇富心理”)。

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发达的。窃以为,要了解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必须了解它的慈善事业。这个庞大的事业包括捐赠和义工两部分。据2001年统计,个人捐款达1610亿美元,遗产、基金会、企业捐款2120亿美元。2009年,每个家庭平均捐1000多美元,人均捐227美元。75%以上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年收入1万美元的家庭平均捐出5.2%,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则为2.2%(可见钱越少的人还越捐得多),是同年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比尔·盖茨累计捐款已有380亿美元,另一位巨富巴菲特累计捐款已达442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人还积极热情做义工,18岁以上的人平均每周志愿服务3.5小时。义工服务有记录,有助于升学、就业的考绩。我看过我外孙女所上的小学一学年内征招义工(课外辅导、代课教师)和学校建设所需要募捐款项的计划。校长说,这些计划在家长和企业的赞助下都能完成。

盖茨大概有家产900亿美元。他已经声明将把98%的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只给三个孩子各留下1000万美元。盖茨是一个不会花钱的人,穿的是T恤和牛仔裤,吃的是汉堡包。他说,“当你有一亿美元时,钱对你就只是一个符号,实际上毫无意义。”

美国的钢铁巨头、慈善事业的奠基人安德鲁·卡耐基(1835-1919)有一句名言:“人死富有,死而蒙羞”(或译“带着这么多的钱进棺材是不光彩的”)。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罪富心理”(不似中国的“仇富心理”)。美国人并不敬慕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这种文化也有其历史渊源。首次登上美洲大陆的五月花号船员在船上是没有私人财产的,所有的器具都是公用,一人有困难,大家都帮助,而他们遇到的土著居民欢迎他们时比他们更“基督”,更乐于助人。

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还与严密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关。有学者把现代美国社会分为三部分:一、政府；二、营利机构(企业、公司)；三、非营利机构,即慈善组织、社会福利组织和宗教组织这样的“独立部门”,它们不受命或依赖于政府和企业,有很高的荣誉感和自律意识,来自政府、董事会、民间专业评估机构和媒体舆论的监督(这种监督被形容为“永不闭眼、无孔不入”),使它们有很高的办事效率和崇高形象。基金会不是坐收存款利息,而是搞经营,买基金、股票、债券乃至办工厂、搞贸易,所以越滚越大。据2007年统计,全美共有慈善基金会75000家,拥有基金6700亿美元,占美国全年GDP的9%,各种志愿者组织超过100万个。

美国人受基督文化的影响,有一种给予、互助的良好传统,他们认为富人是进不了天堂的。而富人呢,他们也知道,独富是不安全的,为富不仁是没有好下场的。从正面说,他们有崇高的人道主义；从现实一面而言,他们也有一种“花钱买平安”或曰“破财免灾”的自保意识。我女儿就读的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公寓有一间洗衣房,那房中的一角,摆满书籍、衣服、鞋子、日用品,还有自行车、电视机等,都是已毕业离校的学生留下的或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供其他学生自由拿取交换。我那次陪女儿去,她就从那里拿了三本书。我那个去年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的21岁的外孙,一找到工作就参加了援助非洲孩子的活动,每月要寄43美元给一个非洲的5岁孩子直到他18岁,那孩子常给他写信、寄照片。我知道外孙并不宽裕,但他要坚持。我还经常看到小区居民的家门口摆放着用塑料袋装好的衣物、用具,写上一张字条任人拿取。我就“捡”到过一辆自行车、一张电脑桌,那个赠与者还帮我把桌子架到我肩上,我只有连声说“Thank　you”了。每遇休假日还有一种家庭“跳蚤市场”,要搬家的或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七八成新)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卖给别人,自己精神上得到一种“手有余香”的愉快。美国还有规模很大的、像工厂一样、除食品以外应有尽有的二手货市场,所有物品都是捐赠或由慈善机构收集的,经消毒洗净整理好后廉价出售,逢节假日、纪念日还打五折或七五折,购买者人山人海,大多是穷人,一车一车地往外推。我买过一双九成新的帆船牌皮鞋,只花了7美元,如果到正规店买新的要80美元。美国人不喜欢保存眼下用不着的东西,又没有废品收购站。你要想把一张沙发扔掉,还得出钱请人运送。

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还由于它有一系列逐步完善的制度、政策。美国是一个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国家,民间组织、社区有充分、成熟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活动空间。政府不介入这种活动,只是在一旁帮助和监督,并给予种种优惠政策。例如美国政府一直征收高额遗产与赠与税,遗产越多税越高,300万美元的遗产税率为55%,而且要先交上这165万美元的税以后才可以领到300万美元的遗产。

长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完善的法制和良好的道德环境,是美国慈善事业兴旺发达的原因。它促使社会稳定、和谐、公正,减少贫富差别和集群冲突,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少数犯罪分子改变不了这个大局。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