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历程_张立进

2016年6月Jun．2016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第33卷第3期Vol. 33

NO．3

doi ：12．3969/j．issn．1672-0598．2016．03．01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历程

1，2

*

张立进

（1．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54；2．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经历了酝酿与准备、艰难探索、初步形成

等阶段，反映了近代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造。尤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结合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国情，努力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框架和基本轮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政治制度；基本国情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6）03-0076-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构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既弘扬超越传统文化又借鉴融合世界文明的政治发展之路。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概念；十七大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十八大指出已经“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

［1］

”道路决定命运，奋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远眺（1840—1919）

理论界对中国道路历史起点的认识颇有争论，或认为始于19世纪末，或始于改革开放，或始于新中国成立，或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2］

。中国道路是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

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因此，对中国道路历史缘起的不同认识，实质上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起点理解和划分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作为根植中国土壤、延续中华传统，塑造并赋予国家、民族以独特性格和禀赋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孕育成形。我们必须将其置放

斗实现梦想，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缘何而起，，的形成历程，认真研究从何而来”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尤其在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的情况下，对于增强我们的

*

［2015-09-10收稿日期］

［）“群众路线视阈下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西安科技大学科研培育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4E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机理研究”基金项目（201366［作者简介］张立进（1975—），男，河南邓州人；政治学博士，西安科技大学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政

治学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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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以更加恢弘的视野去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这条道路发生的客观缘起及其背，“自后所隐藏的规律性内容。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鸦片战争所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造成的严重后果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的设定及其发展轨道的选择，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后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的地位，打破了封建主义自主发展的道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外部民族矛盾、国内政治危机难分难解地纠葛在一起，人民贫困化和不自由的程度世所罕见，由此“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4］［3］

“老戏”封建帝制的落下了帷幕，开启了资产阶级民。然而新政权之下，“新剧目”新价值与主共和国的

旧传统、中央与地方、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与冲突难以有效弥合，矛盾愈演愈烈，不断走向全局性的对抗和冲突，业已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始终不能稳定地发挥作用，革命成果亦被私人势力所窃取，导致“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此后军阀长期混战，帝国主义国家分而治之，余。

中国徒具独立共和之名而无其实，即便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未改变其新军阀的政治禀赋。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移植西方制度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自外移植而来的制度之树只有符合本土的历——社会———文化土壤才能生根和成活，史—因此要对社会等深层次因素予以彻底清理、再造，包中国文化、

括对传统陋习、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以造就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生长的社会基础。循着这样的逻辑理路，，“至根本救济，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与现代思潮相

［7］

”新文化运动对传布新的政治文接触，而促其猛醒。

［6］

。不同的阶

级寻求不同的政治发展方向和策略，代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选择，而只有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最终引领人们达致预期的历史目标。这样，近代各阶级、政党、派别纷纷登场亮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努力融入到探寻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努力之中，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目标的实现。

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士大夫阶层怀着强烈的“睁眼看世界”，忧患意识，率先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坚决抵御外侮，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深入思考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和命运，代表了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开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新气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将“仿习机器”作为“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大规模从事军械技艺等器物、技术层面的引进与建设。但由于洋务派固守“中体西用”的理念，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仍然局限于封建统治的框架内。而由农民阶级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虽从根本上撼动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其政治归宿却无法摆脱复制或依附旧体系的窠臼。甲午战败引发了士大夫阶层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康梁维新派试图在封建专制的躯体上温和嫁接西方立宪君主制度，结果无异于“缘木

［5］

求鱼”，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无疑将中国人民探

起到了应有的思想化、塑造时代所要求的“政治人”启蒙的作用，但运动前期主要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并不明显。

回溯历史，近代以来各阶级、各派别悉数出场，“疗救”真诚地拿出各种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政治出现过些许好转的迹象，但由于真正的“病因”“病理”“病情”未摸清，因而并未得以根本纾解。旧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陷入死胡同，政治现实一如陈独，“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秀所述之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来做元首和老头儿做元首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复辟，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时代愈发呼唤进步阶级及其思想的，“从出现，以探寻新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此意义上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9］

［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与准备（1919—1949）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独立的面目和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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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政治发展道路的思索和努力推向了深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使维持了两千多年

政治发展由此肇端，就连处于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也倍感振奋，看到该运动发生后，爱国青年无不以，“虽以顽劣之伪革新思想为将来革命事业做准备

“倘能继长增高，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使原本纯粹的思想启蒙运动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渐居主导地位的过程。随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在彼此需要、相互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崭新生产力的代表，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彻底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历史性地——中国共产党的身落在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

上。共产党以先进的世界观、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建党伊始即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揭示了政治发展的终极方向；最低纲领是要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补课”任务，实现现代政治体系的重建，这为苦难深重却又不知何往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就实质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合法性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以确立的。

政治发展目标的确定并不意味着政治发展路途的平坦，相反却可能充满艰险和挑战。新型的政治发展显然需要新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既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又缺乏理论探索上的自觉，简单地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照搬苏俄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之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政治发展理论的有效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有机统一、政治发展目标与具体的政治发展路径紧密衔接，系统解决了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革命发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而急迫的现实问题，形成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和纲领。这些学说和纲领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即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摧毁了反动的旧政权、建立了新民主主，“这样巨大的胜利绝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义中国

象，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必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政治体系结果。78

［10］

［6］

总结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的经验，的全面变迁，

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是在共产党诞生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旧民主主义轨道。正如刘云山所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指出，四分五裂，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成为最紧迫的历史课题

，时候”各阶级、政党、政治派别纷纷拿出包括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多党制等在内的各种试验方案，但，“直到1921无一例外地显示出“水土不服”的症候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11］

新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可见，

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顺应近代以来政治发展潮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出的历史抉择。如果按照葛兰西“现代君主论”来阐释政党和民众的关系，即“没有人民的君主只是理论的君主，而没有君主的人民只是（马克思早年说过的）未被思想的闪电所击中的‘朴素的人民园

［12］

”。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大众实现了具体的地’

历史的统一。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描绘的政治发展蓝图，中国人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他们“以新社会

［13］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推动政治发展

的热情和创造力被极大地激发和调动起来。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改变了旧中国割据混战、一盘散沙的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创造了政治前提，而且“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这种民主是新型的民主，级，争得民主。即真正的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民主，所以这场革命既是民族革命，又是民主革命。它在摧毁旧的统治模式和旧制度的同时，组建了全新的政治共同体，确立了迥异于以往的政治价值观、合法性模式和新的政治制度。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即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政体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架构也渐具雏形。

［1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1949—1978）

新民主主义社会自建立伊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过渡时期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进而巩固新生政权、迅速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探索到的正确，“因此，道路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15］

建设阶段。全国人大重新制订了包括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同时启动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及准备工作。可以说，法制建设既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其沿着健康轨道运行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重建社会道德、改造旧的政治文化，建设新政治体系的软件系统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的又一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改革教育工作，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清除原有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思想改造，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广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大人民群众中逐渐树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意识为越来越多的社，“在全国范围内，会成员所接受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及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规”这是旧中国不曾有的。范正在形成。

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经确立的先进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重大现实课题。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把握不准，急躁冒进，又因当时国际局势紧张等因素，国内出现了不安定状况，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暴露，由此中共开始突破既有政治发展模式的藩篱，自主探索政治发展的路径，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不要四面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击

问题》以及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分析等，集中反映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政治的思想结晶。但这些正确的发展思路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未能阻挡住错误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被错误的倾向所压倒。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到最终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健康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被，“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扭曲，尤其是个人崇拜的盛行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结果，坏。民主法制的防波堤未能抵挡住个人盲信和群众运动狂飙的冲撞，导致“文革”时期政治发。“文革”结束后，由于党中央还没有从展严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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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7］

［16］

在继

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遗留任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过渡时期理论运用于中国具“建设和改造并举、体实际，实行消灭阶级与改造个人相结合”方针及和平赎买等手段变革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避免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

初步完成新型政治制度体系的构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正式建立。这套崭新的制度体系以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为基础，既是对长期革命斗争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国体上，新中国采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将专政和民主有机统一起来；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人民的意志并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党际关系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成为真诚合作的亲密友党，其合作的基本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结构上，采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形式；民族治理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少数民族行使管理本民族各项事务的权利等。不仅如此，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新形势的需要，加强执政党对政府工作、中央对地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国家行政体制、干部管理制度、国营企业的领导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中共八大的召开为标志，新民主主义政治开始向社会主义政治转型。

重建法律和道德秩序。伴随着社会主义性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新中国开始步入有系统的法制

思想上彻底清算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顽固坚持过去的路线，并作出“两个凡是”的政治表态，继续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手脚。这样，在中国政治发展重新出现转机之际，由于人为划设的各种“禁区”的存在，使得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政治发展陷入了进步与徘徊交织并存的境地。

确立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任何政治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改变不了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实质，换句话说，凡政治发展都须沿着一定方向并在既设的轨道内运行，不能突破相应的底线。鉴于在拨乱反正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抬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基，是政治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提“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的问出要

”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2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1978—199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结合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国情，努力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上层建筑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框架和基本轮廓。

执政党建设步入常态化。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素质状况直接关系政治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行政过”因而执政程中核心的、主导的体制化政治结构。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而实现党建设成为引领、

由革命性政治发展向改革性政治发展转变的关键。而要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首先应当把全党的思想从过去的狂热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回归常识和理性，若思想僵化、固守教条，就会抑制自身的生机和活力，甚至亡党亡国。对新时期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更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业，尤其需要打破条条框框的禁锢，在实践中开辟新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在全党范围内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思想解放，，“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

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5］

［18］

反复强调“稳定压

倒一切”的命题，这是洞悉世界政治发展规律并审视自身政治发展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深刻结论。此外，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既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也不移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机制，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这就意味着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路。中国共产党即开始自觉、有意识地走上了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顺应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将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民主的重要性，辩证看待和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坚决摒弃所谓的“大民，主”树立健康科学的民主观。在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并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之一。十四大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

［22］

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认

［21］［20］

十

使党在指导思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相关重要决议，

想上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其次，党内民主得到恢复与发展。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内，“开创了党民主方面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会议”内民主崭新风尚。

［19］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理论方面的重识的突破，

大进展。同时，民主需要法制予以确认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法制建设的保障和跟进。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人民民主必须由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的理念，强调推进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严格法律执行的每一个环节，从执政党层面首先宣告了法治精神的回归，国家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自此，中共在党内民主集中

制、党内民主生活会、党内选举、党员个人权利保障等方面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并注重通过强化组织和作风建设以推动党内民主的深入发展。80

［20］

以后就开始抓法制”。1982年宪法修正案纠正

意识形态，在对原意识形态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其概念体系进行新的创造性阐释。在改革的“走一步看一路径和方式上，运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为表步

现的经验理性和实践理性，逐渐完成战略步骤的展开。在改革的目标上抛弃革命激情主义困扰，从国情出发，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修正快速进入“千年王国”的神话。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上，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根本任务相统一，使社会主义表征变得丰满生动。基于依靠领导人个人的超凡魅力推动政治发展的危险性和不可持续性，邓小平敏锐意识到，“这些方面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的根本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因此必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须强化制度的力量，把“祛魅”后的政治权威，交由制度文明去塑造。邓小平多次讲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

［20］

［21］

“左”了1978年宪法中的的倾向，一方面将“公民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提高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它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的宪法性地位

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增强了民”主权利在实践中的实行和操作性。

［23］

在宪法指导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下，各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具体法律法规相继得以制定、完善。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树立法制观念，这实际上是从深层次探讨树立公民法治意识这一重要问题。

“8．18”把改革开放作为政治发展的持久动力。以讲话为起点，政治改革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随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主要内容、方法步骤、评价标准等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导。中共十三大在深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原则，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使政治体制改革步入整体实施阶段。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制度上模仿前苏联较多，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不是很成功，因此“我们现在提出的政治体制改”这就为完善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确立了基础性原则。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处理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完善法律法规、废除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开放可以促进改革。只有打开国门、秉持开放的心态，通过比较和鉴别，全面客观地反思改革成效，才能“大胆

［20］

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20］

为

此，他努力实现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并为建立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凸显制度权威和法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画卷所添加的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形成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

［20］

自近代以来旧民主主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

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使其更为科学、文明、合理。此外，改革开放的环境对政治发展，“基层民主之所至关重要，譬如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文革’以在以后迅速在全国发展和当时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19］

义政治发展道路渐次让位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再逐渐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艰难而又漫长的历程折射出了无数先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创造。

“祛魅”。“文化大革命”与加强制度权威后，中共推动革命性政治文化向改革性政治文化转变，政治文化的现世性、理性化、参与性和开放性、包容度，“它使人们的行动摆得以提高，世俗理性逐渐觉醒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逐步消解了全面控制社会精神领域的革命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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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

Analysis of Formative Process of Socialist Ｒoad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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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Li-jin 1，

（1．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Xian 710054，China ；2．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Xian 710062，China ）

Abstract ：Through historical overlooking ，all things can trace back to the real origin．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road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including brewing and preparation ，difficult exploration and preliminary formation ，which reflect the hard exploration and great creation of countless outstanding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people since the modern times．Especial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second generati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Deng Xiaoping as the core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society-cultur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tried hard to break the rigid mode of socialism ，reformed and perfected the superstructure with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which gradually formed the main framework and basic outline of the socialist road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Chinese road ；political system ；basic nation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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